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法律养生”的含义是以法的思维养护自己的心念与行为，把握生存与命运，在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历程中，活的“越来越好”，活出一个健康的、最好的自己。 企业家经营不得法，企业经营失败，或者本人犯罪坐牢、落马、身败名裂，生命的机制被破坏了。企业经营得法，企业就会健康、有信用，有信用的企业有美誉度，商品行销天下、经久不衰；品牌价值日进，就如同可口可乐，所有的工厂一夜之间都消失了，仅凭一个品牌，照样可以东山再起。相反，如果一个品牌被丑闻缠身，纵使实体经营机构都健康，恐怕也只能因为最终销路问题导致企业不得不主动收缩，甚至退出市场，像前些年出现质量问题的某些进口化妆品就是例子，存在一百多年的品牌可能被企业不得不抛弃掉。 所以说，在法的基础上，有了“命”。无形生命的好与坏，决定于企业的心念与行为。企业经营不得法，是指企业内法设立不科学；这样的企业经营不善；如果企业内法有“法”无“德”，情形同样严重，会被“利益相关人”背弃、追究，企业可能丢了顾客、坏了名誉，破坏了企业经营。企业如果破坏了外法的底线，就会被举报、被罚款、被送上法庭。破坏了刑事责任的底线，就会牵连到责任人，进监狱。 法律养生的“情理法”智慧 “情”是基于血缘、基于亲密关系，以及基于物种亲缘关系的远近所产生的有差别的对待规则。而在群体里，“理”是群体中最基本的规则。有一个给猴子分香蕉的实验，当给猴子分配香蕉不均等，分的少的猴子会极端不满，猴群就会陷入骚乱。“理”的含义包括公平、正义等，但在不同的时代，种族、群体、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群体对“理”的认识是不同的。而个体对“理”的差异就更大了，双方当事人打官司上法庭，根本原因就是大家你认一个理，我认一个理，最后需要推给司法机关，即诉诸“法”。法是用社会比较普遍接受的理予以裁判，而裁判中的“说理”也可能有争议性，但那已经是社会层面的争议，对个案则是发生强制效力、定案不容违反的。这是“法-理-情”发生作用的机制，是具足法智慧的思维方式。 “法”是生命的需求，也是生命的元素，那么，没有无情的人，也不可能有无情的法。社会的法空间，是“情理法”的法系统支撑起来的。 在这一点上，有很多人甚至专业的媒体、专家，理解起来会有一些误区。在2008年震动世界的达娃之争中，娃哈哈宗庆后回顾与达能合作的十余年，曾经感慨西方世界处理事情的规则是“法、理、情”，而我们的习惯是“情、理、法”。在发生纠纷后，宗庆后接受电视采访，也讲“情理法”，当时许多媒体就跳出来说一定要讲法律，一定要讲契约，讲“情理”全是废话，是“作秀”，是在“装”。达能委托了公关公司奥美，在影响舆论的策略中就提纲挈领地提炼出“契约精神”主题来，集中攻击宗庆后没有“契约精神”。在公关公司巨资投入下，媒体的集中轰炸，不可避免地影响社会对社会规则、法的精神的理解。但是纠纷中的一切提法，都有特定的目的、特定的诉求。作为公民或者企业家，在形成自己的观念和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不能够被“概念”影响到深入、全面的思考。我国社会确实是以“情理法”的次序看待、处理问题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当然是社会结构的原因，社会结构以家族为社会基本单位，当然“情”在社会规则中占的比重就会摆在第一位。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是移民社会、法治社会，美国的公众公司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但是即便在美国，家族仍旧是势力的单位。子不一定承继父业，但是一定承继着上一代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就是财富，是可继承的。肯尼迪就是踩着父亲老肯尼迪的肩膀最终成为总统的，据说老肯尼迪在教堂里祈祷时发誓：我已登上了财富的最高峰，我要让儿子登上权力的最高峰。而肯尼迪总统则说：“我的哥哥约瑟夫是一家中从政的当然人选。如果他活着，我会继续当作家。如果我死了，我弟弟会当参议员。如果他出事，我的另一个弟弟会为我们去竞选。”肯尼迪当上总统，他的弟弟罗伯特做了司法部长，整个肯尼迪家族，多数从政，并且与政要家族联姻。肯尼迪总统遭枪击去世后，罗伯特也曾参与总统竞选，可是，他也遭到了暗杀。 “情”是通行人类社会的规则，但随着社会发展，城市化浪潮使年轻人脱离传统伦理社会，大家族的崩溃，个人主义盛行，家族责任感消褪，小家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法治逐渐成为方向。