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精神的60年，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成长。这既是公司不断长大的过程，也是不断与变化中的经济体制纠结的过程。
采访｜CBN 记者 杨晓宇
整理｜实习记者 王佩莉
C: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企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W: 1949年中国工业的规模基本上和抗战前后差不多，1949年的时候可能还更差，比如说很多铁路、电话线、航运线都不通了。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第二个判断就是，其实1949年国有资本在当时是很强大的。第三，1949年的时候我们国家主要的工业是集中在东北。有一个数据说1945年国家抗战结束的时候，中国工业的产值85%是集中在东北的，台湾有5%，台湾和东北以外的大量内陆地区是10%。
C: 什么时候算是中国工业的起步？
W: 从工业角度来讲，最大规模的建设就是1953到1957年，即“一五”规划。“一五”规划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起来的。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项目。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也基本是苏联模式。“一五”计划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整个中国工业的工业技术直接从1930年代跨越到1950年代。比如中国的汽车业，长春一汽，我们当时汽车几乎所有的图纸，都是苏联那个三零七汽车厂的图纸拷贝过来的。中国的汽车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其它行业，包括钢铁业等，也都一样。
C: “一五”期间上海还存在着大量私营企业？
W: 私营企业的改造完成是1956年。1953年前中国主要的事情是抗美援朝，这个期间因为战备需要，国家鼓励大规模生产，那段时间私营企业发展很快。然后搞了“三反五反”。“三反五反”查了大量的资本家的黑账。
C: 在那段时期，你印象中有没有标志性的一个企业？
W: 1956之前 上海的话就是申新。申新当时是中国最大的纺织工厂，代表着当时中国企业的现状：在一个新的体制下，然后还希望按照以前的模式运营。但很快，1952年就不一样了。接下来把证券交易等金融市场基本停掉了。到1951年底1952年初，国家对纺织业实行“统购统销”。就是说，所有的像申新这样的私营企业，它的棉花全部要向国家采购，不能直接到农村里面去买棉花；它纺出来的布要卖给国家，这个建议是荣毅仁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来的。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首先就是对民营企业的改造。你的原材料价格国家定了，你中间的利润国家给你确定。后来就搞定息制度，这时荣毅仁他们就提出来说，那么这样我们这些私人企业就是资产租赁性质了。每年你给我定息。然后呢，本来是过三望四，陈云最后定的是5%，给他们10年定息。
C: 应该如何来理解荣毅仁这一代的企业家？
W: 他们那一代的资本家，或者资产阶级，也分两种：一种是在那个时候被看作是很自私的人；另外就是荣毅仁这种，包括第一个搞公私合营的卢作孚。他们本来就有社会主义思想，大公思想嘛，叫兼善。这些人赚钱是为了社会赚，然后用商业的方式去造福社会。还有当时已经去世了的南通的张謇，集美的陈嘉庚 北边还有同仁堂的乐松生。新中国建立以后，这些人把工厂捐掉也好，给国家也好，他们是由衷的。他们认为是应该这样的。他们基本上都是这个逻辑。
C: 这个阶段是到哪年算结束呢？
W: 到1958年底。1956年的私营企业上缴意味着城市私人资本的彻底消亡，人民公社的诞生则表明农村私人资本，特别是土地私有化的终结。
C: 我们都知道之后就发生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W: 大跃进是中国工业史上的一个悲剧。当时中国想要在一年之间把钢铁产量翻番，赶英超美。大跃进之后就是困难时期。再然后，从工业讲，就出现了第一次西迁。
C: 也就是第一次西部大开发了吧？
W: 比较早开始的是1957年、1958年。大规模的迁是1960年、1961年开始。那个西迁工程一个结果使得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完成了一次大规模变革，比如说十堰、汶川这一带有很多军工厂；然后建了很多铁路和公路，成昆铁路、青藏高原公路。当然也造成了一些浪费。第二个结果就是，为西部的重化工业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到现在中国很多的重化工业都是在四川、重庆。还比如湖北的二汽，武汉钢铁—武汉钢铁早就有了，但是加大是在那个时候。还有攀枝花钢铁，这是毛泽东最看重的钢铁厂。大量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的。
C: 可惜文革很快开始了。
