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明年3月底之前，上海市将推动完成实验区条例立法工作—这标志在中国金融改革将进入深度试验。从某种意义而言，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自贸区曾承担如此宏大的功能—这也展示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推进改革的决心和紧迫感。 “作为李克强总理力主推进的上海自贸区试点，绝非仅是一个改头换面下的自由金融试验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潘英丽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自贸区改革绝不仅仅是一个自由金融试验区的改革，它包含贸易、投资、金融、行政管理四个领域，其核心在于重新定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潘英丽看来，上海自贸区的启动不仅是一种开放模式，更是一种改革的模式。而对于外资企业，特别是外资银行，则意味着一个历史性机遇的到来。 时代周报：上海自贸区成立，允许外资银行在自贸区自由设立子公司，对于在中国的外资银行而言，是否意味着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如何进一步放宽外资银行的准入限制？特别重要的是，自贸区设立后，金融机构还可在其中方便地开展哪些离岸金融业务？ 潘英丽：自贸区的成立更有利于外资银行的发挥。因为中资银行有政府信用担保，更容易造成道德风险，银行在追求短期利润的同时，有把风险转嫁给国家的倾向。我们引进外资和民营资本介入，就是希望多元化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外资银行的风险更能够在银行体系内部被消化，我个人感觉未来的5到10年，外资银行在中国业务的拓展，肯定会更便利。 最近人民银行考虑大额存款证的发行，这对外资银行是非常好的事，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分支机构吸收存款，所以存款争夺是市场化的，同时也为外资银行筹集人民币资金提供了便利。此外，这对于银行的负债管理和头寸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手段。 上海自贸区对于外资银行审批的政策会放宽，之前银监会管得严，如今外资银行提出来在上海自贸区内设立分支机构的政策，已经放宽了很多，一般都能够批准。此外，存贷比取消，不存在之前商业贷款不能超过存款70%的规定。过去的政策导致可贷资金减少，成本较大，以后会改变这一做法。 另外，存款准备金率也会适当放宽。海外的很多离岸市场，都没有准备金率，目前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全球最高，上海自贸区内会改变这一情况。金融改革要到位，最主要的是宏观管理、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下可兑换。区域内的监管设施也应改革，比如取消存款准备金率，取消存贷比的管理。 此外，金融管理方面的手段会放松。比如市场准入和监管的有些规章政策会取消，减轻银行的经营成本。至于业务方面，上海自贸区内的金融机构，业务不会仅限于区内，会覆盖整个上海地区。 在引资以及对外投资，上海自贸区也将享受更“自由”的政策，使区内中外企业享有区内贸易自由、人员进出自由、货物进出自由、货币流通自由、货物存储自由等五大权益进而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从这一调整，可以看出自贸区内将放开市场准入，外商将获得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资格。 目前国内的金融改革严重滞后，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刻。上海自贸区改革开放的试点项目，一定要与中国经济战略转型和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吻合，金融业务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中国需要开放金融服务业，以多元的金融业态支持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像为小微企业服务的小微银行。现在，中国金融业最缺乏的是真正的投资家。通过金融业的开放，引进海外优秀的金融机构和人才，带来先进的管理模式，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包括对实业的并购、参股等。当然，这也为金融的监管带来挑战。
时代周报：上海自贸区的另外一大亮点，是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探索投资管理新体制，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推动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对此你怎么评价？ 潘英丽：自中国加入WTO后，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市场，激活了当时处于崩溃边缘的银行业，国有银行积极放贷，国民经济发展迅猛。银行之所以积极放贷，是因为有高利差。国际上通行的利差约是1.4%-1.5%，台湾、香港等地只有1%左右，但是中国大陆的利差高达3%以上，相当于国家给银行2%的补贴。为了获得更多补贴，银行自然急于放贷，扩大信贷规模。 如今这套体系玩不转了。由于抵押贷款要求，银行的资金通常流向房地产、制造业和政府项目，如今产业失衡，企业负债率急剧上升，资金链断裂。于是银行转向直接融资市场，但是换汤不换药，95%的公司债券都在银行间市场交易，企业的风险仍然高度集中在银行，银行资本充足率逼近红线。一旦银行风险引爆，最终还是由国家财政埋单。 自贸区会更多地引进海外的服务类企业，比如投资机构、投行、资产评估公司等，为全球投资提供服务的企业应放在优先引进的行列，出台政策鼓励这类服务企业在自贸区开设分支机构。 从成本上看，关税降低或取消将直接降低流通成本，这对厂商和消费者都有益。随着越来越多的各国货物到自贸区进行集散周转，必将推动自贸区的航运物流业发展。将使上海突破目前的条框，放宽税收、外汇使用等优惠政策，有利于跨国公司内部的全球调拨、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在上海注册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