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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有一句直观、生动的名言：“从长远看，人类都会死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最近在一次演讲的问答环节说，凯恩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凯恩斯没有孩子，因此他不太关心后辈的命运。 弗格森这句无耻的话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批评他。随后，弗格森公开道歉：“我说了一些关于凯恩斯的蠢话。首先，显然没有孩子的人也关心后辈。其次，我忘记了凯恩斯的妻子莉迪亚曾经流产。” 最早拿凯恩斯后代说事的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他在1946年的讣告中说，凯恩斯“没有孩子，他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短期哲学”。哈耶克1977年在接受采访时说：“凯恩斯有句名言，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这说明他受制于当前政治上的可能。他停止思考长远来看什么是可欲的。因此我认为他不会产生什么长远的意见。而这些无耻的言论显然不值得一驳，没有后代的经济学家很多，但他们的思想却可以长存，比如大家热捧的科斯也没有子女。 凯恩斯那句话出自他1923年写的一本书——《货币改革论》，他是在讨论货币的数量理论：一个国家的货币供给的变化会导致价格的相应变化。凯恩斯说，从长远看，这种关系也许是正确的。但是，“长远是对当前事务错误的指导。凯恩斯紧接着说：“如果在暴风雨季，经济学家们只能在暴风雨已经过去、大海恢复平静时，才能告诉我们会有暴风雨，他们给自己定的任务也太简单、太没用了。”凯恩斯提出的长期模型不仅回避了困难，而且这些模型很大程度上毫无用处，因为它们不能指导政策制定者如何度过“暴风雨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为凯恩斯辩护说：“凯恩斯那句名言的意思是，如果经济学模型不能解释一两年内的情况，只能告诉你很久之后会是什么结果，这些模型就是不完备的、可疑的、没有用处的。它要求做出更好的分析，而不是忽视未来。” 另外还有人从概率的角度来理解，认为世界本质上是个可感知但却又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或者说世界在某个短暂的时期可以看作是确定的，但从长期来看是不确定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把握住我们所能把握的。凯恩斯有句名言对这种世界观的最好阐释。 而这些显然都是错误的，除了那些恶意攻击之外，其实对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都可以看出，凯恩斯这是在说经济周期问题，大家都知道凯恩斯是反对对经济危机实行放任的，他主张人类应该通过周期性的经济措施来消除危机，而再具体一点，其实凯恩斯说的是货币的问题，从长期看，人类一直受制于“一个国家的货币供给的变化会导致价格的相应变化”的观念，也就是从来不敢对货币政策进行轻易的调整，即使经济危机时也是这样，凯恩斯作为一个进步经济学家，主张让人们放弃这些保守观念，大胆的根据经济周期调整货币政策。尽管现在根据经济周期定期调整货币政策，早已经成为各国的通行做法，也早就被各界经济人士所接受，而当时，这样的做法却需要进行启蒙，凯恩斯这句话就是在做启蒙工作。 其实这样的启蒙工作仍然需要做，在经济危机时期放松货币的主张，在懂经济学的人中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在普通大众中，仍然难以接受，这也是很多民粹主义横行的原因所在，也就是人们害怕物价上涨，因此宁可通货紧缩，也不愿让人放松货币，马克·布莱斯在《紧缩：一个危险想法的历史》中说，紧缩的观点很强大，是因为它让人想起西方传统的道德体系，这种思维像常识一样很少受到置疑。紧缩包含各种道德格言：不劳则无获，苦难造就品格，节俭是美德。然而科学就是科学，科学很多看似不符合人类的想法，这时候应该改变的是人类，而非科学，就像地球围绕太阳转动一样，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其运行规律不会改变。 科学与民粹的区别，就是科学只尊重规律，而民粹往往只迎合人们的想法，本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实行了量化宽松，很多人都预言通货膨胀，而到现在通货膨胀仍然不见影子，科学就是科学，不是以民粹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民粹派很多都以佛利德曼“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作为说辞，而这些不知道的是，佛利德曼才是量化宽松政策的真正发明者，而他货币诺贝尔奖也是通过这一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