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言
2008年1月下旬，历史悠久的法国兴业银行(下称法兴银行或法兴)被31岁的权证市场交易员凯维埃尔(Jerome Kerviel)拖入丑闻的阴影中。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凯维埃尔以欺诈手段从事期货买卖，违规头寸高达500亿欧元，至1月23日被平仓，导致这家国有金融机构损失64亿欧元的巨款。
1月24日，法兴银行总稽核部受集团执行委员会委托，开始对凯维埃尔的欺诈交易行为展开内部调查。力图从丑闻和损失中逆转劣势的法兴银行，在这次以“绿色使命”命名的内部行动中，共调查了全球股权衍生工具部门与固定受益、货币和大宗商品业务部门315名员工，并对他们所持仓位进行检查，以确信凯维埃尔之举的个体性，将损失精确化，同时也对自身的风险控制流程和执行进行重新审视。
四个月后，一份《“绿色使命”总结报告》出炉。其中对凯维埃尔欺诈行为过程的还原，暴露了一再出现的管控漏洞和虚弱的风险控制执行力。对于法兴而言，报告的结论足以令其庆幸，因为欺诈行为并未蔓延，并最终得到了较妥善的处理。但观察者的目光则落于凯维埃尔事件的另一面。
凯维埃尔的真实交易头寸于2007年7月31日扭亏为盈，11月20日他靠违规头寸盈利15亿欧元并成功保持长达两个月。假如他落袋为安并及时改变投资方向，或者市场继续按他的预期发展，今天盈利有可能已超过30亿、60亿欧元!如果事实如此，“滥权”和“欺诈”可能被人们抛诸脑后，凯维埃尔将成为法兰西的英雄，成为继巴菲特、索罗斯、罗杰斯、彼得·林奇之后又一颗冉冉升起的金融巨星。
然而，假如凯维埃尔盈利，必定有另外的“法兴”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为他的违规头寸埋单。衍生品市场都是“零和游戏”，金融交易只能转移财富却不能创造财富。诚如凯维埃尔对检查官让-克洛德·马林提供的证词——“其他交易员也以相似的方式操作，并超越了他们的交易额度”。
凯维埃尔既非始作俑者也非终结者。谁能保证这种心存侥幸的冒险不会蛊惑人心?或今后再也不会发生?或现在已经通过自查和监管而全部清仓呢?
在“凯维埃尔事件”中，一再出现的监管空白或许正表明，金融机构风险防范思维已到了更新的时候了。
盈亏天平颠覆机构风控能力
创建于拿破仑时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最终成为法国商界支柱之一的法兴银行，一直以全球风险监控最出色著称。尤其在股权衍生品方面，该银行连续五年被《风险》杂志评为第一或第二。而全球知名的英国《银行家》杂志，更授予法兴银行2007年度股权衍生品最佳奖。法兴银行长期扮演世界衍生品交易的领导者角色，是全球另类投资(包括保本基金)领域最大的提供商，被金融界公认为防范风险的典范。
正由于长期形成的相当完善的内部风险监控体系，交易员凯维埃尔的欺诈行为其实早就有迹可寻。
从2006年6月到2008年1月，法兴银行的大多数风控系统自动针对凯维埃尔的各种交易75次拉响报警，其中2006年5次，2007年高达67次，随着交易量的膨胀，警报日趋频繁，平均每月超过5次以上。这75次警报分别出自包括运营、股权衍生品、柜台交易、中央系统管理等28个部门的11种风险控制系统，其中由运营部门和衍生品交易部门发出的警报最多，高达35次。
这11种风控系统几乎是法兴银行后台监控系统的全部，涉及经纪、交易、流量、传输、授权、收益数据分析、市场风险等各个流程和环节。
“绿色使命”调查最终认定其中38次警报与欺诈有直接联系，25次有间接关系。可惜，之前的预警都石沉大海。尤其不可思议的是2007年5月，一个负责监控交易和流量的系统发现，某个星期六有一笔交易居然没有交易对手和经纪人的姓名。直到2008年1月连续三次警报的最后一次——当法兴银行因次贷危机被迫收紧对一家大银行客户的贷款时，才发现凯维埃尔曾盗用该银行客户的账户，做过至少1次最多8次虚拟交易，造成30亿欧元亏损，于是通过电子邮件与对方进行核查。谁知当天核查部门就收到该银行客户的电子邮件，称该项虚拟交易是“真实”的。核查部门立即展开紧急调查，骗局才终于败露。
