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年前，章方良是华中科技大学化学系的老师。钟晓林是华中科技大学机电系的学生。
20年后，章方良是国内最大生物CRO公司金思特科技的创始人。不久前，钟晓林任管理合伙人的风险投资基金凯鹏华盈（KPCB）注入1500万美元，成为其投资方。
两者人生路径的交叉始于章方良的创业。
2002年，他决意离开工作七年的先灵葆雅，和其他两位创始人创立了一家生物CRO企业，并依靠自有资金发展了四年时间。
如果了解章方良的过去，可以发现从1980年开始至今的大部分时间中，他都在学校中度过。他的角色也很简单：学生、教师、制药公司研发人员。
他在国内设立公司地址时，并不是各地纷纷建立的“药谷中心”，也不处于一线城市。他在选址时还考虑到人文环境，他甚至提及公司环境要远离像上海那样快节奏和加班生活的城市。
与这种“悠然心境”相反的是，这几年国内CRO行业中，风险投资案例接连不断，总数不下10起，甚至钟晓林还“热情”地把生物医药行业称为“继互联网后的新一轮创富机会”。
在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中，章方良从容节奏的底气来自金思特每年约50％的增长，其国内员工数从2004年的5名膨胀至600名。
成本，成本
2002年，章方良、王鲁泉、王烨三人在美国注册了Gen公司。
章方良出身湖北，上世纪80年代辗转于成都、南京求学，直到1987年毕业到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任教。
也是在那个时候，KPCB合伙人钟晓林正在华中科技大学就读。
章方良当老师没多久，就去了美国杜克大学继续求学，继而获得杜克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1995年至2002年期间，他在美国先灵葆雅工作。
在那里，他结识了同事王鲁泉，后者从事生物信息学工作。后加入的创业者王烨2000年才到美国，在章方良眼里“非常能干”，有销售才能。
最初，他们的商业模式极为简单：在美国接单，国内供货商供货。公司的架构也只是离岸结构。
2002年中国的CRO市场，章方良看到的是：做化学（CRO）的很热闹，而生物（CRO）在国内很弱。
起步于2000年的药明康德当时已在业内崭露头角。
专业使然，章方良自认“化学玩不起来”，于是主要切入生物CRO市场。
渐渐的，这种架构无法满足章方良的业务发展。当时主要出现的问题是，与供货商多有接触后，发现两者对业务发展所持的观念不同。另外，供货的质量有时会因为供货商人员的变动而有所波动。
而随着业务的发展，供货质量更需要上一个新台阶，在国内建设一个基地变得重要起来。
于是，章方良从美国新泽西回到国内，并创立了金思特。选址时，还破费了一番心思。
如果只是要建立一个小的实验室专注于做药物开发，那么上海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做CRO，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成本是竞争的重要筹码。
章方良和他的团队曾经到上海张江、松江等地进行了选址考察。考虑到公司会和一些市区中心地带的部门、公司、机构打交道，章方良很在意时间和交通成本。
“松江到主城区坐出租车要200-300元。上海浦西到张江，出租车也要150元左右。”显然，章方良把这笔账算得很清楚。
南京相对上海而言，主城区面积更小一些，城区东端到西端“只要50元”。附带的好处是，南京整体环境不会像上海那样，由于企业竞争激烈、生活成本高，造成人才流动性很大。
他甚至考虑到，在工作之外需要有“别的”调剂。上海城市节奏太快，周末还都是加班族，不如设立在南京，能到附近景区郊游放松。
“松中有紧”的是，金思特还是在上海张江药谷中设立了办公室，主要为销售和客服人员。章方良知道未来交通升级后，南京到上海只需一个小时，基地和前端的联系将更紧密，而成本仍然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