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是一个“浪花淘不尽英雄”的时代。格兰仕从2008年开始向全球139个国家全方位突击，72岁的梁庆德坚持，OEM本身只是一个在制造企业中的商业工具；工程师出身的尹同跃也说，他这一辈子的人生规划永远是“把奇瑞做大做强”；同为“海归”，擅于沟通的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关东元觉得自己是在一个没有刹车体系的高速列车上，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唐骏一心要当职业经理人的标杆；“小年轻”李浩则认为，把中国传统价值观和国外管理模式相结合，他这个年龄的人做起来会更加轻松……他们是性格各异的个体，也是新华商群体中的典型。他们成长于全球化的浪潮，一直代表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
六十年一甲子，2009注定是个承上启下之年。现代中国和世界一起站在了十字路口，能否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商业文明推动中国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是个难题，答案却只有一个。
□ 主笔 张娅
记者 周烨彬 吴丽 陈楠
1894年春天，清末实业家郑观应撰写的《盛世危言》杀青，一时朝野上下为之震动。光绪皇帝读毕嘉叹不已，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这部8卷本的著作后来被重印20余次，是中国近代史上再版次数最多的书。如该书封面所题的“首为商战鼓与呼”，《盛世危言》首次提出要以商立国，以工翼商，“预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时光荏苒百年。2009年1月，美国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消息。《华盛顿邮报》称，这是中国“惊人的经济发展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建国六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从长期封闭转变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爆发出了巨大增长力。其中最为重要的结果之一，便是新一代中国企业家的兴起。
新华商们依然是在一个近乎原始状态的中国商业社会中艰苦创业。三十而立，他们完成野蛮生长，走到新的起点。老一代新华商中，格兰仕集团董事长梁庆德正在致力于把创业经验“传道”给更多商界后辈；已成长为“中流砥柱”的中生代里，万科董事局主席冯仑在最新的博客中提出：“中国整体的商业环境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其中一个就是对商业伦理的关注”；阿里巴巴董事长兼CEO马云也在今年的公司十周年庆典上宣布，要再用十年时间让商人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但围绕相关目标，他们首先要解答的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向哪儿去”这些最基本而又最本质的“天问”。
三十年河东河西
广州海关史展览大厅内，在加工出口一栏，粘贴着一张颜色发黄、写有“顺德01”字样的出口登记证。它的主人是1978年7月成立的顺德大进制衣厂。后来的《顺德志》如此记录到：“大进制衣厂成立，中国最早三来一补企业。”此时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尚有5个月。在政策发出明显信号之前，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已经悄然起步。
恰好一年之后，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视窗。1984年被称为中国的“公司元年”，此后一大批乡镇企业崛起。“胆识”是这个时代敢于下海创业的群体身上最深的烙印。他们绝大部分都出身草根阶层，依靠吃苦耐劳和过人魄力，形成了新华商的雏形。
1992年是新华商成长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年。这年1月至2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上海各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南巡”讲话。此后，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社会主流精英等纷纷下海，他们凭借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产生了一代拥有极强资源和关系整合能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华商。
梁庆德是这个峥嵘岁月的典型代表。他最初的“身份”是“乡镇干部”，格兰仕创立时戴着“红帽子”。这都是那个时代的一道独特景致。从梁庆德、鲁冠球到冯仑、陈东升，他们在政治与经济、现代与传统之间闪转腾挪，亲手撕开了计划经济的裂缝。到1997年9月，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非公有经济不再是“有益补充”，而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0年代后期，中国已经逐渐进入到一个市场日趋规范、产品极大丰富的时代。一方面国门渐开，跨国巨头们在中国攻城掠寨；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与狼共舞，形成了振兴民族工业的战略构想。1996年，29岁的关东元成为巴西淡水河谷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34岁的尹同跃离开一汽集团进入奇瑞公司工作。1997年，时任微软总部Windows NT开发部门高级经理的唐骏“衣锦还乡”，来上海组建微软大中国区技术支持中心。
在尹同跃身上闪现中国知识分子“技术报国”理想的同时，关东元和唐骏都是以“海归”身份构架起东西方交流的“桥梁”。改革开放掀起的另一个热潮，就是出国留学热。有统计显示，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有120万人出国留学，其中30余万人学成回国创业。得益于“知本”的力量和对中国市场的良好把握，大批“海归”促成了这一代新华商，尤其是职业经理人群体的崛起。到了2000年前后，伴随着汹涌澎湃的信息革命，“海归”大多集中于互联网领域，比如1998年的搜狐，1999年的阿里巴巴，2000年创办的百度。最新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09)》指出：70%以上的海归聚集在互联网、IT和通信等高科技领域。
从改革开放早期的手工作坊到新世纪的科技新贵，梁庆德将其比喻为理科和文科的区别。他解释说：“传统制造业是技术、资本、劳动三者密集型的产业，互联网是资本、智力密集型产业。因此，发展传统制造企业就像做高等数学一样，必须从加减乘除做起，一步步打基础；而互联网企业有时候可以实现跳跃式发展。但两者最终肯定都回归到一个起点，即企业家的眼光和意志力。”
大浪淘沙
