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本刊记者 胡南
需要密切关注并及时解决经济回升中出现的各种苗头性和潜在的问题
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做专题讲座时指出：当前，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基本确立，但回升是不稳固、不平衡的，有一些不确定、不可持续因素，需要密切关注并正确应对经济回升中出现的苗头性和潜在问题，兴利除弊，把保增长与扩内需、调结构、促转型更好结合，提高经济回升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二次探底”可能性大大降低
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后，随着中央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政策效应的逐步显现，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增多，回升态势基本明朗。
刘世锦分析，具体地看，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政府投入力度大、动作快，政策的执行力较强。中央财政投资资金到位率高，地方投资到位率虽然偏低，也高于平常年份。政府投资是近期经济回升的主导力量，集中体现了我们体制上的优势。据测算，如果没有中央一揽子刺激计划的拉动，这一轮调整中经济增长的低点可能会降低至1%左右。
二是社会投资开始跟进，增速提高。具有标志性的是房地产和汽车两大主导产业销售增长加快，投资回升。1-7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37.1%。房地产库存消化加速，投资增长逐月加快，1-7月，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从1-2月份的1%上升到11.6%。同期汽车产、销量分别为710.09万辆和718.44万辆，同比增长20.23%和23.38%。其中，7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同比增长52.15%和63.57%。其他领域的社会投资也开始回升。
三是消费稳定增长。原来估计经济增长下滑后，居民收入相应下降，可能会拉低消费需求。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考虑到价格下降因素后，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超过16%。
四是出口虽然下滑幅度较大，但剔除价格因素后，实物出口的下滑幅度在逐步收窄。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贸易大幅下滑的背景下，我国出口占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份额还在上升。据测算，1-4月，我国占美国、日本进口总额的比重比去年全年分别提高了2.3和5.6个百分点。一季度我国占欧盟的市场份额也比去年提高1.9个百分点。份额上升证明我国出口产品是有竞争力的。
“如果说在一季度时人们还担心经济是否会出现二次探底，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已经大为降低了。如果当前的增长态势得以保持和加强，今年实现8%或再高一点的增长速度是有可能的。”刘世锦说。
回升基础还相当脆弱
在做出以上乐观判断的同时，刘世锦指出，目前的回升基础尚不牢固，或者说还相当脆弱。
从国际上看，经过危机冲击后的金融体系开始趋稳，但也不能排除出现反复。实体经济仍在下滑之中，有的国家近来出现企稳见底迹象，但仍有较大不确定性。即使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如多数预测的那样在今年年底或明年的某个时候出现正增长，其复苏之路也将是一个相当长的曲折过程。复苏不可能复制原有的经济结构，将会伴随相当大幅度的结构调整和改革，如美国储蓄率上升的同时消费率相应下降。这些变化除了引起短期冲击外，还将在中长期对我国的外需空间形成结构性制约。
从国内看，回升的基础不稳固、不平衡，有一些不可持续的因素。所谓不稳固，是指社会实体经济投资刚开始回升，信心还不稳定；消费增长有政策支持的因素，随着时间推移，就业和收入下降对消费的负面影响可能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所谓不平衡，表现在出口导向的东南沿海地区和企业复苏较慢，与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的行业回升强劲；政府直接投资或支持的大企业、大项目资金充裕，广大中小企业依然融资困难等。所谓不可持续的因素，包括大规模的政府财政投资不可能长期实施，随着时间推移，空间逐步缩小；去年年底以来信贷资金的大量投放，是特殊情况下的应对之策，不可能长期如此。
“总的来看，对当前经济形势要有全面、准确的判断，对下一步经济回升和持续增长的困难和复杂性要有足够估计，继续下大气力保持初步形成、尚不稳固的回升势头，使支持回升的积极因素持续增多，回升的基础得以稳固和加强。”刘世锦说。
正确应对苗头性和潜在问题
刘世锦认为，在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基本确立以后，应当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提高回升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改进增长的结构和质量，在保证必要的“快”的同时，更要注重“好”。为此，需要密切关注并及时解决经济回升中出现的各种苗头性和潜在的问题，珍惜并维护好来之不易的经济增长企稳回升局面，并使之尽快进入更长一个时期平稳较快发展的轨道。
他指出，从当前情况看，需要着力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问题。
一是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关系。
近几个月，消费增长势头不错，但投资增长仍然在企稳回升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1-7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2.9 %，是近几年来最高的。这种状况与一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增长相对稳定，经济增长速度与投资增速高度相关的历史经验相吻合。在短期内经济结构基本稳定、而经济出现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实现反危机、保增长的目标，显著提高投资增速是难以回避的选择。但当大幅下滑趋势得到抑制，转入企稳回升通道后，投资过快增长的负面作用将会更多显露出来。特别是一些投资不是进入最终需求环节，而是中间需求环节，将会加剧本已存在的周期性、结构性产能过剩。
因此，如何调整投资结构，使资金更多地进入最终需求而非中间需求环节，如何使消费增长的“慢变量”适当快一点，增加其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都是需要下一步重点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二是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的关系。
扩大内需是我们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这次危机突出显露了我们对外需依赖偏高、实体经济受冲击严重的问题。美国储蓄率提高、消费率相应下降等结构性因素，在中长期也将相应收缩我国的外需市场。因此，突出扩大内需，调整内外需比例关系势在必行。
同时也要看到，危机不大可能使全球化进程停顿或倒退，反而有可能在全球性结构改革的基础上得到深化。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样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不能也不应因危机冲击而动摇。短期看，外需的趋稳和逐步回升，即使是增幅不大的正增长，对降低经济回升中的不确定性，都会起到不小的作用，也会减轻回升中对投资增长的过多依赖。
三是保增长与保就业的关系。
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们把保增长放在首位，是有其重要经济社会原因的。我国经济正处在快速增长加体制转型的阶段，如果增长速度在短期内出现深度下滑，很可能导致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量失业，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问题将会更为严重。所以，我们讲保增长，GDP的增长速度达到某个数值固然必要，更重要的是保增长背后的保就业、保社会稳定、保发展环境。
同时也要看到，保增长并不完全等同于保就业。如果增长较多地体现在资金密集、用人不多的行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较多地体现在就业带动效应低的大企业、大项目，而不是就业带动效应高的中小企业，尤其是资金和资源较多进入开始形成泡沫的资产领域而非实体经济领域，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就会相应减弱。因此，应当把同样的增长速度更多、更稳定地带动就业，作为下一步提高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