W: 文化大革命十年，前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建设，直到1971年。在1960年，发现了大庆油田，中国石油基本上可以自给。这个就是我们在重化工、重工业这块有基础了，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就是化纤、化工项目的引进。1972年中美关系和解，然后中日关系正常化，邓小平从国外引进了一大批工业项目和设备。这些工业设备很多都是化工、化纤设备，它不再是钢铁、汽车等。这些项目引进使得中国在生产制造的原材料方面大大减少了从国外进口，使得改革开放以后，比如服装产业、食品产业的崛起，有了工业基础。如果没有那个引进，后面的改革开放是挺困难的。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中国的乡镇企业迅速的崛起，很大的原因就是在前面三十年有两个工业基础在那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钢铁，虽然大跃进造成了损失，但是还是有很大的钢铁制造能力。
C: 这一批化工、化纤项目中有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企业？
W: 有啊，那时候很多。当时26个项目，天津石化厂，辽阳石化厂、上海石化也是那个时候，北京石化、广州化肥厂、天津大港电厂、唐山电厂，还有武汉和南岗的扩建工厂。1972年、1973年，中国当时的经济有一段较快发展的时间。
C: 再下一个阶段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了。
W: 对，1978年以后整个逻辑就变了。1978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就出现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情况。改革开放，最初主要是指工业上的改革，最早国家是希望在体制内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份以后，推出的第一个企业改革方案就叫做大型国有企业的实验改革，给它放权让利。首钢、上海自行车总厂 最早六家嘛。但是这个改革并不十分顺利。国有企业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体制不解决：如果给它钱，它就多生产，多生产就是会出现积压；你不给它钱它就遇到困难，它缺乏市场的能力，这个问题一直搞不好。
C: 这个时候乡镇企业开始发展了？
W: 像大邱庄、华西村这些乡镇企业又很有趣。他们从哪来的呢？他们是大跃进生出来的儿子。大跃进的时候呢，城市里炼钢，不够炼嘛，就到农村里炼，就把农民家里的锅拿出来一起炼。农村里面建了很多设备企业，有什么小钢厂、小炉厂。1962年砍了一大批，但还剩下来一些。这个设备企业留下来怎么办？它们成了反而是企业改革最开始的地方。然后就是开放。在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不允许外资进来的，当时有个口号就是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嘛。1978年以后，就开始允许外资进来，接着在深圳就建了第一个经济特区。
C: 1949年之前的外资是如何离开的呢？
W: 当时是上海的顾准想了一个办法，怎么把外资全部赶出去呢？你又不能没收它又不能枪毙它，会引起国际纠纷嘛。顾准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税收提得很高很高，老外就没法过日子，他就宁可把工厂捐给你，当时外资全部走光。例如英美烟草。他当时就把工厂全部捐掉，那个工厂的价值大概是5000万英镑吧，政府让它交的税就差不多是这么多。
C: 开放外资之后最开始是可口可乐，对吧？
W: 进来的其实是两批。一批是美资，就像可口可乐。还有就是日本。松下是以设备进来的。当时中国叫进口替代。中国的工业有过两个导向：在1990年之前是进口替代；1990年以后就是出口导向。所谓进口替代就是，我们引进大量的二手生产线和设备，满足国内的需求。所以我说中国从1978年以后的这一轮工业的崛起，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产物，是对全球工业产业链调整积极反应的结果。中国赶上了1980年代初这一轮全球化的进程。
C: 中国又重新回到全球市场当中了。
W: 对。这个时候上海在1949年以前的老的工业底子重 新显现出价值了。为什么大量的乡镇企业在上海周边发展起来？上海在1990年之前发展并不快，原因就是国营企业的积极性还没有被调动起来。但到了周末，周边的乡镇企业就过来拿，来拿图纸，拿原材料、拿人才。和广东、周边比，上海相对衰落了，周边就起来了。苏南的起来和浙北的起来，基本上就是靠上海的老底子。1990年以后上海又重新大发展起来。但是不是主要靠工业。上海后来的大发展是靠浦东、上海交易所重新恢复它作为商业、金融、港口中心的地位。
C: 汽车行业最开始是合资的？我记得大众是最先进来的。
W: 对。就是大众，大众很早就进来了，但是谈了好长时间，谈它的那个车型、国产化比例等等。
C: 华西村跟大邱庄就是当时乡镇企业主要的发展模式吗？
W: 当时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模式。一个是像美的的何享健，他们是创业人模式。就是一个人，农民，他突然间办企业了，然后发展。另外一个模式就是社队的模式，像华西村、大邱庄。他们这个企业其实是一个村，他们的领导人既是企业的老板，又是村委会主任、书记。这个好处在哪里呢？这个好处在于：它天生是一个集体经济；工厂的土地征用成本是很低的；贷款呢是以政府的方式去贷款。后来这个模式被总结为苏南模式，它发展得非常快。
C: 另外就是温州模式了。
