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国之所以能超越其他老牌西方国家，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就在于美国当时有超过其他任何西方国家几倍的人口。而现在，俄罗斯要重新崛起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日益减少的人口，在未来某个时候，俄罗斯族或许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少数民族！许多发达国家，以奖金鼓励生育，并给予孩子很多福利，目的是为了增加劳动力。因为，阻止国家和文明衰落需要人口来保护，同样，崛起也需要人口来成就。
中国经济奇迹中的人口红利
2008年末，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海啸冲击了全球经济，也检阅了各国的“人力”和“能力”。由于社会老龄化，政府债务很高，社会福利成本也很高，面对这场全球经济危机，欧洲各国政府力不从心，无力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而美国却有能力出台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总金额高达23.7万亿美元，比二战时美国军费还多了六倍。中国能首先走出经济危机，成为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一个关键的因素也在于中国目前有8亿劳动力和13亿人口的大市场。
美国人口多，中国人口众，两个人口大国在抵御经济危机中，再一次显示了人口的优势。
历史地看，人口与经济总是同步增长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资源也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古代人口增长非常缓慢，稀少的人口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对高产美洲作物(土豆、玉米、红薯等)的引入使得全球人口在18世纪后快速增加。
人口增长虽然降低了人均资源占有量，但人口增长却增加了社会动力，从而间接地促使人类科技水平的提高，恰好是科技水平的提高，把人类以前未发现的资源变为现实可用的资源，增加了资源总量，实际上提高了人均资源占有量。
比如，氮气和阳光，在前科技时代没有人把它看作能源，人口增加的后科技时代，它们“变身”为氮肥和太阳能。又如，蒸汽机使“非资源”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启动了工业革命，内燃机使“非资源”石油成为工业血液。
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传播加速和市场容量扩大，人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也从过去的二十多岁延长到现在近七十岁。20世纪，世界人口增长将近4倍，同样的时间内全球GDP是1900年的18倍以上，全球人均GDP增长5倍。而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时间才增加了一倍。
在西方，人口增长是工业革命的真正动因
工业革命的真正兴盛还是始于人口增长。这场革命于1759年左右发源于英国，但直到1830年，它还没有真正蓬勃地展开。1830年后工业革命真正启动，原因就在于人口的增长。这期间，英国人口由1800年的1600万增加到1950年的5000万，美国人口更是从1800年的530万增加到1830年的1287万，1900年的7621万，1950年的1.51亿。新增人口对工业革命的价值为，一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二是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这样，刺激创新和经济的活力，让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现代化。美国卡托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Daniel T. Griswold曾经说，美国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上升成正比。
在中国，经济成就仰赖于人口增长
从1830年到1950年，中国人口增长非常缓慢，仅仅从4亿增加到5.6亿，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也从40%下降到22%，中国GDP占世界比例也从27.6%下降到4.5%。解放前的中国国贫民弱，国力与人口是互为因果的。
解放后中国人口恢复性增长，1950年代和1960年代维持在6.0的高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生孩子数)，1970年代的平均生育率也在4.5左右，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1980年的9.87亿，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也从1950年的21.9%上升到1980年的22.4%。而欧美国家在1960年代开始生育率不断下降，1980年左右跌到1.8左右，目前欧洲平均不到1.4，占世界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以德国为例，1970年德国人口为7778万，占全球人口的2.1%，2009年德国人口增加到8200万左右，但只占全球人口的1.2%了。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一个例外，1980年代美国的生育率突然开始扭转其下降趋势，到1990年开始，美国的生育率恢复到了世代更替水平2.1(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附近，并且稳定至今。美国人口从1970年的2.05亿增加到2009年的3.07亿，但美国人口增长仍然赶不上全球增长速度，美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970年的5.5%下降到2009年的4.5%。
人口增长对于经济的推动具有滞后性，而中国恰好是1950至1979年之间繁衍的6亿多人口，为改革开放的经济繁荣奠定了人口基础。1950年中国20岁到40岁这一黄金年龄人口只有1.60亿，而到1979年增加到2.9亿，2008年增加到4.7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得力于充沛的年轻有活力的劳动力资源和旺盛的消费市场。
“只生一个”与内需之困
人是消费的主体，人口数量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没有健康的人口结构就不可能有健康的消费结构，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就业结构，“只生一个”所引起的家庭人口结构畸形所继发的家庭消费结构畸形可能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源。
无人消费——中国消费者数量在减少
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国际市场，投资率一直居高不下，而消费率则明显偏低，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揭示了一个事实：内需不足是制约中国经济的最大障碍。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消费内需不足是中国经济结构薄弱环节，面对金融危机，迅速推出了4万亿投资组合，企图以扩大投资来拉动内需。在政府一揽子计划带动下，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正在进一步发挥，有效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但是中国这种以基础设施为主的投资，产业链较短，虽然能够快速拉动内需，但效果不能持久。
前些时日一些地方政府用各种办法(比如发消费券、家电下乡等)来鼓励消费，用提高人均消费能力的方法来长效拉动内需是解决当下困局的应时之举。长远来看，中国今后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人均消费能力不够，更主要的是消费者数量不够。即便中国的人均消费能力达到国际正常标准，中国仍然面临内需不足。