2009年8月26日，一向乐于挖掘中国富豪的胡润发布了《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特别报告》。据这份报告披露，10年来登陆胡润百富榜的1330位中国富豪们，有49位发生了各种变故，其中17人获刑入狱，3人待宣判，其中包括牟其中、唐万新、顾雏军、周正毅等名噪一时的人物。
以《大败局》、《激荡三十年》等描述了新中国企业发展历程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将这些企业家的失败归结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当时的中国是冲锋型市场，体制内僵化但拥有大量资源，体制外的人拼命往里冲，去抢资源，所以在很长时间，只要敢做就有机会。他回忆说，“在我1998年写《大败局》一书时，中国民营企业家还没有‘失败’这个概念，也根本不会从制度、经营管理角度来想这个问题。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一来，那些超速发展而毫无风险预警的中国企业就迅速陨落”；第二个阶段是2004年前后。一些民营资本在和政府博弈过程中败下阵来，比如科龙、健力宝、德隆。
在吴晓波看来，早期的新华商通常在对待政府的心态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老是想通过一些非正常方式向政府拿东西，形成所谓的原罪，另一方面又很排斥政府。”多年的沉积以后，新华商们与政府的关系逐渐平和。2000年以后新华商，主要产生于互联网领域，和政府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心态好很多”。
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商业本身已经根植于中国社会。一批“商业英雄”的成功树立，也吸引着新一代更具创业冲动。“日益增长的创业人数，以及创业人群的多样化，其实是影响中国未来的最重要事件。”吴晓波说。
作为新华商的未来，出生于1979年的易才集团总裁李浩在大学期间就开始书写起了自己的创业史，一次次创业积累下的商业嗅觉让他最终找到了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的企业发展方向。“今天这个社会创业的方式有很多，有的是先在岸边练习各种基础姿势再下水，有的是直接跳进水里，我属于后者。”李浩说。
被割裂的商业传承
尽管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苦口婆心地指出，进行“商战”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成见，但中国并不缺乏商业传统。这甚至可追本溯源至有“商葩翼翼，四方之极”之称的商朝。近几年，从《大清徽商》到《乔家大院》，讲述晋商、徽商发展历程的电视剧也一直是各大电视台播放的热门。
中国历史上十大商帮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晋商和徽商，纵横商界500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辉煌，在于把儒家文化核心中的“诚信仁义”和宗族观念融会贯通到商业文明中。同时，他们也注意用契约的方式来限定这种人情的关系。如果这还只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的话，洋务运动后期崛起一批民族资本家，则在传统中国农业社会蜕变至近代工业社会的过程起到重要作用。这一中国早期具备现代化特征的新兴阶级，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华商”。
吴晓波正在研究1870——1977年这100年间的中国企业变革。在他的新书《跌荡一百年》中，把晚清投身于现代工业的新兴企业家群体分为四类人：一是盛宣怀式的官办商人；二是郑观应式的买办商人；三是草根起家、面大量广的民间商人，代表人物是无锡荣宗敬兄弟，四是张謇式的士绅商人。
与之相对应，新华商也可分为三类：一是民营企业家；二是数量庞大的职业经理人群体；第三类新华商尤为特殊，他们虽然身处国有企业，但已经不再把自己当作官员，而开始习惯于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更像一个纯粹的商人角色。
吴晓波对《商务周刊》分析到，晚清民国时期的民族资本家与新华商们都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产生。在世界经济史上，1870年正是全球化的开始之年。此前一年，开凿了整整10年、连通欧亚非三大洲的苏伊士运河正式开通，东西方航程大大缩短。1871年，随着从伦敦到上海的海底电缆的敷设完成，中国开始被纳入全球化的信息体系之中。中国市场上的棉花、茶叶等物资加入到全球贸易的大循环。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市场和劳动力的资源配置，新华商们也大多从出口型企业中开始兴起。此外，无论是洋务运动中的“实业救国”还是现代的“产业报国”，两代华商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直到今天都一直代表着国家的进步力量。
但是，由于20世纪的动荡破坏，以及1956年的三大改造，上一辈中国商人阶级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探索所形成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已经被彻底打断。当1978年后新华商兴起时，传统的氏族及农业社会所形成的道德精神也几乎荡然无存。改革开放后的新华商雏形，不少是以原有商业秩序的破坏、公共观念的淡漠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完成原始积累。后来，他们又在很大程度上深受日本和西方商业社会的熏陶，通常以国外一流大公司的流程或制度为学习范本。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这一轮商业运动没有传承，当时创业的人没有任何商业经验可言。”吴晓波感慨到。
由此，我们可以单独总结新华商们的特征：从计划经济夹缝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新华商，通常保守、谨慎，习惯渐进式发展企业；第二代新华商深谙中国特色，凭借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优先取得了资源和政策扶持；第三代新华商擅于把西方商业文明嫁接到中国的土壤中，在多元文化和管理体制下显得游刃有余；随着互联网力量的强化和社会的进步，更具创业精神、更善于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新一代企业家也正在孕育中，他们的想法更为朴素，在创业时没有太多的思想包袱，强调企业里人人平等。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正在成为新一代创业者的有力武器。“日本和西方国家提倡的精细化管理对企业非常重要，我要做的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它们结合起来。”李浩说，“尽管很多前辈都在这么做，但我觉得我这个年龄的人做起来会更加轻松。因为我们一直在中国长大，在成长的过程中又比老一辈企业家有了更多接触外部世界的机会。”
走向未来
