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1917年3月18日在自美国学成归国之前四个月，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上面这句话。 归国之后，以英国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先贤为榜样、立志成为未来领袖的胡适践行着他的这一座右铭，不仅“想得认真（think hard），也做得认真（work hard）”。他引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引领公众舆论，参与思想、政治论争，争夺文化霸权，时刻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短短十年，胡适一跃成为“20世纪中国第一公共知识分子”，“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正是如此，在由铁葫芦图书与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一书中，美国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勇振明确写道，“1917-1927年是青年胡适名满天下，如日中天的巅峰十年”。 畅销书作家胡适收入惊人 从美国回来的胡适是1917年9月10日到北京大学报到的。按照江勇振的考证，胡适对北大的钟情其来有自。因为，“他的宏图是要为中国培育出一个世界级的国之大学”。 直到1925年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访问团”访问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之前，十年当中胡适除了因病有过几次休假之外，都是在北大的哲学系和英文系任教—他还一直是北大英文系的主任。不仅如此，在蔡元培的领导之下，胡适还积极投身北大建设当中，他凭借自己在美国留学时期的经验，希冀蔡元培落实美国式的大学理念：大学只是通才教育，研究所才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所在。 不过，从1917年回国到1925年8月离开北京，8年之间，胡适的“造国之大学”之梦并未实现。1931年再度回到北大时，胡适就曾有言北大“以前‘大’，只是矮人国里出头，以后须十分努力”。 有意思的是，江勇振还对胡适的北大待遇有过一番研究。 据江勇振考证，胡适进北大的月薪是280元。而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甘博和步济时于1918年、1919年在北京的社会调查，换算出胡适一个月280元的薪资，足够养活当时北京五口之家的穷人三年。 要知道，当时美国联邦教育局的调查，1919学年度美国副教授的平均年薪是2486美元，正教授的平均年薪是2628美元。换句话说，胡适在北大的教授职称实际上等于是美国的副教授。他的月薪是280元，换算成年薪就是3360元。换算成美元，胡适的年薪相当于美元3300元，比美国正教授的平均待遇还超过将近700美元。 不过，“五四”以后，北洋政府开始拖欠教育经费。更加严重的是，不是暂时拖欠薪水，而是一年一年地持续下去。顾颉刚1923年12月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担任助教，他1925年的日记载，100元的月薪不但拖欠了半年以上，而且那千呼万唤始到来的欠薪，还是分次吐出的。这导致顾颉刚债台高筑，无奈之下只好向胡适借款60元。北大的教授只有纷纷南下，另求生路。 胡适不同于其他北大教授的地方，在于他有丰厚的版税和稿酬，也正因此，当其他教授以罢课的方式索薪，为三餐愁蹙，胡适却可以房子越租越大、越好。“从胡适1928年12月15日的日记里所附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开出的版税与稿费清单来看，胡适在版税上的收入大概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文人之冠。”江勇振指出。 按照江勇振的解释，胡适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作序稿费300元。而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从1923年4月起开始每月奉赠胡适100元的月费。“一是报他已往助我们的劳绩；一是托他以后介绍并审查各稿云云。” 至于版税，亚东给胡适几乎全是15%的版税。至1928年11月为止，《短篇小说》在9年之间印了11版，《尝试集》8年间印了10版，《胡适文存》初集7年间印了11版，《胡适文存》二集在4年间印了5版。印刷的数量从2万册到4万册。以《尝试集》为例，根据汪原放的统计，到1953年亚东结束为止，该书的总印数为4.7万册。 从数字上看，当时的胡适绝对是一个畅销书作家。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说，胡适版税收入，有些年份可达二三千元之数目。从亚东图书馆的这份版税稿酬清单来看，胡适在上世纪20年代的版税稿酬收入，光是以亚东付给他的来计算，平均是一年3300元，几乎等于他在北大一年的教授薪资。而这只是亚东图书馆一家而已。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1919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两个月内就再版了。光是这本书，到1923年第9版售尽为止，胡适就有6600元的版税收入。 事功第一，行乐及时 1917年回国后不久，胡适就依照母亲的愿望结婚了——不过据江勇振的考察，胡适结婚不完全是母亲之命，他那裹小脚的妻子江冬秀年轻时很漂亮。按照江勇振的理解，胡适既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人，也不是一个真正希冀举案齐眉的人。 有意思的是，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杜威的夫人曾在一封家信里，将胡适形容成一个对家事三不管的男人。杜威夫人的理由是：江冬秀生大儿子祖望的时候，胡适不在场。到了江冬秀要生女儿素斐的时候，胡适连预产期都搞错。 另一件事同样说明胡适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人。1931年1月，陈衡哲跟胡适到上海开会，胡适在日记里记下了他们的谈话：“与莎菲（注：即陈衡哲）谈，她说Love（爱）是人生唯一的事；我说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之一而已。她说：‘这是因为你是男子。’其实，今日许多少年人都误在轻信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 作为一个知识人，胡适的长处在于他不仅会读书，还会娱乐。更令人激赏的是，他懂得推己及人，希望普罗大众都能够享受到健康的娱乐。 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1925年5月17日北大哲学系师生联欢会的致辞里。