爱华网在中国企业史的研究中，日本是一个可以参照的对象。过去150年间，这两个东方国家在三个重大的时空上出现过惊人的类比点。第一个时间点是1870年前后，当时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动洋务运动，日本则进入明治维新，两国几乎同时进行了工业化变革；第二次是1945年前后，日本战败变成一片废墟，而中国也处在国共和谈的转折点，第三次就是当下，日本与中国的经济总量分别处在全球的第二、第三位。这种对比，有时候实在让人有点莫名的宿命感。
今天的专栏说一件很可比照的商业往事，时间点是1884年。
那一年，盛宣怀成了当时朝廷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的督办。在过去的13年里，这家企业“官督商办”，其经营活动一直由买办出身的唐廷枢、徐润两人把持。在企业站稳脚跟后，国营体制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无可避免。唐、徐两人联名禀报李鸿章，称将官款“依期分还，币息陆续缴官，嗣后商务由商任之，盈亏商认，与官无涉，请免派员”。唐、徐此议等于要把招商局民营化，如果能够依此执行，洋务运动将可能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可是，这显然大大地不合李中堂心思，他找到机会把唐、徐两人清除出局，派来自己的心腹盛宣怀。
盛宣怀上任之后，当即宣布朝廷“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唐徐时期，官派人员很少插手具体的经营事务，而自此之后，盛氏身兼督办、总办双职，终于弄得官商不分。他还暗用政府权势，逼迫其他的私人股东一一撤股，使股权结构全面变色，招商局成了一家官督“盛”办的企业。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这个“中国首家现代企业”还将几次经历产权争夺的大戏，可谓产权演变的“缩影”。
盛宣怀的这些行径，既跟唐、徐的民营治理观念全然不同，也跟当初李鸿章“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的思路大有出入，为了权力，他背叛了13年前的理念。盛氏风格日后被一路传承，祸害百年。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股与商股完全没有平等的权利与地位。
1884年——也就是盛宣怀夺权招商局的同一年，在日本，明治政府将当时日本最大的造船企业、几乎与招商局同期创办的长崎造船所，仅以1日元的象征价格“出售”给私营企业家岩崎弥太郎，这家企业后来发展为着名的三菱株式会社。
1870年代初期，中国与日本都开始工业化变革，两国均诞生了很多近代工厂，其现代化速度也非常近似。可是在十余年后，两国突然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盛宣怀让招商局重回官僚管制的同时，日本则出现了一次十分坚决的民营化，明治政府认识到国有官营弊端太大,便毅然改弦更张推行民营化。着名政治家、曾出任明治政府首相的伊藤博文阐述说，明治政府创办各种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这些工矿企业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完成了历史使命后，政府就应该把这些官营企业售给民间商社。
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政府相继把众多国营的工厂转卖给私营企业家，有的甚至类似长崎造船所这样的“白送”。私营化运动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快速成长，自1884年末到1892年，日本股份公司的数字和资金总额分别由2392家、1亿日元增加到5444家、2.8亿日元，并出现了三井、三菱、关西铁路等众多财阀型私人企业。与不同的工业化思路相关联的是，两国在政治体制上的演变也南辕北辙。1889年，日本设立国会，颁布宪法，从而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新体制。
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导致了两国后来截然不同的国运。百年后回视那条历史迷雾中的十字路口，令人哑然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