以房地产为例，房地产业是一个对相关产业有巨大带动作用的领域，该行业的投资占整体固定资产投资的四分之一以及GDP的十分之一，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但是中国目前的高房价不但不利于拉动内需，反而降低了民众对其他产品的购买力，抑制了内需。中国目前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目前城市化率只有45%，而到2030年将超过65%。年轻农民工进城需要买房，城市年轻人结婚也需要买房，降低房价并提高人均购买力，确实是能够拉动内需的。但是如果考虑人口结构的话，就会发现中国房地产今后将面临很大问题。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以24岁到29岁为购房的主体人群计算，这个人群的人口在2009年为1.21亿，到2014年将增加到1.46亿，然后就快速减少，到2027年降低到0.80亿，比2014年减少45%，而那个时候城市化也接近完成，进城的农村人口也将大为减少。现在很多老人有房子，他们去世后，他们孩子将这些房子推向市场，将进一步改变供求关系。届时，楼房空置率将提高，同时房地产投资的收益率和房地产价格将不断下跌。
再以高等教育为例，如果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能够让更多的人读得起大学，高校就能够容纳较多的就业人员。但是2009年全国高校招生报名人数已经开始减少，比2008年减少了3.8%。2009年高考应届生为750万名，计划招生数629万。而根据人口普查资料，2019年大学年龄(18-22岁)人口将只是2009年的53%，这就意味着大量高校工作人员将面临失业。
因此，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提高人均消费能力，更需要增加消费者数量。
无钱消费——中国失业率将急剧上升
由于有老人和小孩，由于妇女需要花费时间用来养育孩子，一般而言，一国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是1：2，也就是一个人生产，两个人消费。笔者比较过全世界人口上千万的国家的劳动力(生产者)与总人口(消费者)的比例，发现大多数国家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而中国由于倡导“只生一个”，致使减少了上亿年幼消费人口，等于丧失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并且由于孩子少，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这两方面原因使得中国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高达63.5%。
假如中国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像巴西和美国那样为50.5%的话，那么中国的13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只能提供6.565亿个就业机会，中国目前的8亿劳动力中将有1.4亿人会失业，失业率高达18%。目前中国之所以失业问题还不严重，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给中国提供了上亿个就业机会。国际市场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光是北美和欧盟两大经济体，即占全球货物进口总额的近60%。但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的这种外向型经济敲响了警钟。发达国家何时能够走出这场经济危机还难以预料，即便能够走出这场经济危机，几年后也还有更大的危机等在后头。
日本和欧洲的生育率在1970年代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老年化将使得经济逐渐丧失活力，欧盟和日本两大经济体的衰退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贸易规模收缩。依照人们在工作时期进行储蓄，退休以后花费储蓄的理论，经济学家预测，2015~2030年，发达国家的储蓄额将呈现下降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则会上升。发达国家经济活力的减弱和储蓄额下降将导致购买力下降，向中国进口也将减少，并且印度等人口大国正在崛起，又将抢走一些国际市场，中国的失业率将急剧上升。
拉动消费——“婴童经济”
人口与内需的密切关联，在“婴童经济”这种产业形态中有趣地呈现。孩子出生，到20岁之前一直是单纯的消费者。婴童经济所带动的一个庞大产业链，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
婴童经济的产业链是全方位的，涉及到婴儿食品、玩具、游戏软件、多层次的教育、流行音乐、房地产、汽车等几乎所有方面。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婴童经济还可以将家庭服务业激活成一个职业，使得广大妈妈在家中就可以“就业”。美国现在不把家庭妇女叫house wife了，而是叫home maker，是为了给她们更多的尊重，同时也正式赋予家庭妇女一个新的职位。
人口老龄化，慢火煮青蛙
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甚至认为，如果欧洲和日本政府不采取紧急措施，解决人口迅速老龄化带来的医疗费用和退休金问题，那么世界稳定将受到威胁。人口老龄化现象将调整经济、重组金融市场、改变家庭结构、重新定义政治学，甚至重新制定世界秩序。
人口老化对经济的拖累将逐渐显现
中国有句俗话，叫“不笑少年穷”。这句话其实揭示了一个人口经济学规律：年轻人口结构推动经济发展，但是这种推动作用有二三十年的滞后性。
英国、美国当年的崛起，都得益于年轻的人口结构。日本在1940年代经济仍然落后，但是那段时间繁衍的人口却为196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人口学基础。印度虽然目前经济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多年，但是印度的人口结构比中国合理，中国2009年中位年龄(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排序，位于中点的那个人的年龄)为34.1岁，印度只有25.3岁。印度现在每年出生人口差不多是中国的两倍，意味着今后印度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都将是中国的两倍。
日本和欧洲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生育率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是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直到近年才明显地显露出来。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调查，在未来20年里，日本家庭的金融财富将停止增长并开始减少，到2024年，日本家庭的收入只相当于1997年的水平，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民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将划上一个句号。到2025年，每五个欧洲人中将有一个超过65岁，工作人口减少而退休人数则猛增。
老龄化的结果是老无所养
1980年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认为“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但是事实上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则长达几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在5千至1万美元，而中国只有1千美元。日本在1960年代后期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达到0.8的时候，中位年龄只有20出头；日本在1975年HDI为0.857的时候，中位年龄还只有30岁。中国2008年HDI为0.8，但中位年龄已达34岁了，可见中国老年化来势之凶猛。
中国目前是8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今后将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有1.6亿，其中只有城市的4000多万享受社会养老，但养老金缺口已经很大；2030年后60岁以上老人达到4亿，将老无所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