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彼得·德鲁克（1909-2005）喜欢人们叫他的名字彼得,厌烦人家称他为博士、教授,对于称他为什么大师更是厌恶之至。不过,在德鲁克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还是不能回避“现代管理学之父”这样的称谓。
“我的人生波澜不惊,作家生涯平淡无奇,也许有几本书还算有趣,值得一读。不过我的人生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是德鲁克的谦逊,不过,如果把这和德鲁克的另外一句话一起解读,也许可以看出这位管理学之父对自己人生的最终评价—“管理得好的工厂,总是单调乏味,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事件发生!”
彼得·德鲁克（又译杜拉克）在其70岁出版自传《旁观者》,德鲁克之所以是德鲁克的缘由些许得解,但“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光环丝毫未因此消退。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把德鲁克请上神坛与那些历史伟人们并列,尽管德鲁克自己并不这样认为—“我的人生波澜不惊,作家生涯平淡无奇,也许有几本书还算有趣,值得一读。不过我的人生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种谦逊甚至是谦卑,不是德鲁克的矫情,而是源自他内心深处的敬畏。因为,在我们仰望德鲁克的时候,德鲁克在仰望广袤无垠的永恒星空。
独特的人生参照系
1909年11月19日,彼得·费尔南德·德鲁克出生于维也纳,2005年11月11日,在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家中逝世。他95岁的生涯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他经历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也经历了四五十年代的经济复兴;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也尽享二战后的和平;他的小手曾经与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轻轻相握,他也曾从美国总统布什手中接过“总统自由勋章”;他做过新闻记者,做过经济学家,获得过法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教授过哲学、政治学和管理学,担任过多家著名企业的顾问,写下了近四十本著作,打开了现代管理学的大门……
这样的人生,在德鲁克本人的眼中却是“波澜不惊”,因为,德鲁克评价自己人生之时有着独特的“参照系”。
德鲁克少年时期曾经展露过超人的天才,他12岁就开始阅读《奥地利经济学家》,并在18岁时向这本当时最好的杂志投稿,并受邀参加该刊的编辑会议。但是,这些世人罕有的才华,在他的家族和家族好友之中却算不上什么。
自17世纪以来,德鲁克家族历代从事圣经、讲道及宗教书籍的印刷与出版。他的外祖父费迪南德·邦德亲手创建了盎格鲁·奥地利银行。他的奶奶,一个“年轻时钢琴弹得极好”的“老太婆”,其实是著名音乐家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舒曼的学生。他的父亲阿道夫·德鲁克26岁时就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同时还是国际律师和经济学教授,而他的母亲卡罗琳是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的学生,他的姨丈汉斯是美国首屈一指的法学权威。至于德鲁克的其他亲戚,按照德鲁克自己的话说是:“不知有多少叔叔、伯伯、表哥、堂弟等亲友,把我团团围住。他们都不是在维也纳,就是在布拉格、瑞士、德国等大学任教的教授,也有在牛津和剑桥的;有教法律、经济、医学、化学、生物学的,甚至艺术史和音乐的都有。”
年轻时期的德鲁克,最大的压力就是成为大学教授,这种压力一度让德鲁克准备放弃学业去经商,因为二流商人也可以赚很多钱,但是“进入学术界则不然,非得做一流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不可”。
德鲁克年轻时多次参加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讲座,而他与另外一位经济学巨擘熊彼得关系更加亲密—熊彼得是他父亲的学生,而德鲁克又是熊彼得的学生。晚年的德鲁克得意于这段经历,他曾经自豪地说:“我是目前世界仅存的曾从师于凯恩斯和熊彼特的人。”但是,向熊彼特和凯恩斯学习的结果就是:“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当经济学家的料。”
