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How to analyze our country‘s high surplus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
文/徐诺金
国际收支的高额“双顺差”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之一，到2007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达到3718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达到735亿美元，国际收支总顺差是2000年的8.5倍。这样的增长速度在横向和纵向比较中都是不多见的。
高额顺差在给我国带来了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也带来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国内货币的供应压力，国际上的贸易争端也逐年增多。实际上，国际收支顺差的过早出现并不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应该采取措施实现我国国际收支战略的根本转型。
国际收支高额顺差是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综合反映
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一方面是我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对外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核心问题，储蓄大于投资的反映与体现，并由出口导向的政策推动。
1.从宏观经济恒等式看，“双顺差”是储蓄与投资缺口的外在反映。国际收支从本质上看是国内经济状况的对外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国内经济的运行。根据宏观经济恒等式：储蓄-投资=出口-进口=经常账户余额(用经常账户余额代替贸易账户余额)，则经常账户余额实际反映了一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当储蓄小于投资，即本国储蓄不足以支持本国投资时，可以通过产生经常账户赤字的方法来满足投资需求；当储蓄大于投资，即本国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时，由于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存在，国内储蓄的消化可以通过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出来实现，借助国内资源的溢出效应来平衡国内过剩的储蓄。我国当前大量的贸易顺差，正是由于我国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我国储蓄与投资缺口从1992年的5.5%扩大到2007年的8.9%)，过多的储蓄没有全部转化为投资的结果。
2.从贸易视角看，双顺差是经济全球化深化的结果。近年来，我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角色日益明显，从东盟、韩国等亚洲国家大量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经加工组装后，再向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出口，亚洲国家向美国和欧盟地区的部分直接出口转变为通过中国对欧美的顺差。2005年，中国对美顺差1142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12.2倍；2005年中国对欧顺差701亿美元，而1995年时是14.6亿美元的逆差。与此同时，中国对日、韩、东盟和台湾地区的贸易逆差合计达1359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7.9倍。
3.从国内政策看，我国长期实施的出口导向政策是贸易顺差的重要推动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为解决资金、外汇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尤其是1994年人民币汇率的并轨改革更是有力地促进了出口。1998年以后，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口乏力、内需不振的形势，国家调整了出口退税率，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2005年初，纺织品配额被取消。这些有利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实施和体制环境的形成，都使得我国出口商品竞争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出口高速增长。
国际收支顺差的过早出现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一系列问题
(一)高额顺差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的问题
正是由于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使我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增加，给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也给国内货币供应带来压力，国际上的贸易争端也逐年增多。
1.国际收支“双顺差”引起外汇储备持续积累，导致流动性过多，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加大。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在现行结售汇制度下，外汇统一由央行购买。因此，为维持汇率稳定，央行被动地吃进了很多外汇，从而向市场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统计数据显示，随着外汇占款的增长，我国的M2供应量在大幅度增长。在1993年，外汇占款占M2的比重只有2.51%，自1995年始，即超过了10%，自2004年始超过20%，到2007年达到28.64%。外汇占款的快速增长，加大了中央银行冲销的难度，冲销成本也越来越高。在基础货币被迫源源不断地投放的情况下，市场流动性呈现加剧上升之势。资本市场上的泡沫与商品市场上的通胀成为当时宏观调控的两大难题。
2.国际收支“双顺差”意味着我国对实际资源的对外让渡，其暴露出的粗放的贸易增长方式以及体制和结构问题更为堪忧。一个国家只要存在贸易顺差，意味着该国的总产出大于总需求，也意味着存在储蓄剩余(或净储蓄)，经济在对外国借出资源。造成我国投资小于储蓄或国内需求不足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制度因素(如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住房体制改革等)、收入分配因素、投融资体制不完善因素等，但外资主导的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结构、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分工地位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我国资本项目持续顺差和大量资本流入也反映出我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民间资本成长缓慢、企业对外投资能力不足、经济对外资的依赖过大等体制和结构问题。这些体制和结构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
3.国际收支“双顺差”加剧了我国与相关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我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占到东亚对美顺差的一半以上，所以不可避免成为全球失衡的焦点。尽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但是，既然我国是全球失衡的焦点之一，也被普遍认为是失衡调整的主要责任方之一。我国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劳工标准、社会责任、出口管理、税收制度、透明度等问题上受到一定外部压力，贸易摩擦也已由产品、企业等微观层面扩展到政策、体制、行业等宏观层面。19952005年间，WTO成员向我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调查达到716件。我国已连续10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涉案损失每年高达300400亿美元。
(二)从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国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过早的顺差超越了我国国情，是资本的过早输出