当时，梁漱溟在致辞结尾告诫学生：“还有一句话要说的。就是替社会做事，享受总要薄一点才对。我从未走进真光电影场，从未看过梅兰芳的戏。总觉得到那些地方是甚可耻。” 胡适则告诉学生：“对于梁先生劝我们自奉俭约，是对的。不过他对于应有的娱乐觉为耻辱，我以为只能以之为立己之道，以之立人则不可。……我希望诸位同学以后都大阔特阔。社会娱乐场所愈多愈好，能使穷人都能看戏才好。……我们宁可起早一点工作，戏却不可不看。”这一阶段，胡适不仅中国戏、外国戏都看，而且“打球打牌，都是我的玩意儿”。 这一阶段胡适交友广泛，应酬颇多，以至于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徐志摩风趣地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一段时间，胡适还有嗜酒甚至是烂醉的习性，夫人江冬秀曾赠他戒指一枚，刻“止酒”二字。 当然，让胡适真正成功的显然在于他的事功。胡适自己曾在1921年9月16日的中秋赏月之后想起几年前在《四月二十五夜》里描写的月亮，插上了一句按语：“行乐尚需及时，何况事功！何况学问！” 这一阶段，胡适的日记中留下很多他“读书用功、教书认真”的印记。1920年春天，胡适曾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他在“中国哲学史”课里所要讲的王充。而为了完成《中国哲学史》下卷写作研究中古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胡适还曾报名参加北大在1919年秋天成立的梵文班，师从德国语言学雷兴（Ferdinand Lessing）。 1917年回国以后，胡适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其在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上世纪30年代。作为一代宗师，他订定了当时中国史学、哲学、文学研究的议题、方法和标准；作为白话文学的作者和评论家，他不只是推行了白话文，还从根本上规范了新文学的技巧、形式、体例与品味；作为一个政论性杂志的发行人、主编、撰稿者，他塑造了舆论；作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最具影响力的董事，他透过拨款资助，让某些特定的学科、机构和研究人员得以出类拔萃，站在顶尖的地位。 思想“右倾”之谜 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都是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的领袖，但是后来他们却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不过，诚如江勇振所言，这些人“令人敬佩的地方，在于他们能够主张不同，却不影响其友情”。胡适和李大钊在1919年“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有过短暂交锋；胡适和陈独秀争办《新青年》，用钱玄同写给周作人、鲁迅心上的话来说，“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然而，他们都能够继续保持朋友之义，甚至在朋友落难的时候出面相助。 1921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和蔡元培等人通过不同的管道设法营救。1925年2月5日陈独秀给胡适的信，更令人感慨万千。信曰：“久不通信了，听孟翁说你问我果已北上否，我现在回答你，我如果到京，无论怎样秘密，焉有不去看适之的道理。”
一直以来，胡适都被视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然而在江勇振看来，1926-1927年间胡适却有过一段“右倾”、“法西斯蒂”的时期。 从五卅惨案到北伐开始，是胡适呼喊“中国受列强欺负”、“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最多也最激烈的时候。他不但在中国呼喊，甚至在英国、美国充当国民党的义务宣传员。他承认苏联顾问在国民党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但坚决否认国民党“左倾”。他称赞国民党从苏联顾问那儿学到了组织的方法，并认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学会用政党来组织政府和军队。 “党成为军队和政府的大脑与灵魂，党与军队成为一体。”1926年11月9日，胡适在他的演讲中说这是他为中国额手称庆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有意思的是，在这之前，胡适还曾苦口婆心地劝诫青年学生要向费希特、歌德、巴斯德学习，要闭门造车，不要跟着世界一起“陆沉”、“堕落”，要懂得“救出”自己。 更令人震惊的是，1917年5月17日，写信给韦莲司说国民党在上海政变“屠共”做得很对之外，胡适竟然还给另外一个留学时期的朋友葛内特写信再次表明了看法： 中国发生政变的时候，我还在海上。看来国民党开始找到自己了（4·12政变）。但是情况仍然不稳。我在上海的朋友都打电报或写信叫我不要回去，所以我在东京和京都停留了23天。但是，我的一颗心都在南方政府身上，所以我不顾所有劝告，在两个钟头以后就要搭船回上海。……附：我仍然乐观。我认为我在上海的朋友都没有从正确的角度来看事情。 在江勇振看来，这段话绝对是胡适一生中鲜为人知的“以杀止杀”、“以暴治暴” 的言论。不过，江勇振也强调，很快胡适就“浪子回头”了。 江勇振：研究胡适要摆脱“资料热”、“观点盲” 时代周报：这部胡适传记，算是一个另类。一方面，这部著作并不同于传统的传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你基本上都是从自己的研究出发，完全没有被传主胡适牵着鼻子走。 江勇振：在我看来，当前胡适研究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迷信只有在新资料出现的情况之下，才可能会有胡适研究的新典范出现。其实，殊不知现有的胡适资料，已经浩瀚到没有一个人可以全盘掌握的地步。研究胡适要面对着浩瀚的资料，固然是一大难题。然而，要突破当前胡适研究的瓶颈，要开创出新的典范，我以为新的观点才是法门。资料诚然是多多益善，然而，徒有资料，没有新的方法和观点，绝对不足以窥胡适的堂奥，更别提为胡适研究画龙点睛了。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一句至理名言，这种对资料的迷信，套用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战里所说的“目的热”和“方法盲”的话来说，就是“资料热”、“观点盲”。 研究胡适需要摆脱“资料热”、“观点盲”的弊病。看一下现在汗牛充栋的胡适研究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在炒冷饭。还有一点，对胡适一生关键性的观点、重要性的议题，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是跟着胡适起舞—譬如胡适的《日记》和《四十自述》，甚至是亦步亦趋。