与其指责风险控制系统的漏洞，不如感叹老牌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执行力的孱弱。凯维埃尔的许多交易看似套利，实为单边投机的交易，且交易金额高达500亿欧元，这些无任何相应实质交易的伪造数据都记录在法兴银行的系统中，风控人员却仅仅关注了净持仓，而没有仔细研判双向持仓;只关注了总头寸，而没有关注每个交易员的边际头寸……
然而，最要害的原因正如凯维埃尔所供述，是自己以往高达15亿欧元的盈利业绩令上司对其违规行为视若无睹——
“我不相信上级主管没有意识到我的交易金额，小额资金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利润……日常交易中，一个交易员根本无法用正常的投资规模赚那么多钱。这让我相信，只要我能盈利，我的上司就会对我的交易手段和交易金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惜这一原因，却不幸被调查报告“忽视”。这类“忽视”恐怕也是所有“完美”的调查报告所共有的现象。
实际上，金融机构无不为交易员盈利设立了诱人的奖励和提成比例——凯维埃尔案发时仍念念不忘30万欧元的年终大奖，此外还有晋级和提升。虽然这些激励机制完全无可厚非，但奖惩不对称，事实上也起到鼓励铤而走险的潜在作用。
而且，在利益驱动的机制下，交易员在机构业务中实权日益膨胀。随着金融机构对政府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的渗透，交易员们依靠手中的客户权益和交易筹码，对期货交易所、监管者甚至外国政府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所在机构的高层管理往往被他们推到一个“边缘化”的境地。因为机构需要他们来保持市场份额，故而不知不觉受交易员左右，变得越来越容易受制于短期机会而非长期稳定性的影响。
但以明星交易员为主体的管理运营模式正面临巨大考验。历次金融丑闻事件，大多演绎了“交易员——明星——魔鬼”的三段式过程。
1月26日，凯维埃尔向巴黎警方投案自首。
法兴银行将全部责任归咎到凯维埃尔身上，两名律师则坚称凯维埃尔没有任何不诚实举动，没私吞一分钱。凯维埃尔经过48小时审讯即被保释。巴黎检控方提出的欺诈罪名也遭到法官拒绝，最终仅以违反信托约定、伪造和使用伪造文件、盗用他人电脑账户密码的罪名起诉。检查官在1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凯维埃尔只不过是想证明自己的价值，“他真的相信可以成功，而且大家都将认可他的金融天赋”。
一夜之间，凯维埃尔又从魔鬼变成另类“英雄”——他为了追求公司利益和实现个人价值而千方百计顽强拼搏——如果成功，可以一飞冲天名利双收;如果失败，也因为纯洁的动机而受到法律的宽恕。
这极富讽刺意义，也从侧面证明，经过无数次交易风险的洗礼，制度漏洞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成为当今防范风险的关键。归根结底是整个市场经营理念中的盈亏天平，暗中影响着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主宰着制度执行的实际效果。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超级机构一再成为风险之源。(见前页表：近年超级机构风险事件频发)
价值观体系的严重对立
机构的严重风险事件，也折射出金融市场中不同投资者价值观体系的偏差。
投资者是金融市场的主体，而机构投资者又是衍生品交易的主力军团。据统计，在全球最大的期货交易所CME，仅投资银行就占了买方51%、卖方38%的交易比例。可以说，机构投资者尤其投资银行的交易行为，对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举足轻重。
去年11月和今年2月初，当欧洲最大的期货交易所Eurex提出法兴银行存在异常交易头寸的警告时，银行只回应说在针对交易所的要求进行技术调整，对凯维埃尔欺诈的蛛丝马迹却轻轻抹去。到底是交易员为了功成名就铤而走险，还是金融巨头们为了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姑息养奸?
