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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8日，诗人顾城二十周年死忌。媒体及顾城生前友好纷纷发表文章表示怀念，与美好空灵的诗人形象背道而驰的，正是他亮斧子杀女人这个场面。为了让这不和谐变得和谐，顾城杀妻的事实被媒体弱化成了“与妻谢烨冲突致其受伤倒地，顾城遂自缢，谢烨后不治。”（《新京报》）这种说法中庸而丧失了倾向性，将悍然杀人的事实洗白成了庸俗的夫妻冲突。二十年后，不明所以然的年轻读者想必不会厌恶一个只是和妻子发生了冲突的男诗人，心软的人恐怕还要一掬同情之泪。 顾城的朋友、女诗人舒婷更在财新《新世纪》上发表一篇《灯光转暗，你在何方？》，文章结尾说道：“结局永远无法挽回，无法遗忘。只有谢烨有权宽恕。我深信，她已经宽恕过了。”真是千古奇句。杀人者的朋友居然替死者发言，说她已经宽恕？而京城某著名诗人更在微博上宣称：所有说顾城是杀人犯的女人必是婊子！说顾城是杀人犯的男人必是流氓！所有说顾城杀妻的人都是道德审判…… 中国之事，站队为大，站错了队，永世不得翻身，眼看承不承认顾城是杀人犯也已经成了一条区分线：线的这边是爱才的善良的人们，线的那边全是婊子和流氓。不好意思，就算冒着当婊子的危险，我也得说一句：顾城的确是一个杀人犯。这是变更不了的事实，当年新西兰的报纸和法院都称顾是“murder(杀人者)”。一个真的勇士，要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就像都承认顾城的诗写得好一样，同样也应该承认他是个杀人犯，这让顾城的存在更真实更具体，非但无损于他的天分，倒反证明了人性的复杂和生命的不可确知，使得诗之于世间的存在，显得更有意义。 为何认为顾城是杀人狂就成了婊子流氓就成了道德审判者？显然，这一说法犯了某些人忌。犯了什么忌？不如先回顾一下顾城这个人。 顾城，天才诗人，同时也是男人，是丈夫。二十年后，好友们的回忆更多地拼凑出了作为丈夫存在的顾城。他是个大孩子，这是最多人的共识。一切要以他的个人意志为主，他饿了，就会洗劫朋友家的冰箱甚至抢夺儿子的吃食。他冷了，就要马上去商店买衣服，不然就坐在地上。他不喜欢妻子买东西，也不喜欢她做饭，因为这有违他田园生活的理想……在他和谢烨的婚姻生活里，他是绝对的主人，是一个附着在谢烨身上的巨型寄生虫，虽然百无一用，但还在用他敏锐的大脑指挥女人奔跑。在精神上，他更是“光芒城堡里的伟大的可汗”（顾城自称），谢则是不可或缺、全心全意替他干活的侍女。顾城和谢烨的这种关系，通常被称之为攫取者与供养者的关系，这在艺术家的婚姻中极为普遍。攫取者通常是男性，他们富有才华，于是凭借才华无限度地索取爱与关怀；供养者通常是富有奉献精神的女性，作为上世纪80年代最典型的文学女青年，谢烨仰慕天才，陪伴在侧，打点一切事务：开车，做饭，交际，把他说的话录下来唯恐遗漏，吃植物，把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寄养在别人家。 问题是，攫取者与供养者的关系只是一种短暂的平衡，极度不平等的关系最终会在某个时间点爆破，爆破的通常情况是供养者越来越不胜其负，不胜其烦。面对顾城这个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蛮横的被供养者，谢烨坚持了十年，最后投降了。她可能爱上了新人，也可能没有，反正她准备撤了。她先是天真地想让英儿接班，千方百计地把英儿从北京办过来，欣然接受一男两女的生活格局。但英儿显然不是谢烨，她也是一个攫取者，是个平常人，没有牺牲全盘的勇气，她跟洋老头走了。但谢烨还是要撤，顾城这下慌了。 汉学家顾彬一针见血地说过，“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若没有谢烨，顾城便失去了生活能力，作为诗人也是不可思议的。她誊写和审编了所有那些让他出了名的稿子。他只能通过她说话，失去她，也就等于失去他的语言和他自身。他知道这点，而她也肯定知道”。所以，顾城在遗书上写，“烨要跟别人走，木耳我也得不到。妈妈，我没法忍了”。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攫取者仍然认为供养者应该无偿地奉献给他。如果不，就是欺骗，如果不，他就要亮出斧头。 作为诗人，顾城极富天分，作为男人，顾城极度自私冷血，不承认甚至反感人们提到顾城是杀人犯的人其实都暗自认同这样的逻辑：如果一个人富有天才，那他就有权利剥夺他人的生命，如果不承认这种逻辑，就是一个道德审判家。在这种逻辑后面，我看不到任何的正义，我只看到了比顾城更可怕的自私和冷血。如果可以把一场杀戮美化成神话，将一名精神患者诗意成天使，这无疑是一种病，一种独属于文人和文艺青年的病，极度弱智，相当伪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