年轻时,德鲁克曾经在一家大报担任资深编辑,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得到那个职位是因为自己的才华,其实同样的话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德鲁克认为自己的人生平淡无奇—“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位,并不是我的能力有多强,而是比我年长一代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了。”
管理学只是“副产品”
吉姆·科林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写道:“我们发现,我们的研究和德鲁克的著作深深契合。事实上,我们对德鲁克的先见之明深为敬佩。研读他的经典之作,像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和1964年出版的《成果管理》,你会深深叹服他遥遥领先于今日管理思潮的程度。”为什么德鲁克能走在管理学的前面？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德鲁克研究的不是管理学。
尽管德鲁克以“现代管理学之父”的称号而闻名,但是几乎看不到德鲁克用管理学大师的名号自称,在他赋予自己的“头衔”之中,包括:教师、作家、咨询业者等等,唯独没有管理学家。对于德鲁克而言,管理学是工具,是技术,是他研究的问题的解答与实践,但不是他研究的问题本身。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德鲁克,怀有一种“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研究的目的是“如何创造一个能运行的社会”。他观察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所有的社会任务被交付给各种大型的组织……”那么,德鲁克研究的问题在这种前提下就具体为“如何创造一个有效的组织或机构”。而对这个问题以及由其衍生出来的问题的解答,就构成了德鲁克的管理学,或者可以说,管理学是德鲁克研究的“副产品”。
正是如此,德鲁克和其他的管理学家有了显著的区别:如果说古典管理学派的泰罗试图用科学实验方法将管理提升到科学层次,法约尔用职能理论使管理具有了一般的意义,韦伯对普遍性原理的追求企图将管理提高到理性层次,那么是德鲁克通过对人类社会中管理作用的重新理解,—将管理提高到崇高层次。他唤醒了管理界,使人们认识到管理对于人本身生存和发展的重大价值和意义。
人本主义的管理学家
泰罗及其追随者们认为管理学是一门科学,但是德鲁克认为管理学是“从经济学、心理学、数学、政治理论,历史和哲学中汲取营养的学科,简而言之,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这正如德鲁克自己坦承的:“从我写第一本书开始至今,我所写的一切无不强调人的多变、多元,以及独特之处。”
德鲁克的研究很少使用数学模型,这一点颇受诟病,也是他游离于主流管理学之外的主要原因。不过,这并非是因为德鲁克不懂数学,而是德鲁克发现在研究管理问题之时,数学难有用武之地。德鲁克承认自己在20岁时写过两篇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文章,“精深”得令人难以忍受,他评价那两篇文章:“错得十分离谱,在数学应用方面无懈可击,结论却是愚蠢之至。”在德鲁克眼中,管理的本质是在于对人的复杂性的高度关注,而人的行为和动机是无法模型化的,或者说将人模型化是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降低。
事实上,德鲁克管理学说的最大危机反而是来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批评。
德鲁克认为“有经理观念的责任员工和自行管理的工厂是我最重要和最有创意的思想,也是我所做出的最大贡献”。不过,马斯洛认为德鲁克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理想化了,“他轻视了选择合适的个体来实现他的管理原则的必要性;另一个是他忽视了邪恶的存在,病态的存在,还有一些人身上普遍的恶劣性的存在。”在马斯洛看来,德鲁克的管理原则“可能起作用的只是那些相对健康的人、相对坚强的人、相对优雅和善良的人,有德行的人”。“如果我们有一些进化良好的人类能够成长,并且很急切地要求成长,那么在这样的地方,彼得·德鲁克的管理原理就好像很不错。这些原理是有用处的,可是,也只能在人类发展的顶层才有效。 ”
对于马斯洛的批评,德鲁克并没有回复,但是在他的自传《旁观者》一书之中有一段为弗洛伊德辩护的话可以作为他对马斯洛的回应:“我认为,真实的弗洛伊德要比传统述思中的弗洛伊德,要来得有趣得多。他实在比寻常人复杂—他自己就是一名悲剧英雄。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实在是薄弱,他企图把笛卡儿的理性世界与灵魂的黑暗世界合而为一,并故意忽略所有不利的问题,然而,终究会支撑不住。但我还是要说,这样的理论仍然非常迷人,透露不少玄机,而且深深地触动人性。”
彼得·德鲁克通过对通用汽车历时18个月的调查研究,在1945年出版《公司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