其实早在1月初，违规交易已在法兴初现端倪，银行董事会面对数额巨大的交易头寸，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既保住银行的信誉，又将损失降到最低。
1月9日，银行监事会成员罗伯特·戴伊抛售了市值约8570万欧元的法兴银行股票。1月10日，与戴伊有关联的两家基金抛售了市值约960万欧元的法兴银行股票。当时该股价格约为95欧元。
1月19日，当凯维埃尔终于承认其越权行为后，法兴银行紧急成立了独立调查小组。1月20日星期日，查明该项欺诈交易的账面金额高达500亿欧元，董事会主席丹尼尔·波顿立即报告了中央银行和法国金融管理局秘书长，随后于当晚6时30分召开董事会决定：对外公布推迟至完成全部平仓操作之后。
1月23日，星期三，傍晚，全部违规头寸500亿欧元在其挂牌的东京、纽约和巴黎三地通过取消或对冲完成平仓，包括在Eurostoxx、DAX、FTSE指数期货的交易头寸，其占市场交易总规模的8%左右。
直到1月24日，欺诈行为已在股市中传播，法兴银行在正常经营面临挑战时，才不得不向公众披露震惊全球的丑闻部分细节并请求停牌。当天法兴股价大幅下挫，收报71.05欧元的三年多来最低点。接着花旗银行将法兴股价预期从之前的130美元降至65美元，并由“买入”降为“卖出”级，拖累法国股市连续两天大跌。上述三指数均出现2001年以来最大跌幅。全球股市均未能幸免。
按业内人士的观点，董事会主席丹尼尔·波顿临危不乱、果断从容的应急举措堪称典范。对比巴林银行，正由于风险发生后没有采取应急措施，才招致灭顶之灾。而法兴银行董事会在事件发生后冷静处置及时斩仓，把损失降到最低，保证了公司不致破产。但130位小股东及几家公司客户却联名对法兴封锁消息、剥夺公众知情权和董事内幕交易抛售股票等行为提出控诉，法国总统萨科齐也暗示法兴集团的最高管理者应该引咎辞职。不过银行发言人却辩称，该董事抛售股票是在该行知悉丑闻的“很久之前”。
此外，值得追问的是，1月20日知情的央行和法国金融管理局等监管机构，对于延迟披露是否应当负责?
在这里，面对同样的法律法规，投资银行、监管机构和深受其害的广大投资者，其价值观已形成严重对立。法规制度曾经是滴水不漏，而现在人为的越轨证明它们形同虚设。
此外，如果银行等金融机构由于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利率下降，或者监控失效而将资金大量投入金融衍生产品的投机性炒作，是否意味着金融系统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严重退化?意味着银行资金不再拥有安全边界?