W: 温州模式就是私人办企业。温州比较晚，温州它其实是先做走私的，这个还不一样的。像苏南，社队企业先做制造再去做流通；像温州，还有比如晋江、潮汕，他们先做流通，流通赚了钱之后再做制造，他们做制造的时间比苏南要短。
C: 鲁冠球的万向和何亨健的美的是同一个类型吗？
W: 万向是集体企业。鲁冠球属于大炼钢铁进了城当工人，进城以后又回来的人。1962年，大跃进进城的人基本又回到农村，大约有2000多万人。回去后鲁冠球不愿意再种田了。一开始搞修汽车，也做过爆米花的机器 到后来就是修农机的那些东西。政府允许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个农机维修厂。在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有4万个这样的维修厂。1969年的一天，一位在县城当干部的邻居告诉他，中央发了一份文件，说每个大队可以搞一个人民公社农机修配厂。鲁冠球马上打了报告，加入人民公社，工厂改名成宁围公社农机修理厂。这时他已经有了4000多块钱。
C: 鲁冠球、李东生、柳传志等应该叫做中国第一批现代企业家吧？我记得你说过他们既不守法又不快乐。
W: 在中国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从来都不是一个十分安全的事情。中国这些民营企业发展的时候是法律还不健全。过去的法律有一些是违背市场规律的。我当时去温州就感觉到，他们认为的“改革”其实就是违法的，这很恐怖的。早年，这帮企业家都有这个看法，所以才有“原罪”这个说法。他们的原罪一直都不承认的。
C: 现在有些人承认了。
W: 也不太承认，他们承认有的是很骄傲地承认“我带有原罪”。像柳传志就说“1986年我也走私过，”他说“我不走私我怎么活下来”，它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明明是法律不对。当然这个观念肯定是不对的，再怎么你也要走法律的渠道。中国的法律也慢慢开始健全。早年他们以穿越法律为办法，到了1990年代以后，他们对法律的穿越就少了。
C: 经历了十二年的原始积累后，中国企业的变化是什么？
W: 1990年代，开始加入WTO的进程，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暴以后，1998年到2001年吧，给这个中国企业家很大的教育：第一个是中国企业家感受到全球化是什么事情。之前我们说的产业转移对中国企业来说不是自觉的。但是金融风暴以后，全球化的概念就逐渐清晰了—中国的发展是受到全球化的影响。第二个就是1998年以后，在中国市场上，第一次出现真正因为市场打败仗的企业。之前中国企业没有风险意识，原来打败仗是因为体制打败仗，是国营企业的失败。1998年以后，中国慢慢加快融入世界，那个阶段对中国企业家是一个很决定性的时候。
C: 国营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应该也是在这段时间里？
W: 股改的话，就是1993年的中前期。乡镇企业也搞股份合作制什么的，国有企业股改是因为当时国有企业发展缺钱。1991年以后吧，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由放权让利进入到产权改革。产权改革分成很多种形式。比如说有一些大的国有企业就上市了，它也算是股权改革，因为国家原来之前是拨款，然后拨款改贷款，贷款变股份，股份变成上市，就是这样的。那些小企业上不了市怎么办呢？银行又不给它们贷款，它们就开始搞股改，让员工用钱来买。1993年之后把这个改革定名为“抓大放小”。就是大的企业股权不能卖给员工，但是中小企业可以卖。1998年之后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国退民进”—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但国退民进的时候有些企业不是员工买，而是一些老板或者管理层拿钱出来，把钱分给那些员工。但是给员工的价格也有些问题，比如说，有很多好的工厂，工人买断工龄，一年只作价2000块钱、1000甚至更少。
C: 这一轮改革完成了吗？
W: 这拨企业基本上是在1980年代诞生的，海尔、联想都是1984年诞生的。它们发展到1990年代初的时候，基本上 所有的企业家都意识到产权问题，要改产权。那么就有走得快的人，他就成功了，比如说李东生他们。他们很早就想到了，广东地方政府比较开放，就让他们的改革完成了。但有些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遇到很大困难，比如说春兰的陶建幸。有的就走了，像科龙的潘宁。还有的就是像长虹的倪润峰，他差点被拿下。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国有资本从一些完全竞争领域退出，一个是饮料行业，一个是家电行业。这两个行业中的龙头企业没有充分完成企业改制、改革。由于缺乏统一的产权制度改革政策，这两个行业里比较烂的、比较破的企业反而容易就改掉了；那些规模大的、效益好的、知名度高的，改革还在进行。应该说像海尔、联想、长虹，基本上你想得到的那些企业都没有完全完成改革。一个例外大概就是娃哈哈。但娃哈哈它也是通过很曲折的方式。
C: 海尔在研究中国企业的人眼中有特别大的影响。
W: 在中国制造业里面，我觉得有两个公司是有标杆性的，一个是海尔，一个是华为。它们代表着中国的两种模式。海尔就是继承了日本的那种机器化管理，要做大规模，要做品牌的模式。所以它陷入的困境和现在日本公司陷入是一样的。华为又是另外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基本就是坚持技术创新，然后全球化。
