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好的人和最坏的人都在监狱里。
孙大午诸多的“草根格言”里，这一句最令人过目难忘。 十年前那场从天而降的牢狱之灾，给这个河北保定乡下普普通通的农民企业家的生活，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幸运的是，以涉嫌“非法集资”被拘，却疑似“因言获罪”的他，不仅没有如某些人所预期，就此身败名裂、销声匿迹，反而意外地成就了一段更完整而坚实的人生。 时光荏苒，如今的孙大午已年近花甲。昔日那位天生的民间思想斗士，是否锐气不减、锋芒依旧？ “曾案”忧思 答案看起来是肯定的。 今年夏秋之际，在各种公开或半公开的场合，孙大午的身影和声音一如既往地活跃，甚至比之前更加活跃，大半起因于又一宗轰动一时、最终以悲剧收场的“非法集资案”。 涉案的湖南湘西州知名企业家曾成杰，尽管不乏种种有力的理由为自己减轻“罪责”，并得到法学界及民间舆论几乎一边倒的同情，但经过法庭内外长达5年的抗争后，仍难逃杀身之祸，且在7月12日行刑前，竟未获准见亲人最后一面。 “发生这样的事情，肯定会有人害怕，就像王石先生说的‘兔死狐悲’。我们都是民营企业家，国家的法律、政策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命运。”8月中旬，在老朋友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曾成杰案”专题研讨会上，孙大午即席发言。 近年常在海外游学的王石特地赶来参会，以示声援。这位以鲜明个性赢得极高声望的商界领袖提议，建立一个基金会，救助有类似遭遇的民营企业家，至少让他们得以免死。但孙大午认为，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有限，即便基金会成立了，能够救一个人或几个人，可能救所有人吗？ 回想2003年5月，孙大午因“非法集资”被抓，素不相识的柳传志迅即承诺，联想集团负责偿还大午集团的1300万元债务，让他大受感动。2007年浙江东阳吴英集资案爆发后，身为“过来人”的他，也曾几次公开声明，为吴英担保1亿元的债务。舆论的呼吁和企业界的救援，终使法院“刀下留人”（2012年5月吴英案终审，由死刑改判死缓），但孙大午觉得，个案的改判，并不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家面临的整个社会生态得到改善。 他说，我更关注的是，通过个案促使中国法律进步乃至制度的变革，而问题在于，“曾成杰案”的结果表明，现在的情况和十年前没有什么本质不同。 矛盾人生 身处基层却心比天高，无权无势却直言无忌；满怀理想主义者的激情，又不失传统儒家精神的光辉；在社会主义大集体色彩颇浓的社区里，却推行“君主立宪制”式的民主选举——太多互相矛盾、不易调和的元素，交织在孙大午身上。 相信实地参观过河北徐水县大午庄园（北京天安门西南约140公里），翻阅过近乎“夫子自述”的那本《风雨孙大午》（他缓刑4年期结束时出版），对其事业人生有所了解的人，大体上都会认同以上的描述和判断。 孙大午并没有否认种种矛盾的存在。他说，生活本来就充满矛盾，何况像自己这样经历如此复杂的人呢？ 其实，孙大午身上最大的矛盾，可能是他的多重社会身份：到底是一位农民企业家，还是一位思想者，一位政治鼓动家？抑或三者兼而有之？当初的省级“养鸡状元”（1996年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怎么就一步步变成让“有关部门”头疼的人物？连西方的中国研究专家对此也大感兴趣。 在与中国学者合作的一篇论文中，哥本哈根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所长约恩·德尔曼教授认为，孙大午公开表达政见、挑战“潜规则”、创造性地组织生产资源（即所谓“非法集资”）等，乃是私营企业主主动转换社会角色，进行“身份重构”的尝试。 这位长期关注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私营企业的丹麦学者指出，那场让孙大午几遭灭顶之灾的大官司，正是由他的“异常举动”带来的个人及社会风险。 难得的是，如今的孙大午并无悔改之意，反而乐此不疲。 花甲回望 再过8个月，生于1954年的孙大午就满60了。他比淡出江湖的王石小3岁，比含恨而亡的曾成杰大4岁。 50后一代的中国人，命运大都坎坷起伏。他们长在红旗下，早岁遭逢国家动乱，缺少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刚成年时，不是吃粮当兵（如王石和孙大午），便是上山下乡，或干脆本来就在家务农（如曾成杰）。后来，他们之中一部分极具胆识者，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辛苦打拼，经商致富，也算得上时代的弄潮儿了。 命运并没有从此完全眷顾他们。跟那一代商人企业家中不少人相似，王石、孙大午和曾成杰，都先后因各种“罪名”尝过蹲班房的滋味。不同的是，有些人出来后能东山再起，有些人进去后就没有机会再出来。 孙大午曾经感叹，最近提到重庆的事情，大家还心有余悸，说害怕“文革”回头，确实如此，我今年59岁了，经历了“文革”，也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过程，一直以来，我们的社会何时摆脱过“文革”的阴影呢？ 将近一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陈独秀发表不足百字的名文《研究室与监狱》，勉励“五四运动”中的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 从监狱出来的孙大午，没有进过“研究室”和“象牙塔”，但这不妨碍他继续思考。 近日，他常向周围的朋友散发自己写的一篇长文《历史在这里沉思》，最新一稿不下15000字，修改于曾成杰“伏法”的半个月后。这份主题宏大的万言书，试图总结中国近百年来“不断革命”的历史，并展望未来“告别革命”的可行之路。 这让人想起，他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言中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民营企业家们今天拿出钱来救助这个社会，远远不如勇敢地站出来，一起发出我们的声音，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