法治社会是以冲淡情感为基础的，而“理”也被科学地体现在法律法规和判例中。但是“情”是人类自然的情感，有人就有“情”，所以“情”永远不可能被消灭。即便在小家庭为主要社会单位的美国，大家不会关心你姓什么，从哪儿来，但是会关心你在哪个学校受教育，在哪些城市呆过，在人生的轨迹中寻找曾经可能的交集，因此就会拉近心的距离，这种现象还是“情”的表现。 回顾达娃合作，总结达娃之争，我们应该能够对关系养护的“情理法”之争作出评价：从社会成员运用法的智慧角度来讲，法律是“情-理-法”的智慧；从社会机器对个人的行为要求来讲，则遵循“法-理-情”的次序。也就是说，无事时讲“情理法”，闹僵了讲“法理情”。 “情”是双刃剑，是最接近人的“行”的意念，是“下意识”的力量，“情”的特点是它的范围是有限的，对亲密的人“情厚”，对普通关系“情薄”，对有的人不但无情，而且讨厌，甚至还有仇。“理”则是水，浸润万物，在理面前人人平等。理与法的区别，在于“法”是形式化的理。 企业家的法律风险 民营企业第一个强大的敌人，正是其自身。因此，企业的法律风险的控制、防范是非常重要的，深入分析企业法律风险防范，首先还是从企业家个人的角度来分析，企业家个人的法律风险防范，和他个人的生活方式、个人的价值体系、个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个人对事物的判断决策能力，以及个人和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哪个环节会招致企业家个人身价性命、法律危机。 宗庆后跟黄光裕是两位顶尖的企业家，最后走向不同的命运。宗庆后之所以不倒，是因为他的生存逻辑非常健康，他是完全面对市场的，他不是利用政府的资源、官员的权力，去分割资源、获得收益、壮大做强，宗庆后他一年两百多天都是在第一线市场，完全面对市场。娃哈哈的盈利模式是采取产地销，和联销体，遍布全国的营销网络采取农村包围城市这种战略模式。 相比之下，黄光裕也是中国首富，他的盈利模式是通过这种大卖场的方式去压榨生产厂家，把钱拿到以后，就去赌博、去洗钱，做其他违法犯罪的事情。他这种盈利模式迟早会出事，就像很多房地产商等一些老板，为什么出事的总是他们，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呢，他的盈利模式、生产逻辑就决定了他迟早要出事。他的盈利模式是什么？就是拿一块地，把所有的官员各个环节买通，按照潜规则利益分配，进行利益输送，这种输送过程中，很容易哪一个官员出事就带出一批来了。像最近一个官员出事以后，多少房地产老板逃到香港去，不敢回来。一个官员倒台以后，拖出一批企业家，一个企业家进去以后又带出一批官员，这些都跟企业的生存逻辑、盈利模式、盈利点是有关系的，是靠买通权力。像当时黄光裕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给郑少东个人消费。2006年有关部门去查黄光裕银行贷款问题，是郑少东把它摆平的，摆平以后，这种官商关系非常紧密。 企业家遭遇法律风险后命运难以预测。所谓风险实际上是一种不确定状态，不能够确定地讲是否引起法律后果、受到法律追究。企业的某种经营的行为，法律要对这种行为做出判断，当我们认为企业很可能要被追究法律责任，这种责任有可能是刑事责任、民事责任或者是行政责任，这时就成为“风险”。可以说法律风险是无所不在的，但同时它又是不确定的。 当前，企业的法律风险主要有4个特点： 第一，具有不可预期性。前几年中国民营企业一大批著名的企业家，一个一个闪烁一时的商业巨头，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朝夕间轰然倒下；这些企业家红极一时，在短短几年之内一批全部倒下，像这些风险根本不可预期，不知道这些企业家什么时候会出事。企业家有各种死法，每一种都使人身、心灵备受凌辱。
第二个特点，就是具有一种必然性。这种法律危机，表面来看好像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是突然产生的，然而这却是必然的过程。之所以说是必然过程，是因为这与企业的成长过程是相对应的、和大量企业发展中不断的去突破法律制度，第一桶金的来源有很多违法行为、违规行为，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与大量的行贿受贿现象有关。这些行为积累到一定程度，在某一个时段上有可能突然爆发，是必然的。 第三个特点，具有致命性。致命性体现在几个方面，也就是说这个风险一旦发生，就很难予以挽回、很难予以补救。