殊不知，胡适又是谨守个人隐私的人。他知道自己的日记会被人传阅甚至是公开出版，所以在日记和书信里面不写那些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东西。记得有一次，胡适一位朋友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和胡适往来书信中的内容，胡适就告诉这位朋友，这个书信是他们之间的秘密，如果没有得到另外一个人的许可是不应该公开的。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有一点点胡适提倡的“怀疑精神”，不能胡适说过就算—我把他称之为“胡适说过就算主义”。相当讽刺的是，胡适一直都教导大家不要被别人、被孔丘和马克思牵着鼻子走，可是他一辈子都牵着别人的鼻子走。 时代周报：那如何才能破解这种局面，而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呢？ 江勇振：首先说明一点，我说很多胡适研究都被胡适牵着鼻子走，不是说胡适故意为之，而是说客观上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在我看来，若要不堕入“胡适说过就算主义”，还是前面说的那些话，若要不闭门造车，就必须学习胡适所说的，要有“一点点用功的习惯，一点点怀疑的态度”。除此之外，要研究胡适，还得先学一点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的防身本领。 这个“防身的本领”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好好地、老老实实地去读胡适读过的书。 胡适一生当中被人误解的地方不胜枚举。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误解的人没有去追寻胡适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他们抓住胡适一时一地所说的话，把它当作胡适对某个问题的定论。 譬如，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胡适曾经说过最有名的一句话是“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这句话充满了智慧，可是杜威如何教胡适去思想，赫胥黎又是怎样教胡适怀疑的？有多少人去考证过胡适如何诠释杜威的思想。考察这些东西也许就需要我们把胡适读过的书、写过的文章中的和杜威思想的比较一番。在书中我试图比较了一下，结果发现其实胡适对于民主的看法是接近于20世纪美国民主现实主义者的，而杜威的实验主义显然是不可能接受胡适这一观点的。 此外，每个人在研究胡适时不可避免地有个人的研究立场，我们无法摆脱，但是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多年来，大家研究胡适习惯于“立场”先行、“议题”主导。1949年前大家强调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包括美国也是强调这一立场；中国批胡的斗争之后，胡适成为了买办，这些立场决定了我们怎么来分析和研究胡适。有趣的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学者突然发现胡适在上世纪20、30年代提出的想法正是中国在80年代所需要的，一下子胡适又变成了改革先锋。可是，我们应该知道真正的胡适是一个多面向的人物，如果只强调胡适是自由主义者、改革先锋或者文化买办等其中的某一点的话，必然会不自觉地影响到研究方向。 时代周报：从领导新文化运动到中国革命中自由主义的旗帜，某种意义上讲，胡适已然成为了中国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你眼中的胡适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有的学者认为，“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认为他身上最大的精神特质恰恰是目前中国社会所缺少的。 江勇振：我一直都说，这个问题可能要到三部完结之后才能回答。但正如我在第一部的前言里提到的那样，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能带领一代风骚、叱咤风云、臧否进黜人物者，除了胡适以外，没有第二人。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扮演的是“龙头”的角色，他是新文化的领袖，他在政治上的发言，整理国故方面的成就，也表明他是当时中国思想、学术、舆论界的领袖、宗师与巨擘。 胡适这个人绝顶聪明，用功，而且善于抓住人们的心理。英国人韦利曾说胡适是当时世界六大天才之一。同时，他不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一定意义上讲，韦利是正确的。要想用胡适来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就仿佛把天才当作一个社会典型一样荒谬。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正是胡适的地位，使得胡适具有指标性、前瞻性和规范性，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他以及和他唱和的那些人物来管窥20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知识、舆论界的情况。鉴于此，我认为胡适是上个世纪少数必须重点研究的几个人之一。 今天崇拜胡适的人形容胡适为中国现代化的先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把他作为未来中国的指标—所谓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说法—则是把历史与未来混淆了。毫无疑问，不懂得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人，不愚即妄。所有想象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人，都必须先牢记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里所说的话：“凡是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所有的学说“都只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药方”。生吞活剥、盲目抓药，是一大忌。换句话说，胡适本人及其思想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活在20世纪前半叶的胡适，如何可以作为21世纪的领航人呢？这根本就与胡适—其实是杜威—处处对人循循善诱的道理是背道而驰的。在我看来，如果胡适的一些想法变成了21世纪中国社会的想法，那主要是因为他的思想中包含了一些正常、正当的人类共通所应有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