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截至本文截稿时，“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在谷歌上的搜索结果高达52000项，在百度上的搜索结果也已超过35400篇，这无疑和余秋雨原本对于工作室的预想是不同的，他在博客中写道：“工作室是我的一个休憩和总结之地”。
随着各类网络帖子不断增加和转载，最新一轮“余秋雨事件”在人们的争议声中浮出地表。除了毁誉参半的评论之外，更为有趣的是，很多有关此次“大师工作室”的报道放在了“娱乐新闻”的头条。
祸起“大师”
在此次争论中，大家自然会关心余秋雨能不能称得上“大师”，一篇署名于立生的文章说，“以学术论，余秋雨从事过戏剧及美学研究，也曾出版若干学术论着如《戏剧思想史》、《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论》，但究竟是成就超拔、影响深广，还是仅局限于小圈子内呢？……以文学创作论，20年间，余秋雨以《文化苦旅》等系列散文，一纸风行天下，也因此为公众所认识。但是，其艺术质地、含金量如何呢？恐怕还得交由时间来检验；……称‘大师’为时尚早。”
但更多的言论指向的是余秋雨对待“大师”的态度。而导火索应该就是余秋雨那篇博客上贴出的那段文字：“听到成立工作室这个消息后我曾作过几次努力，希望删去‘大师’这两个字，但没有成功。这是教委的一种架构性的设计，要改动有一定的难度。后来我想，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
余秋雨说这段话或许是为了自嘲，可是很多人并不买账。一位网友如是评论，“余先生这段带点自嘲的讲话，好像一段一点也不好笑的相声，听后，不但让人觉得少了幽默感，而且觉得余先生像很在意自己位于浙江慈溪市桥头镇的老宅，被有关部门上报申请成为慈溪市文物保护单位一样，对被冠以‘大师’头衔，心中是窃喜的。”
而另外一位网友的文章则更加直接和不客气：“‘秋雨大师’的‘自谦’，令我肉麻。……人贵有自知之明。自己的学问有多大，自己能在历史上留下多少的学术成就，每个人自己最清楚。‘秋雨大师’的‘自谦’，哪里是什么自谦，分明是在自我陶醉！”
当然，支持者也不乏其人。在一篇作者署名亦菲的文章中称：“称余秋雨为‘大师’不是过誉，而是他30年来艰辛努力的结晶。而今，上海市教委正是根据他丰厚的着作及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影响，以他名字命名‘大师工作室’，是上海尊贤的一个表现……”
而一位网名叫作旧日书的网友，不仅认为余秋雨先生完全当得起大师的称号，更认为那些非议的人是“自私”：“对于余秋雨先生就任大师的表态，我认为没有任何不当之处，有些人以此为由向余大师发难，完全是歪曲余先生言论的本意，故意损伤余先生的名誉，扰乱公众视听。”
这样的争论或许还将继续，但我们更想弄清楚，上海市教委关于“大师工作室”的“架构性的设计”是怎样的，“大师工作室”挂牌后，会有哪些规划？上海市教委和余秋雨怎么看待当前这些批评的声音。为此，记者采访了上海市教委的相关人士，余秋雨也通过他的秘书给本报一份书面回答(见本版相关链接)。
在这份书面回答中有段文字与这个话题有关，摘录于此：“半年来反复推脱的，就是工作室的名称。因为‘大师’这个称谓放在一个人名字后面听起来很不舒服。但教委坚持认为，这个称谓是与工作室连在一起的固定名词，是他们的一种构架性设计，已经用过，今后还会被用，不要因为我的推脱而影响整个设计。我只得自我解嘲，现在社会上凡是稍稍能够看相、气功、看风水的，都被称为‘大师’；按正规途径，国家已经评过很多‘工艺美术大师’，大批剪纸、泥塑、根雕、烧陶方面的民间艺人都有‘国家级大师’的头衔。我倒是对‘大师’这一词汇的英语词汇master有好感，这个词同时也可翻译成硕士、船长、能带徒弟的艺术工匠，还有‘自主’的意思，例如be one’s own master，这个意思不错。”不知道他的这番解释，能不能扭转现在的尴尬局面。
详解“大师工作室”
上海市教委接受记者采访的是负责“大师工作室”建设方案及具体工作的苏忱副处长，他同时也是上海教委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他表示，自己也在不同网络及媒体上看到了众说纷纭的报道，但还未就此事件与余秋雨交换意见。
对于“大师工作室”的众多非议，苏忱觉得教委没有必要对此特别做出回应。再者，周小燕和余秋雨接受大师工作室挂牌前，两位都曾向教委表示“压力很大”，但周小燕挂牌的是“周小燕声乐工作室”。当记者问及，为什么周小燕的工作室没有挂牌“大师工作室”时，苏处长没有给予解释，但他说，周小燕工作室也将换牌为“周小燕大师工作室”。
至于为什么要设立“大师工作室”，苏忱副处长称，这项工作的出发点是为了落实“以学科建设为重点的文化建设”，将在上海高校继续建立不超过十个大师工作室。并且，与“大师”相区别的是“专家”，而在“大师”提名上，首先“以学校推荐为前提”，同时考察其“艺术表现力、艺术传授力以及艺术影响力”，因为上海教委希望借 “登高而招”的名人大家及其名望来探索高校内的文化艺术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模式。“大师工作室”实际上是承担高校教育的制度改革的新载体。