作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终生信徒，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创造了“企业家”这个词语，并且首次在经济学模型中把企业家作为土地、劳动、资本这三个生产要素之外的第四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体系中，企业家要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创造性破坏”，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德鲁克则认为，企业家是革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革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
在中国，如何对企业家做出定义头顶？“最成功的职业经理人”光环，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唐骏表示，中国的企业家群体还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成长模式。过去30年新华商的成功是由各种各样因素造成的，所谓时势造英雄，这种成功既不可复制，也不可延续。“未来衡量中国企业家的成功的标准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受到社会的尊重，第二，受到员工的喜爱，第三，企业获得了良好的经济回报。”他说，“中国的商业化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规范，这就需要企业家靠商业智慧和对行业的前瞻性预测来获得市场的认可，赢得社会的尊重和员工的喜爱。”
作为新华商中的“常青树”，梁庆德认为现代中国需要的是一种务实的商业精神。“这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告诉中国企业要多做实业，脚踏实地。”他说，成功的企业家需要的是一种宽容和气度，除了眼光上的高瞻远瞩，还要具备相当的定力，瞄准一个方向不断坚持，甚至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要有一代人、两代人甚至更多代人去坚持做企业的想法，辉煌一阵子的人不能称为企业家”。
现在，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最大亮点。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从中国企业变成世界级企业，进而从新华商群体中成长出世界级的企业家？
2008年，尽管欧洲和美国两大传统市场遭受经济危机重创，格兰仕已经通过向全球139个国家全方位突击恢复成长。在梁庆德看来，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当资源有限的时候，首先要专注；其次，通过总成本领先策略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第三是差异化，寻找到自己的蓝海，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找准定位，尤其是要理解企业不能做什么。
在担任巴西淡水河谷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的四年间，关东元让公司在华营业额翻了四倍。出任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大中华区总裁的9年里，他又让巴西航空在中国支线航空领域从合作到销售层面都远远高于其他巨头。
“全球化思维和全球化运作能力，这都是中国企业家的挑战。”他以巴西航空为例解释到，“巴西航空来自于巴西，全球化过程中在语言上并不具备优势；从国家形象来说，它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国家形象上也不占优势。但为什么它能够实现全球化？除了有全球化的思维外，它还会深入了解各国文化，以便跟美国员工、欧洲员工顺畅地沟通。此外，它的整个企业运营都是建立在国际化的基础上的。”
从商业企业家到社会企业家
相比《国富论》，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其实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根据其理论，企业家不但是财富的创造者和分配者，作为市场的主体，还应在建立一个健康的商业文明、推进人类福利方面承担起作用。在西方，福特基金会、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都是此理论的相关产物。
几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同时，英国的唐宁街在进行一场横跨大西洋的撒切尔—里根革命。由此形成的新美国模式，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本理论依托，尤其突出自由竞争。2008年，这一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最终成了西方金融界崩溃以及经济走向萧条的缘由，让西方以及全球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样，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却是以信仰与价值观被市场经济所消融为代价。当西方政府开始修正自由主义的同时，现在的中国也需要寻找到自己的精神轨迹和商业文明。已经成长起来的新华商们正在承担起更多责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次全国轻工业部庆功会上，梁庆德以劳模身份在会上介绍了格兰仕的发展经验。时任轻工部副部长的于珍当即要求媒体采访梁庆德，并且希望格兰仕能够把这些经验传递给社会。他对梁庆德说：“把你的这些经验传递出来变成社会财富，比你现在做的产品更有价值。”这直接促成了后来格兰仕十几年的“传道”行为。
在“德叔”之后，已经从经营一线退下来的方太董事长茅理翔也正在着手于他眼中比之前更为重要的工作——将方太在家族企业的经营与传承中积累的思想系统化、产业化。2007年1月8日，茅理翔创办的“家业长青家族企业接班人学校”正式开班招生。他对这所学校的定位是非营利的公益性民办事业，主要培训对象是家族企业领袖及其接班人以及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
看起来，由“商业企业家”转型而来的“社会企业家”，正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范畴内履行自己的职责。这种“授人以渔”的做法，不但有利于更多中国企业家的成长，还或许会孕育出中国新商业文明的萌芽。就如同戴维·伯恩斯坦《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一书所说的那样：“商业企业家对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么社会企业家对社会变革而言就意味着什么。他们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