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lections of macro policies for key period of “stability and rebound”
文/庄 健
伴随经济增长在第二季度的“企稳回升”,今年完成“保8”任务的可能性已大大增加。然而,在全球经济仍未走出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复苏能否持续?在当前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又该如何把握?
中国经济再次处于关键期
从反映今年前7月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经济已越过最困难的时期(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处于“企稳回升”的右侧。一是GDP增长率由第一季度的6.1%上升为第二季度的7.9%,接近全年8%的目标。由于去年经济运行表现为“前高后低”,基数效应也使人们对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普遍乐观;二是占经济总量四成以上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连续两个月超过10%,表明实体经济已获持续增长的动力;三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连续4个月超过30%,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主要力量;四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连续3个月超过15%,成为保证内需增长的关键因素;五是发电量、货运量、PMI等一些经济领先指标都出现了积极变化(如发电量已连续两个月正增长,PMI连续5个月超过50)。
可以预计,只要国内宏观调控政策方向不发生改变、世界经济在年内不向深度衰退的方向发展,下半年中国经济就会继续沿着“企稳回升”的右侧继续上行。
基础并不十分牢固
尽管中国经济出现了“企稳回升”的良好局面,但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并不十分扎实,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不高,经济增长的动力源需要转换。前7个月,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投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以上,而投资的增长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国有企业投资的强劲增长。尽管部分非国有投资也开始出现持续增长态势,但大多数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投资增长仍嫌偏慢。从消费方面看,尽管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8%,但居民消费增长主要是财政补贴拉动的,由收入稳定增长和对未来预期乐观而引发的居民消费成分还嫌不足。而从出口的角度看,尽管第二季度德国、法国和日本的经济都出现了正增长,但由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偏高、消费和房地产的企稳回升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指望下半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负转正显然还过于乐观。在国际形势仍不稳定的情况下,如果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能顺利由政府投资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转变,下半年以至明年的经济能否保持持续较快增长就会面临挑战。
其次,是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从中长期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8%9%左右,过低会导致失业率上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受挫,而过高则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此,保持一个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十分重要的。尽管目前仍有人担心通货紧缩和经济的下跌和回调,但越来越多的人已在担心经济增长过快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前些年,为保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已付出了通货膨胀、能耗上升和环境污染的诸多代价。
再次,是经济增长的均衡性。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推出了4万亿财政刺激方案,并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确定为经济工作的主线。截至目前,“保增长”、“扩内需”的任务完成得比较顺利,但“调结构”进展得就相对缓慢。从产业结构上看,上半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提高到50.1%,第三产业比重为41.3%,仍是以工业为主导。
从三大需求上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远远超过消费和出口,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模式没有改变。特别是当前经济增长对就业和居民收入的拉动作用还不能令人满意,表明在改善内需结构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还体现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上。由于上半年银行向市场注入的流动性过多过快,导致部分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造成虚拟经济领域的泡沫迅速集聚。如果实体经济不能及时跟进,虚拟经济中的过多泡沫就引发新一轮的紧缩。
关键期的宏观政策选择
正是基于对当前经济运行处于“企稳回升”关键期,经济增长的基础有待加固的判断,如何把握下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方向、节奏和力度就显得极为重要。
从保持经济运行稳定性的角度看,前一阶段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方向不能变。考虑到支撑经济增长的动能由政府投资向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转换尚需时日,而出口因外部需求的疲软而很难有大的起色,财政支持的“铁公基”项目投资仍应继续,而银行信贷和货币供应也应继续保持适度宽松的大方向不变。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因政策过快调整和增长动能转换不畅所导致的经济二次“探底”现象。
而从提高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和协调性的角度出发,在维持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有必要逐步地把调控重点由“保增长”转到“调结构”。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前瞻性地动态微调政策实施的节奏和力度。如考虑到民间投资和中小企业投资增长不快,就应进一步放松投融资管制,并在银行贷款方面给予倾斜和重点关注。而考虑到上半年信贷投放过快过猛,就应当在下一阶段的投放节奏和贷款结构上进行动态微调,强化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加强宏观审慎性监管。
(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