比如说三聚氰氨，中国最有名的品牌的乳业企业，发现三聚氰氨以后，整个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各级司法部门纷纷介入，总经理、董事长田文华被抓起来了，整个企业陷入巨大的危机，包括品牌危机，包括企业的上游、下游、供应商，所有环节全部陷入到这个法律危机里面去了，所以最后导致三鹿企业只能是破产。这种危机一旦爆发了，就有不可逆转性，对企业家个人来说，对企业来说，都是致命的。 第四个特点就是企业法律危机具有关联性，所谓关联性就是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家个人和企业之间、企业家和官员之间、和政府之间是作为一个链条上的利益主体，这种利益主体完全会相互牵扯。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背后都有政府支持，如果之间的关系有问题，被抓的官员就会牵出一批企业家，或者被抓的企业家会牵出一批官员。这些互为因果的关系，会导致这种法律危机它们之间的相互牵扯、相互联系、相互牵连的关系显得特别突出。 这些特点警示法律危机的防范、提前控制是何等重要。因为一旦这些危机爆发以后，它有不可逆转性，具有致命性，具有牵连性，一个企业往往经不住这种法律风险的影响，最终就倒掉了。只要一个事件，一个很小的偶然的事件，企业辛辛苦苦几十年所积累的财产、品牌、社会声誉轰然倒塌。 企业化解风险的思维 企业家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认识世界、改造自己”。改造自己，要从思想改起。企业家要化解风险，必须确立几个思维。 1．底线思维：企业家要有危机意识，要对行为作评估，要给行为划底线。 2．预期思维：企业家要对“结果”有认识，要对风险有预见性，而不要等到风险降临才“平事”，甚至被抓了被判了才“维权”。 例如，品牌舆论危机是企业养生最困难、最被动、最难以把握的一方面。然而也正在这一方面，却有最成功的案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是“卢美美”事件。“卢美美事件”是一起起因于公众误会，进而由竞争对手一手操纵、媒体推波助澜而造成的轩然大波，但恰恰由于企业的体质非常好，虽然引起了一些并发症如企业经营的合法性争议、会刊被查处、罚款、工商税务轮番检查等风波，但是最终都度过危机，没有引发癫狂、休克、猝死等情况，企业风平浪静、人心平稳，应对快速，最终媒体的“爆料”用尽，失去了炒作时效性之后，企业经营照旧，反而提高了企业知名度。 养生是保持健康、提高免疫力的保障生命安全、自由的根本方法。一场大病袭来，身体底子好的人，能够抗住；体弱的人，情况就难说了。法律养生做得好，“身体”一向不错，没有“硬伤”的生命就可以直面危机，甚至赤膊上阵，化解风险。 成功的律师服务 在轰动全球的达娃之争中，律师为达能在全球打官司，法律相关费用达到5700万欧元。这最终被证明是一场完全失败的律师服务。2008年达能启动合资企业纠纷的危机预案，以大规模的舆论战开始，曾经获得了良好的和解时机。但是这一和解时机被自己发起的大规模诉讼湮没。宗庆后稳住阵脚后，在法律战场上与达能分胜负。而最终的事实证明，在法律战场上，达能却担负了很大的风险，最后以多起败诉告终，只能低价退出娃哈哈。法律战场的风险是不确定的，律师不能够为了突出律师角色的社会作用，让当事人把“宝”随意押注在法律战场上。 还有的企业在劳动用工、税务方面存在大量的漏洞，律师也以非常勤勉的服务精神在服务，但是劳资关系并不好，税务上“包装过度”，也总存在自查补税的风险。企业遇到了案件，律师本着“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不择手段取得了个案的成功，但是破坏了企业的重要关系，导致企业生命受到严重的破坏。深圳有一家国际连锁店，在市中心某处大型商业地产开发阶段介入，条件非常优惠，租金非常低，并且与营业收入挂钩。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企业财务计算的原因，与出租方出现了一些争议。顾问律师为了“当事人利益最大化”，极力挑起了诉讼，结果出租方的态度从积极配合企业经营，变成了积极阻碍企业经营，变着法子把原来设置的通向企业营业地点的导航设施拆除，甚至用一人多高的绿色植物遮挡视线，让顾客找不到这家连锁店，企业经营大受影响，而且持续了两年时间。两年间，由于存在诉讼，企业高层拒绝会面谈判，局面一直无法收拾。这个案子充分说明了律师服务标准与企业养生标准之间的冲突。如果律师与企业都能够在“养生标准”上达成一致，那么律师服务能够更好地整合进企业经营中，形成促成企业发展壮大的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