C: 这个阶段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W: 1998年之前，中国的著名企业基本上是在三个领域，饮料保健品行业，服装行业，然后是家电行业。1998年以后，中国又出现一个新的产业，就是互联网。1998年以后，一批互联网公司就进来了，包括新浪、网易这些。他们这一轮的黄金时间，基本上延续到2003年之后，甚至到现在。
C: 在这6年里，宏观调控是提得最多的词了吧？
W: 企业发展遇到困难最多的是2008年。金融海啸，像广东倒了不少企业。2008年和2004年的特征是一致性的，现在主要是用信贷方式和货币政策来进行选择性调控。像出现过热了，要调整，从调控角度看，宏观政策也在不断走向成熟，是在不断进步的啊。
C: 在这几年里，另外还有一个企业很特别—就是中信。
W: 对。中信是有点特殊的，荣毅仁拿自己家里的钱借给国家，然后做了一个国营企业。荣毅仁本来把他的儿子荣智健放到香港去，让他做私人企业。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把儿子带回中信了。中信在去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荣家在中信基本上就是退出了。从管理意义上来讲退出了。
C: 中信是国企，但是一提到中信，就自然会想到荣家。
W: 它就跟那个华西村是一样的，华西村是个集体企业，但是吴仁宝又把领导权给了儿子。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很多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它如果没有完成产权改造的话就会是这样。华西村就是这样。还有横店，它是集体企业啊，横店村嘛。横店一直没有完成产权改革，它叫社团所有制。中国现在还是有这样的一批企业。还有山东叫南山集团，很大，去年达到了600多亿的规模。
C: 他们内部结构也是公司化吗？
W: 是公司化。我去看过，华西、横店、大邱庄。你最后会发觉，它们在中国的企业类型上很特别。我去之前，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认为这种企业是有问题的，它不符合西方经济学所说的东西。可是很奇怪的，这些村原来都是一些讨饭村什么的，很落后的。因为这些领头人，村庄和企业就有了巨大发展和改变。从今天来看，他们这些人的收入是周边地区的大概几倍，所有的人都住上了别墅。这些模式值得研究。
C: 从1998年到现在，你认为比较有标志性的企业是什么？
W: 互联网企业，我觉得阿里巴巴、新浪、百度、腾讯，这些都是很好的企业。在整个1980和1990年代的20年里，中国通过进口替代消化了大量的制造品，现在中国成为全世界各类商品制造的基地。所以这个工业革命最后的胜利是中国。1990年代互联网在全球范围来看先在美国崛起，中国要晚一点。但1990年代末，它就已经成为中国商业的一个重要走向—信息化。2003年以后，集中的大型国有企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另外就是中国制造业，2000年以后，它对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现在学术界对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选择的问题有争论，但你从实际的结果来看它是对的：中国重新掌控了重化工业，重化工业的消费出口是房地产行业—城市化带动重化工业，重化工业推动城市化，形成了一个循环。而在此之前形成的制造业规模，消费品领域的全球化市场，制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如果你这样去看的话，中国经济这三十年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格局。非常漂亮。
C: 其他行业的呢？
W: 像万科等代表了中国新的企业精神。房地产本来是暴利行业，也出现了一些很优秀的企业家。制造业来讲，像海尔、联想、华为都是很值得尊敬的企业。应该是中国最好的企业。金融还不是一个充分开放竞争的行业，谈金融你还要把它放到国有企业里去谈。国有企业里面其实也出现了两类企业，一类是靠资源垄断来发展的；另外出现了一些搞得好的大型国有企业，因为一些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具备了一定的市场化的能力，像中粮、招商局、保利等。如果这些企业家到市场化的企业，他也会是一个很好的经理人。
C: 中国企业其实最大的特征就是比较复杂，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那你觉得现在建国60年了，那接下来会是怎么样的发展呢？
W: 我认为中国从现在开始算，到未来的10年15年之内，中国都不存在一个发展的困难。就是说，你无论是用现在政府加大投资的方式，或者让民间企业高速发展，都不会碰到大的发展上的困难。从大的方面看，到现在中国还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中国还有大量的发展空间，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时期。去过日本就会知道，它就没有发展空间了—它们那里没有脚手架，中国还有，而且还有很多。当然这个期间我们也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国有资本应该在国民经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公平市场环境的建设，需要建设一个公平的、竞争的市场化的土壤；因为如果不公平的话，商业的价值观就不能充分体现。所以我一直说中国企业发展的问题，它不是说你这朵花长得怎么样，然后评论说它长对了长错了，它这个还不完全不是适者生存，像华西村长成现在这样的问题。关键还是你土壤的问题，你应该把这些花拨开了去看那些土壤，土壤问题不解决好，一些行业，比如房地产业的问题就解决不好，像中国钢铁业这些领域就会出现怪象。
