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万科董事长王石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当我了解到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期间很多违反法治原则的做法，对于企业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也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薄谷开来杀人、王立军出逃，如果薄不出事，企业家能躲得过他吗？” “出一身冷汗”，王石的一句话把企业家对公权力的恐惧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作为国内风光无限的房地产行业的龙头老大，作为前广东省委副书记的女婿，王石尚且被吓成这样，可以想见，当初在薄治下的重庆，大大小小的企业老板们，日子过得该是何等的步步惊心？ 在中国，政商关系相当微妙。在地方上，政府几乎包办一切：他们负责招商引资，以各种诱惑吸引资本流入；他们负责审批，允许企业注册成立；他们负责批地，让企业主建厂房办公楼；他们负责收税，他们负责年检......甚至公检法一家，他们还可以把商人收监，没收财产—重庆“打黑”，即是如此。当企业初创时，是“政求商”，关系融洽；当企业落地生根后，是“商求政”，商人得看政府脸色。所以但凡在中国做生意，没有谁会傻到“在商言商”。要想挣钱，就必须与公权力保持良好关系，又时时刻刻担心政府变脸，防止血本无归。 万达董事长王健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中国的官商关系，企业不能不理政府、不要政府，这做不到的。”不过，王健林称：“第一我们联络政府，但是不勾结政府；第二不跟官员搞政治和经济上的结盟，就像过去胡雪岩那个时代，看中这个官员有升迁前途，死贴着他去扶持扶持，我们不做。”身为80后，娃哈哈接班人宗馥莉说得就更诚实些，她说，让她倍感头疼的是要花费太多精力去“跟政府打交道”。 或许正是出于对老一代的官商关系模式不满，宗馥莉又说，“我觉得政府需要面对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永远不可能像我老爸那一代一样”，“李嘉诚都已经搬出去了，为什么我以后不可能搬出去呢？”结果，这番话把她老爸吓出一身冷汗。宗庆后赶忙表示，女儿的表态纯系“失言”。前前后后，最有趣不是年轻人宗馥莉的放言，而是中国首富宗庆后的惊慌。 不过，营商环境虽然艰难，但似乎最近几年并未明显恶化—至少统计数据是这么说的。前不久，国民经济研究所和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合作完成了《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报告通过对全国各地四千多家企业主要负责人2006年、2008年、2010年和2012年的四次调查，从政府行政管理、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企业的税费负担、金融服务、人力资源供应、基础设施条件、中介组织和技术及营销服务以及企业经营的诚信社会环境等八个方面，评估了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调查发现，全国企业经营环境在总体上趋向于改善，但目前仅略好于中性评价（满分5分，实际得分为3.05）。
另外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来自重庆。据财新网报道，在重庆“打黑”主导者薄熙来、王立军相继受审或服刑之际，重庆“打黑”中被罚没的民营企业资产处理，近期也悄然有所转机，当地开始返还部分“涉黑”民企被罚没资产。今年“十一”前，当地有关部门也曾约见另一家“涉黑”民企老板的家属，让他们拿出对被罚没资产的处理诉求。但是，“打黑”案件根本性的再审复查程序启动，仍是困难重重，涉案企业的申诉多无实质性进展。 如何才能让企业家们不再时不时地惊出一身冷汗？ 说到底，企业家所恐惧的是政府那只伸得过长的手。除开那些捞一票的投机分子，大部分的企业要想基业长青，最基本的条件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平台。政府只提供基础性服务，退出权力过分干预市场运行的固有发展模式。权力在市场上出现，就存在设租、寻租的可能。按照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原本不打算去跟权力结交、建立政商联盟的人，出于对竞争对手会这么做的担忧，就不得不改变行为模式，这样一来，一种扭曲市场的恶性循环便出现了。这需要对行政体系进行变革，用官方话语来说就是“转变政府职能”。据称，行政体制改革将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内容，这值得期待？ 再进一步，此前教训说明，司法一旦成为地方官员的打手，就会把“打黑”变成“黑打”，把清理黑社会变成清理不听话的企业家。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企业家自己也得有点“出息”。不久前，商界大腕柳传志“在商言商”的言论引起很大争议。在商言商，貌似明智，实则犬儒。更何况，企业家如何能埋头挣钱？你不问政治，政治会来问候你。所谓“躲不过”是也！躲不过怎么呢？王石说得对，“对于违反法治的、我们认为是不对的事情，都不说话行吗？应该表明一个态度。” 王石又说，这些年来，他经常去探监那些入狱的企业家，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因此他建议，企业家应该建立救助基金，和法律界、民间智库联合，为涉案企业家提供帮助。一旦有人身陷囹圄，有企业家圈子组织性的救助措施，也许就能救人一命。这不失为一种对策。的确，此刻非独善其身之时，更应抱团取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