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采访者 珍妮·麦克克鲁齐 莫娜·辛普森 翻译 梁彦 克林顿是个只有三千居民的小镇，艾丽丝·门罗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住在那里。黄昏将至的时候，我们停在了门罗家门口，门罗和她的第二任丈夫杰拉德·弗雷林就住在这里。后院很深，有个种满奇花异草的花园。门罗解释说，她丈夫弗雷林就出生在这栋房子里。艾丽丝·门罗在厨房里做了一顿简单的晚餐，飘散着当地调料的香味儿。饭厅里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放满了书；而在其中一侧，放着一张小书桌，上面是一台旧式打字机。这就是门罗写作的地方。 门罗在谈到小说创作的时候，还是流露出某种敬畏和不安全感—那是你在刚开始写小说的人身上才会看到的。她全然没有某些著名作家的炫耀或者自夸，很容易让你忘掉她其实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谈到自己的作品，她倒不完全是说自己的写作非常容易，而是说写得好有某种可能性，好像任何人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做得到。离开的时候，我们也受了感染，觉着写得好是有某种可能性的。她的风格看似简单—但那是种完美的简单，是需要花上好几年、反复打磨才能够掌握的。正如辛西娅·奥兹克曾说的，“她是我们时代的契诃夫，她将会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更长久地被读者记住。” 在女儿们睡午觉时写作 采访者：你最早在《纽约客》上发表小说是什么时候？ 门罗： 《致命殴打》发表于1977年，那是我在《纽约客》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不过，我在（上世纪）50年代写的作品，都曾寄给过《纽约客》。之后，我停了好长一段时间，只把稿子寄给加拿大的杂志。《纽约客》曾给我寄过很客气的便条—用铅笔写的、非正式的短信。他们从来不署名，也不会极度鼓励你。我还记得其中一张，写着：文字非常好，不过主题过于老套。确实是。那个故事写的是两个上了年纪的人的罗曼史—老农场主向一名老处女求婚，而她明白这正是她想要的。我的故事里有很多老处女。小说的名字叫做《紫苑花盛开的那一天》，写得很糟。那还不是我17岁时的作品，我当时已经25岁了。我疑惑为什么我会写老处女的故事。我其实不认识什么老处女。 采访者：而且，你很年轻就结婚了，也不像是你在预测自己的老处女生活。 门罗：我想，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就是一名老处女。 采访者：你上了两年大学，马上就结婚了？ 门罗：我大学第二年结束之后立即就结婚了。我20岁。我们搬到了温哥华。结婚是件大事—还有搬家，也是个巨大的冒险。在加拿大境内，我们搬到了力所能及最远的地方。我们俩一个只有20岁，另一个22岁。我们很快建立起了非常适当的中产阶级生活。我们考虑买个房子，生孩子，而我们也很快做到了这些。我21岁时就有了老大。 采访者：在这个过程中，你还一直在写作？ 门罗：我在怀孕期间一直像疯了一样写作，因为觉得有了孩子，我就再也不能写作了。每次我怀孕都刺激着我要在孩子还没有降生之前完成大部头的作品。但实际上，我从没有完成过任何大部头的东西。 采访者：那在你女儿们还没到上学年龄之前，你什么时候写作呢？ 门罗：她们睡午觉的时候。 “我希望身后不只留下些零碎的故事” 采访者：你的《乞丐女仆》里的故事都有内在的联系。 门罗：我不想过多地预测一些事情，不过，我经常想写另一个系列故事。在我的新书《公开的秘密》里面，有些人物会重复出现。《破坏者》里的碧·多德在《搬离》当中提到过，是个小姑娘。《搬离》是我为这本集子写出的第一个故事。比利·多德是图书管理员的儿子。在《太空船降落了》这个故事当中提到过他们两个。不过，我决不能够让这类的写作结构压倒故事本身。如果我为了适应一个故事，而开始去修改另一个故事，那我可能正在犯错误，在不应该的地方费工夫。所以，尽管我很喜欢这主意，却不知道是否会再写这类的系列故事。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的一封信里说过一段话，噢，我希望写出一部小说，我希望我身后不只是留下些零碎的故事。如果这辈子只留下些零星的短篇，你心里就很难摆脱那种微不足道的感觉。我肯定你会说起契诃夫什么的，可还是遗憾啊。 采访者：而且，契诃夫总是想写成一部小说。他要把它称为《我朋友们的生活》。 门罗：我知道。而且，我理解那种感觉，其实你是能够做到把所有的素材放进一个大容器里的。 第一次读到D·H·劳伦斯深感不安 采访者：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吗？是否有作品对你产生影响？ 门罗：30岁之前，阅读真的就是我的生活。我就活在书里面。美国南部的作家是最早一批让我感动的作家，他们向我展示你可以描述小镇，描述乡下人，这些正是我非常熟悉的生活。不过，有意思的是，连我自己都没太意识到，我真正热爱的美国南部小说家都是女性。我不是太喜欢福克纳。我热爱阿多拉·威尔蒂、佛兰纳里·奥康纳、凯瑟琳·安·波特，还有卡森·麦卡勒斯。她们让我觉得女性也可以写奇特的边缘化的东西。 采访者：这也是你一直在写的东西。 门罗：是的。我逐渐认识到这是女人的领域，而关于现实生活主流的大部头小说是男性的领域。我不知道这种边缘人的感觉是怎么来的，我并没有被排挤到边缘。或许是因为我自己是在边缘社会长大的。我感到自己不具备伟大作家身上的某些东西，不过，我不确定那究竟是些什么。我第一次读到D·H·劳伦斯作品的时候，觉得极度不安。我总是对作家有关女人性方面的描述感到不安。
采访者：你怎么看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 门罗：我的确非常喜欢《百年孤独》。我爱这本书，但它无法模仿。它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当读到蚂蚁搬走婴儿、处女升入天空、族里的长老去世、天上飘下花瓣雨的情景时，真是精彩。不过，正如这本书一样难以写就，也如这本书一样完美的是威廉·麦克斯维尔的《再见，明天见》，里面的一个角色是一条狗。他让一个原本老套的题材变得光彩夺目。 采访者：你写作的自信心如何？经过这么多年，在自信心上有什么变化？ 门罗：对于写作，我一向是非常自信的，但这其中又夹杂担心，担心这种自信是完全错误的。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的自信源自于我的愚钝。还因为，我离文学的主流那么远，我没有意识到女人不像男人那样容易成为一名作家，对底层的人来说也是一样。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小镇，在那里，你连个真正读书的人都遇不到，而你自认为还写得不错，你当然觉得自己确实有罕见的天赋。 采访者：在避开与文学界的接触方面，你可称得上是个高手了。你是有意识地这样做，还是由于特定的环境？ 门罗：有好长一段时间，这当然是因为环境使然；不过，后来，就是一种选择了。我想我是个友善的人，但不好交际。主要也是因为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家庭主妇、一个母亲，我需要大量的时间。而这被解读成害怕交际。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已经丧失了自信。我会听到太多我不理解的谈话。 采访者：所以你对于置身主流之外感到高兴？ 门罗：这可能正是我想说的。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无法作为一个作家很好地幸存下来。在一群比我更清晰地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的人当中，我很可能会失去自信。他们经常高谈阔论，而且在信心方面都公认的比我更有底气。不过，话说回来，对作家，这也很难说—谁是自信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