早在去年年底，周小燕工作室在上海音乐学院挂牌已喻示这项“繁荣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项目”拉开了序幕，“成熟一个、建立一个”是已被市委及教委所明确的工作进程。位于周小燕歌剧中心的大师工作室将获得教委提供的首期10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在大师工作室的建设工作中，“院校也有相应经费配套、提供必须的独立工作场所、人员配置以及基本工作条件”。与周小燕工作室不同的是，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的小洋楼虽位于上海戏剧学院，但地产属于静安区政府，因此在挂牌当天，静安区领导表示将提供数百万元的修缮资金，余秋雨先生则亲自参与设计修建的方案。
目前，上海市第三个“大师工作室”已确认在年底挂牌，上海体育学院将挂牌蔡龙云大师工作室，这位耄耋之年的武术大师曾在14岁时击败俄国拳师以及美国拳击冠军，也曾担任中国武术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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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答21世纪经济报道问
《21世纪》：请谈谈你自己接受这个工作室的初衷？希望依托它来做哪些工作？
余秋雨：我本来就有自己的工作室，每天处理着很多事务，一直运作得很好。半年前上海市教委希望我把工作室放回到我20年前担任过院长的上海戏剧学院，并纳入教委支持和关注的范围。他们很诚恳地说了一个理由：目前高等教育系统所有的支持机制和竞标机制，似乎都是为工科、理科、医科设计的，而不是为文化艺术类教授设计的。因此，多年下来，文化艺术类的学科很难像工科、理科、医科那样获得有效的提升。但目前我国又急需文化艺术方面的建设，提高民族的软实力，这就构成了机制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成立不同层次的文科工作室，是他们力图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早就看到了，文科表面上挺热闹，但在高教系统中的实际地位太低，长此以往后果不好，因此，我愿意参与他们的尝试。
半年来反复推脱的，就是工作室的名称。因为“大师”这个称谓放在一个人名字后面听起来很不舒服。但教委坚持认为，这个称谓是与工作室连在一起的固定名词，是他们的一种构架性设计，已经用过，今后还会被用，不要因为我的推脱而影响整个设计。后来我只得自我解嘲，现在社会上凡是稍稍能够看相、气功、看风水的，都被称为“大师”。
按正规途径，国家已经评过很多“工艺美术大师”，大批剪纸、泥塑、根雕、烧陶方面的民间艺人都有“国家级大师”的头衔。我倒是对“大师”这一词汇的英语词汇master有好感，这个词同时也可翻译成硕士、船长、能带徒弟的艺术工匠，还有“自主”的意思，例如be one’s own master，这个意思不错。我只怕，今后“大师”泛滥，失去了“自主”而“能带徒弟”的本质。
《21世纪》：现在工作室的日常工作有哪些安排？工作人员的架构如何？
余秋雨：我的工作室要做的事，首先是整理我30年来亲历考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大量资料和相关思考。我是在经过长时间文本阅读后才辞职远行的，力图摆脱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上处处被朝廷史官牵着鼻子走的倾向。我不赞成至今盛行的以“宫廷权谋”取代“民间生态”的文化研究方向，而要了解民间生态必须我们自己重新考察。我以前写《抱愧山西》、《都江堰》、《江南小镇》等等都是从民间生态着眼而产生了发现性效果的。这样的资料沉积了很多，其中包括不少考古学上的学习笔记，例如最近发表的对上海地区四千年前一个文化遗址的考古猜想。这一切都有待工作室整理。
第二是想安安静静开一门课，把我近十年来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等地讲授的中国文化史课在国内有一个系统的表述。同时，我还会把在台湾讲过的“城市美学”课程也讲一遍。要开课，也不是单靠自己，我会把海内外相关专业的着名教授都邀请来。但这事要慢慢来，不能急躁。
《21世纪》：您的博客中提到，这与余秋雨文化基金会一起开始运作，是否能介绍一下两者的关联？如果两者是相对独立的，能否介绍一下基金会在未来的项目？
余秋雨：上海有一个以我名字命名的“文化教育基金”，宗旨是要关注和资助全球范围内一切在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方面作出努力的项目。这个念头出于我在国外考察时的感受。我们的资助可能很小，但具有象征意义。哪怕是东南亚某地的一个中国传统戏曲会演，北欧某城市的一个李白诗歌朗诵会，都在我们关注范围。现在正在做的是集合海内外艺术家一起打造的一台“戏曲音乐剧”《长河》，导演是香港着名电影导演关锦鹏先生，主演是马兰。12月份会在上海大剧院首演。
这个文化教育基金的启动资金，是由北京的光华科技基金提供的，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也给予了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