利益驱动扭曲市场监管格局
如果说机构和个人要靠追逐利润来生存，则安全边界最终需要政府来守卫。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金融市场无论内部风险管理还是市场监管方面，都已经相当严密和健全，但其为何仍会像薄纸一张，被中级交易员凯维埃尔等轻而易举击破呢?我们不妨审视当下的市场监管格局。
在欧美和亚洲成熟的金融市场，大多由政府部门的国家宏观监管、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和交易所的一线监管，共同构成市场三级监管体系。
政府监管部门无疑是三级监管体系的龙头和核心，而实际却屡屡在危机的形成阶段不见身影，只会出现在危机爆发之后。
以量子基金发动金融风暴横扫亚洲的索罗斯最近提出一种解释：当新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复杂程度到了监管当局无法计算风险，并开始依赖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手段时，目前这轮超级繁荣周期就失去了控制。同样，评级机构也依赖合成产品发明者提供的信息。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不负责任。
金融创新及其衍生工具日益复杂化，是近20年来世界金融领域一个全新的现象。金融创新引发金融体系、金融业务及货币政策等方面的系列问题，使金融监管当局实施有效监管不断遇到新的困难。金融风险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关联度日益增强，所要求的综合监管协调能力越来越高，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压力也不断增大。
长期在期货领域工作的芝加哥律师Gary M.Sinclari从另一角度对此加以分析：“政府并没有准备好足够的人员编制来开展这类必要的监管，因为监管将产生大量的费用，这样做太困难了。”
那么，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和交易所的一线监管又能否共同履行好监控风险的职责呢?他们了解金融衍生产品的复杂程度且不存在政府开支和人员编制问题。
在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是国家金融监管机构之一，于1974年由美国国会建立，负责监管商品期货、期权和金融期货、期权市场，以保护市场参与者和公众不受与商品和金融期货、期权有关的诈骗、市场操纵和不正当经营等活动的侵害，保障期货和期权市场的开放性、竞争性和财务方面的可靠性。
然而在CFTC内部，例如其下属的全球市场咨询委员会，其主要成员包括市场中Citadel对冲基金、JP摩根、花旗和巴克莱、高盛和瑞银等金融巨头的代表。尽管这个委员会并没有直接起草政策，但显然对于CFTC的监管方向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为从投资银行走出来的第三方委员会，他们的声音比其他任何一家都要大。
大型的金融机构也与行业自律组织有着直接的联系。如美国国家期货业协会(FIA)，其主席来自花旗环球市场，副主席则来自JP摩根期货。作为自律监管者，国会制定法律时当然会考虑国家期货协会的意见。在次级债危机中，FIA被指控为整个行业游说辩护。FIA理事会29个职位中有11个，即接近38%的比例由投资银行掌握，其中6个是交易所联盟的拥有者。FIA还经常向国会指证监管问题，对政策变更提供建议。
至于公司制的期货交易所，其性质本身就是股东利益的载体。众所周知，如果交易所股东中包括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则显而易见，他们与其他投资者不会公平地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就在次级债和“法兴事件”被集中调查的过程中，12家领先的、在危机中充当了重要角色的国际金融机构——美国银行、巴克莱资本、花旗银行、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证券、苏格兰皇家银行、JP摩根、美林、易速电子商务和亿万富翁肯·格里芬运作的大型对冲基金Citadel、GETCO LLC、PEAK6等，宣布将合作成立一家全电子化的期货交易所，来对抗CME集团对期货及期权交易的垄断局面。他们中间既有财团、投行，也有经纪商和清算服务机构。该交易所(筹)已经宣布，将在本年度某个时候首先推出美国国库券和欧元期货交易。
冲破垄断无可非议， 但如CME董事会前任主席Patrick Arbor所言：“这些拥有新交易所的公司可能会有了解内幕消息的渠道，比如开放利息头寸之类的数据，他们有大量的自营交易终端。”
当审视投资银行直接交易期货产品、投资机构拥有期货交易所股份、金融财团与监管者关系密切等种种利益交叉渗透现象时，不难发现：貌似公平公正的市场监管机制背后，潜在着非常严重的利益冲突。这是一种潜在危险。危险也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当潜在因素存在而监管不能随时到位时，就很难令人放心。
而在另一层面上，作为维持金融市场正常运行整合机制的信用体系也是危机重重。欧洲一些交易所基于其传统价值观和竞争需要，将信用制度过度用于高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如允许客户透支交易，先下单再补足保证金等。然而事实证明在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这种信用体系几乎每天都遭遇着撕咬和蚕食。巨额的资金、巨量的博弈每天都派生着巨大的诱惑和冲动，天堂与地狱间高速切换常令人身不由己，难以单纯靠法规和制度来掌控。
这一切意味着过去10年建立的金融资本主义标准模式步入终结。这种模式中，金融稳定主要基于金融行业的自我管理。如果无法对金融行业的自律进行有效监控，则市场只能依赖更加严厉的法律和规章——提高准入门栏、降低杠杆比率、限制涨跌幅度、强化持仓报告、加大惩治力度等等。这就是“法兴事件”留给我们的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