C: 未来，敢冒险的企业会越来越多吗？还是选择做稳健的企业多？
W: 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整体的成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在多少还受到一些困扰，这种困扰在不同的行业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做运动衫的行业领域里面就没有体制困扰，李宁就不用想这些问题。但如果你是做金融的、做航空的、做电信的或者做钢铁的企业家，就可能还有体制上的困扰。困扰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造成企业家的成熟度就参差不齐了。一直到今天，我们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它现在是在初级阶段，改革与转型还在进行之中，特别是金融市场。所以有的时候评价企业家这个阶层的话，很难用一种普遍适用的标准来评价它。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评价中国企业的发展，公司的发展，企业家的成长，我们往往是在一个花园去看各种各样的花，说这个花它长的好不好，它开得鲜不鲜艳。其实你最终会发现，所有的问题是与土壤有关的问题。
C: 但是土壤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W: 对。中国很多证券公司也一样的。你可能没有办法用普通的逻辑去判断它，它赚了钱你会觉得很奇怪，它不赚钱你也觉得很奇怪—它赚钱也应该，它不赚钱也应该。但也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这样。其他行业如果说已经是比较充分市场经济的了，像做饮料的，就没有那么紧张。日用消费品，像家电、电子制造啊基本上是这样的。要是你问柳传志，你说卖电脑有什么体制困扰？他肯定说你有神经病，你愿意做就做，亏了赚了都算是你的。不过有些行业还不行。越是盈利性高，高增长的行业，它的那种潜在的问题可能就越大。比如说今年你看得到的像房地产业，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不确定性。未来呢？很简单，比如说，现在一些央企在各个城市大量的拿价格很贵的土地，“地王”，如果我们假设一个情况，假如明年房地产行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会怎么样？到时候经济政策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应对呢？这是一个房地产的问题。然后接着你可能也会看到，比如互联网行业。大家知道互联网是个阳光行业，好像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现在规模和影响大了，业务多了，也可能马上要面临这个问题，比如说像阿里巴巴这样的支付宝体系—支付宝你把它定义成金融公司还是非金融公司？如果你把它定义为金融公司的话，它就冲进了新的行业了。现在60年了，接下来中国企业还要成长，成长中总会碰到新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改革、创新。
瞬间
新中国60年的商业历史也许可以大致分为两段：从“让猫吃辣椒”到“不管黑猫白猫” 如果下一次猫的哲学得到发展，那应该与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识有关。
文｜CBN 特约记者 李翔
他们四人穿着清一色的黑色呢子大衣，并排走在欢迎的人群之间，进入位于延安中路之上的中苏友好大厦。最左端是荣毅仁。40岁的荣毅仁是这四人中间最年轻的一位，但他已经是上海滩最知名的商人之一。然后依次是61岁的胡厥文、74岁的盛丕华。他们三人胸前都挂着红花，荣毅仁把头上戴着的礼帽摘下拿在手里，冲着欢迎的人群浅笑。走在最右边的上海工商联副主席杜大公满面笑容，一边向前走一边鼓掌。围观的人群也都报以掌声。
前三个人都是上海知名的企业界大亨，他们从事的行业分别为面粉、纺织和机械制造。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并没有像自己的一些同业那样，选择把公司迁往海外，自己也移民香港、台湾或者更远的异国，正好相反，他们三个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以爱国者的形象出现，并且同中国共产党互有往来。如今，新的政权又一次希望他们体现出表率作用。这一次，他们要作为上海市工商界的代表，步入中苏友好大厦，向在这里举行的申请公私合营大会递交上海工商界集体签署的申请书，表达商人阶层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愿望。
