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这个时代可以用“伟大”这个词赞誉的电影几乎没有，我个人使用这个词也一向谨慎之至，但是我依然毫不吝啬地给山田洋次导演的作品《母亲》冠以“伟大的电影”这个称号，因为它是如此质朴、从容，如此日常、却又意味深远。这部作品是根据黑泽明御用女场记野上照代的自传《给父亲的安魂曲》改编而成。照代的父亲在战前因言获罪，因质疑军国“圣战”而被捕，家中姊妹二人全赖母亲照料，这位平凡而不屈的母亲独力支撑着家庭，熬过最黑暗的时光。76岁的山田洋次导演之前的“藤泽周平武士三部曲”，每一部都能让人流下“幸福的眼泪”。尽管在开场前我并不知晓《母亲》这部电影里具体讲的是什么，但他的“庶民剧”风格早已了然。他是一个让人信赖的导演，所以他的作品，并不像看其他一些我同样热爱的新锐或大师的作品那样，有任何的期待、有任何的包袱。完全将自己的交付给银幕，让自己沉浸入山田导演所创造的世界与生活里去。
《母亲》的开场是一组日常场景，简洁地交待出一家四口拮据却温暖的生活，不久反对军国论的作家父亲就以“违反安保条例”之罪被捕入狱。如果说影片有一条不断演进的线索，那么是父亲在狱中不断恶化的境况；而作为主角的母亲，倒反而讲不出什么情节来。她一如世上所有的母亲：顺应时世地工作生活、含辛茹苦地抚育儿女。纵使看她一生，恐怕也没有什么值得“讴歌”的地方。作为一个卑微的“小民”，似乎都没有办法评判她一生的幸与不幸，一切仿佛“理所应当”。但是看完电影，我想起以前书本上总是说“平凡而伟大”这句套话，以往觉得那是一句多么空洞、苍白的形容语——然而这回我总算亲眼目睹了。
母亲虽然是一个小民，但是她并非愚民，在对待自己丈夫获罪之事的立场上，她有清醒的认知，绝不妥协。戏中有两场表现母亲的气节的戏，让人印象深刻：一次是去见丈夫的老师、一位令人尊敬的教授；一次是去见自己的父亲、一位“爱国”的老警察局长。当他们指责自己丈夫犯下的所谓“思想罪”时，母亲都立即反驳说丈夫没有过错，并毫不犹豫地决然离去，不惜与老师翻脸，甚至不惜和父亲断绝关系。但是，山田导演对吉永小百合饰演的母亲的形象又并无一分夸饰。在大部分时间里，为了自己和女儿能够生活下去，母亲和别的日本人一样晚上去参加居委会的动员会，向天皇的居所方向磕头致意；也在学校里和学生们一齐唱天皇的颂歌。在整部电影里，母亲都是一位柔弱的“正常人”，可以肯定的是——她比任何一个想让她丈夫“像正常的日本人那样思考”的日本人还要正常。
多数观众都能看出《母亲》的反战立场来，山田导演自己也说“我想讲多一点军国时期的事情。那时日本走错了方向，对日本人来说，是困苦的回忆。”他想把大历史放在一个家庭里讲。在影片的最后，母亲弥留之际，已经长大成人过着幸福生活的女儿安慰她，终于可以与冤死狱中的父亲在天上团聚了。而母亲这时却说了一句让人震惊费解的话：“我不希望什么来世，我只希望他(丈夫)活着，今生和我在一起。”——这句话出自行将离去者口中实在令人痛心，这也是对军国主义最凄厉的控诉。但在“反战”立场之外，我觉得《母亲》更深的一层意味，是在于它讲述了一个疯狂的岁月里(多数日本国民在做独霸世界的大国梦时)，一个普通的平民是如何维持一个应有的尊严和理智的。在戏里的母亲的身上，看不出任何左翼色彩的思想来，看不出任何知识女性的特质来，但是她从未向任何来自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压力妥协。在山田导演呈现的细水长流般的生活里，母亲的这种平凡的坚韧是最令人感动之处。
《母亲》拍的是二战时期的事，但对现在的东亚人依然有着深刻的意义。这部影片在今年两岸三地的电影节上都有放映，三月的香港电影节、六月的上海电影节以及前不久的台北电影节，这部影片在华人影迷中有两种看法，感动与赞许之外的另一种看法是“欠奉新意”。毕竟无外乎：平常人、平常事、平常拍法。然而这不妨碍我觉得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伟大，并不一定需要别具匠心的叙事、锐利凶狠的风格、艰深广远的内涵。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电影里看得见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最可贵的情感、在其内心深处最可贵的情感。一直以来，“人性”这个词被用得太烂熟、也太抽象了，然而在《母亲》这里，不用解读、不用诠释，“人性”就是一目了然地被我们看见，被我们感知，让我们共鸣，将我们打动，让我们痛快地泪流满面。——其实，山田导演不是没有技巧的(比如在《母亲》中他依然懂得如何运用喜剧素材)，只是他在讲述庶民故事的手法已近化境，可以将技巧远远地藏在情感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