他们是1956年的中国商人阶层中的精英。1955年，这栋名叫中苏友好大厦的大楼刚刚建成。它是中苏友好的象征，也是中国和前苏联工程师共同在上海建造的第一幢展览馆。当新生的政权决定在上海办一次关于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大型展览时，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决定在上海修建一幢与之相称的展览馆。中苏展览馆原址正是号称远东最繁华园林的哈同花园，由上海最著名的冒险家和商人之一犹太人哈同仿照《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修建。孙中山辛亥革命后从海外返回中国，在他抵达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曾住在哈同花园；章太炎和汤国黎的婚礼在哈同园中的天演界举行；护国运动名将蔡锷在东渡日本就医之前曾在园中养病；王国维和徐悲鸿曾经在这里小住 不过哈同花园经过动荡社会的洗礼，最后变成“像一张老旧的照片”(张爱玲语)。在新政权成立之后，它被推翻修建成一栋为新社会献礼的建筑。这栋建筑物从1954年5月4日动工，到1955年3月建成，其中经历了两个月的雨季，八至九级的台风，几十年难遇的潮汛和上海零下十度的严寒。它的修建仿佛就是对旧世界的一次清算和新世界胜利的宣言，中苏友好大厦顶端的金色五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代表着上海建筑物的最高天际线。
当时中国的商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私有的财富与新社会的目标相悖。毛泽东曾经在1953年时称混合经济将一直存活到1960年代中期，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公私合营—国有化的速度开始加快。
荣毅仁、胡厥文和盛丕华的一个上海商人朋友，将国有化策略总结为“如何让猫吃辣椒”的方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菲力浦？肖特所著《毛泽东传》中记载了这一段历史：当领导人在商量国有化的方法时，刘少奇提倡坚定性，“让人捉住那只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用一根筷子将辣椒送下去。”毛主席否定了这个办法，他说，暴力是不民主的，必须劝猫自愿吃下去。
这些表现杰出的工商业者确实是由衷的，并且得到表彰。走入中苏友好大厦的三人后来出任过上海市副市长或工商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年轻一些的荣毅仁更是被赞扬为“红色资本家”。并且，荣毅仁作为商人的声望并没有就此消逝，反而在后期得到加强。1980年代，他曾经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之一，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次有一名商人被国际杂志评选为世界型的企业家。
1957年年底是所有私有企业公有化的最后日期。在美国，所谓新经济已经开始萌动。在中国开始对那些制造纺织品、面粉和简单机械的公司进行公有化的那一年，斯坦福大学的传奇人物弗雷德？特曼—他也是惠普公司创始人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的导师—说服大学当局，成立斯坦福大学工业园。1957年11月6日，硅谷第一家标志性 的公司惠普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每股16美元，惠普由此成为当时纽交所900家上市公司中的一员。如今惠普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同样也是在1957年，仙童半导体公司诞生。创立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八名员工，是硅谷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八叛将”，他们中包括后来创立了英特尔半导体公司的罗伯特？诺伊斯、戈登？摩尔和安迪？格鲁夫。后来个人电脑和互联网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大都出生于这一时期：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出生于1955年10月28日，保罗？艾伦出生于1953年1月21日， 史蒂夫？鲍尔默出生于1956年3月24日；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出生于1955年2月24日；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出生于1955年4月27日；太阳微系统的斯柯特？麦克尼利出生于1954年11月13日。
中国的领导人开始遐想未来，既然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任务。“共产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吃要吃得很好，不是光吃饱。每顿都有荤，或者吃鸡子，或者吃猪肉，或者吃鱼，或者吃鸡蛋 就是花样很多，适合于每一个人。当然山珍海味那是办不到。特别是燕窝，这量是少得很，国庆节、五一节可以吃，或者举行结婚时可以吃一顿。第二是穿，也是应有尽有，各种花色、各种样式都有，不是乌鸦一片黑，也不是一片蓝 工作之外，其余全都是绫罗绸缎，都是毛料呢绒 第三是住，要跟现代城市比，谁最现代化？就是人民公社 北方有暖气，南方有冷气 人民公社统统是高楼大厦，统统是现代化设备，而且每一个居住的地方就是一个花园，居住的条件、居住的环境要现代化，要比现代化的城市还好。第四是行，除了赛跑外，要到什么地方去就有汽车、火车、飞机、轮船 每个人做到有一架飞机的时候也不是太远 第五，每个人都要受高等教育，要普及教育 这些总结起来叫共产主义。”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农业的高级官员谭震林兴致勃勃地对人谈起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才是共产主义。他的同事，后来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则相对低调务实地说，每个中国人到时候都应该拥有一辆自行车，女人都穿高跟鞋、抹口红。
这是新中国的经济领导人当时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大胆的想象。毛泽东为中国制定的目标是，1959年钢产量超过英国达到3000万吨，1960年超过苏联达到6000万吨，1962年为1亿吨超过美国；到1970年代达到7亿吨，超过世界其余地区产量总和。他把在经济上超过美国的时间定为15年—赫鲁晓夫为苏联制定的目标也是如此，但是毛泽东仍然雄心勃勃地说，事实上，中国可能率先超过美国，“提前实现共产主义”。
显然，这些事后被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
此后毛重新发动一场革命的想法几乎代替了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计划。这一雄心一直等到邓小平在几次反复之后终于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才开始重提。邓小平逐渐地唤醒了中国人民对富裕生活的渴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次猫的哲学在发挥作用：“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发生深刻的变革。其实恰恰在这一时段对于美国来说，又一次技术革新的时间接近了。后来的硅谷史学家们公认，1975年的1月可能是个人计算机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时刻。《大众电子》杂志做了一期封面故事，主角是一个名叫Altair 8800的特殊机器。Altair 的价格是397美元。杂志封面故事的大标题是：“突破，全球第一台可以同商用型电脑媲美的微型电脑”。当年，对于刚刚萌芽的软件和计算机世界，《大众电子》杂志相当于圣经。这个大标题对它的读者说，无异于启示录。在此之前，计算机指的是那些体型庞大、价格昂贵的大型商用主机，它们摆在一尘不染且空阔的密歇根计算机中心。多年以来，每个骇客和商业天才梦寐以求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刻：计算机能够又小又便宜，能够让普通人使用和拥有。
1976年的4月，供职于惠普公司的大胡子发明家史蒂夫？沃兹尼克放弃了说服公司接受他的发明的努力，而是提交申请，要求惠普法务部同意让渡自己发明的个人电脑技术给苹果计算机公司。为了成立这家公司，沃兹尼克卖掉了他心爱的HP—65可编程计算器，价钱是500美元；另一位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卖掉了他的大众汽车，本来说好的价钱是1000美元，可是几个星期后汽车发动机坏掉了，因此乔布斯只得到了500美元。这1000美元就是苹果公司的全部启动资金。乔布斯还很快给自己的产品找到了买主。全美第一家计算机零售连锁店“字节商店”(Byte Shops)决定以每块500美元的价格购买50台苹果电路板。这样苹果如果能够交出产品，就能得到2.5万美元。到了1976年年底的时候，这家新成立的公司已经进帐了10万美元。他们还推出了Apple II 机型。投资了苹果公司的迈克？马库拉说，这家公司会在5年时间内成为世界500强。
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则在1976年注册成立了一家名叫“微-软”的公司。比尔？盖茨从哈佛大学退了学—在差不多相同的时期，中国则恢复了高考，开始把自己国家最优秀的年轻人送入大学接受教育。盖茨有一次说自己退学的原因是，大学让他认识到自己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因此成不了最好的数学教授。1977年，这家公司正式更名为我们更为熟悉的“微软”。
这个时期的中国，邓小平的猫的哲学在两个方面发挥了作用。首先是开放，“开放”让大街上轿车多了起来，最先出现的是桑塔纳。
1984年，大众汽车刚刚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汽车工业已经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展了很多年，但中国人依旧习惯管小汽车叫“轿子”—那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大家当时想得到的是邓小平畅想共产主义时所说的一辆飞鸽或者凤凰牌自行车。刚刚成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即将诞生一个世界最大的自行车生产企业，生产一种叫“中华”的自行车，但当年它的产品更多的是用来出口，换取宝贵的外汇，中国消费者很少见到。
在经过了一番研究之后，大众汽车决定把一款在巴西生产的车型“桑塔纳”引入中国，在它们的海外版图中，上海汽车与大众的合资企业被定义成海外生产车间。
那一年大众的第二代Golf刚刚开始生产(第一代高尔夫卖了100万辆)，汽车业的巨头们还都在美国，大家谈论最多的是日本车会在多大程度上抢走三巨头的市场，而丰田在当时中国的知名度也是最高的—有路必有丰田车，中国用低息贷款买到的皇冠几乎就是高档车的化身。20年后，丰田在北美已经抢占了很大的份额，但它们最早在中国的声名却没换来与之匹配的市场。相反，中国成了通用汽车最大的海外市场，而这家公司刚刚在美国申请了破产保护。
“黑猫白猫”的另一个影响就是让企业家群体重新崛起，这种猫的哲学事实上鼓励的是实事求是和追求经济发展效率，而高效率的民营企业自然就成为受益者。1980年代的中国诞生了一大批日后中国最有活力的公司。1984年柳传志在中科院计算所的传达室里开始他的不安分的“下海”生意的时候，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年轻人迈克尔？戴尔也用他仅有的1000美元开始了创业生涯。21年后，并购了IBM PC的联想集团与戴尔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激烈的市场竞争。
之后的历史对我们中的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中国民营经济继续发展并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力，虽然它们的发展经常遇到阻碍和问题；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全体500强企业都进入了中国，在这里投资建厂或者至少在这里销售产品；那些成长中的大型国企则开始走向资源密集的地方开展标的越来越高、越来越频密的并购；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先是从制造业掘到第一桶金，继而在更多充满活力的领域发挥作用；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和知识英雄们开始成为民众的崇拜对象，而那些坚持在制造业和出口领域有所作为的小公司们成就了阿里巴巴这样的“工具型”网站—后者可以被看做旧时代与新时代在商业上结合的一个缩影。
30年来对“同一个世界”的努力已经展现出可以令人欣慰的收获。中国商业与全球商业的步调越来越接近，中国的商业史越来越自然地成为全球商业史的一部分。
不过，MIT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黄亚生针对邓小平猫的哲学争辩说：“在中国，猫的颜色仍然很重要。”从1990年代开始进行的国企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他的观点。
与通行的社会主义国家激进变革措施不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没有进行大规模的企业私有化。到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中国同样出售了很多国有企业，但是保留下来的那些公司却变得更加强大，其中有全球第九大公司中国石化集团，也有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全世界最大的移动网络运营商中国移动。国资委的主任李荣融自豪地说，要将这些国有企业变成像迈克尔？乔丹那样的超级巨星。
中苏友好大厦—现在它的名字叫上海展览中心—的五角星早就不再是上海建筑的最高点了，几公里之外的黄浦江东岸的陆家嘴，重新定义了上海的高度和目标。与它相邻的是南京西路上的“梅泰恒”—来自香港的地产大亨们造起的三座写字楼(梅龙镇广场，中信泰富广场、恒隆广场)成了企业家们热衷于进入的场所，这象征着他们的成功。
建造中信泰富广场的那个人叫荣智健，他的父亲就是当年率先走入中苏友好大厦的企业家荣毅仁。与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荣智健也一度成为中国首富。但2009年4月8日，因为一起外汇对冲交易丑闻，荣智健离开了这家公司。
很难判断这是不是一个巧合，中信泰富的母公司中信集团的前身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诞生于1979年10月4日，恰好是我们回顾新中国60年企业历史的中间点，它的创办者正是当年意气风发的荣毅仁。受邓小平所托，带着“勇于创新，多做贡献”这样的任务，荣毅仁筹资成立了这家公司，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1956年，他在把企业交给国家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1993年，他因为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而辞去了中信集团董事长的职务。
30年后，这家公司的总资产达到了16316亿元人民币，在金融与实业领域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有一点与1956年的申新纺织厂相似，荣家与它已经没有太多关系了。
或许现在最需要的是去激发更多地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想法的出现。如果猫的哲学就此被重新阐释，那将成为60年来中国商业的第三个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