发展经济学关于国际收支的理论通常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双重缺口约束：一是实现目标经济增长率所需投资与国内储蓄之间的差距构成储蓄缺口；二是经济增长所需进口与出口能力之间的差距形成贸易缺口，双重缺口是经济发展的制约条件。利用国外储蓄和国外资本是克服双重缺口的基本途径。发展中国家正是通过资本流入利用外部储蓄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并用流入的资本为贸易缺口提供融资，因而国际收支结构通常呈现出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的特点。
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也基本符合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设想。在经济起飞前和起飞阶段的国际收支结构总体上为“逆差+顺差”模式，即经常项目特别是贸易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主要通过资本项下的顺差即对外借债和吸收外资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发展普遍受到外汇缺口的制约。以巴西和印度为例，巴西的经常项目账户从1994年开始呈现大幅逆差的状态，与此同时，资本项目账户呈现大幅顺差，反映了通过引入资本以发展经济的过程。
从人均产出、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等角度衡量，我国当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却不符合有限逆差的一般国际规律，过早出现了高额顺差的现象，尤其是经常账户顺差，这实际上是将我国资源让渡给国外，而换回了巨额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投资渠道十分有限，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主要还是用来购买美国国债或部分公司债，相当于将当前国内消费或投资暂缓，借给外国使用，同时收益又因为汇率波动等原因无法得到保障。核心问题是，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并非投资过剩或者产能过剩，相反，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我国人均铁路长度不足一根香烟长)，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消费过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金融市场不完善，民间投资渠道不畅通，这些都需要加大国内投资予以解决。因此，过早的顺差超越了我国国情，将资本过早输出制约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应该采取措施，将资源真正运用到发展国内经济上来。
怎样实现我国国际收支战略的根本转型
国际收支失衡源于国内的经济结构失衡，因此必须首先解决内部失衡问题，才能扭转我国当前的“双顺差”局面。为此，充分利用国内宝贵的储蓄资源，扩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国内经济发展速度，进而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实现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由外部拉动型向内部推动型转变，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国际收支失衡难题的政策良方。
(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并优化国内投资，解决国际收支失衡的内因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目前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让老百姓能够充分享受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福利，这需要将国内投资从“外部需求导向型”转变为“内部需求导向型”，以增加国内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进而实现扩大消费、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目的。从1993年开始，我国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并且缺口有扩大趋势，因此我国投资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最重要的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还较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金融市场不完善，经济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都需要扩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予以实现。
要特别注意扶持民间资本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对国内外资本采取的是“外弛内张”策略，即通过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不遗余力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对国内的民间资本则制定了严格的管制措施，进行严厉限制，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十分有限。当前，必须给予民间资本以国民待遇，平等对待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放宽对国内民间资本投资领域的限制，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
(二)改变现有招商引资政策，改善引进外资的质量和结构
引进外资的战略必须服从于国内的基本战略、服从中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的取向。在引进外资的策略上，不仅要调整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效益，而且还要优化引资结构。
首先，要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彻底摒弃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引资模式。要做到引入的外资能够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引导其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来，使其能够带动国内整体产业价值链的提升。取消对国内供过于求产业的外商投资优惠政策，贯彻落实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逐步消除特殊经济区域内外资企业差别管理的政策，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调整各地引进外资的政策，逐步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控制外资流入数量的同时，提高外资流入的质量。
其次，要优化外资结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一是要制定合理的产业导向政策，使引入的外资发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制定合理的政策引导外资更多地流向第一、三产业、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急需要重点发展的行业和领域，优化产业结构。二是要合理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投向，沿海地区应充分发展自身的区位优势，吸引外资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并逐步将一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开发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但是对于资源利用率低、环境破坏大的外资企业或者国家明令禁止或者限期淘汰的项目、行业必须排除在中西部地区外资税收优惠体系之外。
(三)改变奖入限出的出口导向政策和引入外资的战略，实行大进大出、进出平衡的外贸政策
奖入限出的出口导向政策和引入外资的战略决策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特定的经济条件和历史情况下做出的。现在，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况已经不适用于现今：我们的外汇不再短缺，相反，巨额的外汇储备为宏观经济管理提出了考验；资本由数量短缺转为对结构和质量优化的需要；国民收入已经大大提高，国内资源价格不断上涨。长期持续的“双顺差”也已经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应该调整奖入限出的出口导向政策和单纯引进外资的策略，一方面要鼓励进口，不仅要扩大进口数量，更要鼓励对关键技术、战略资源的引进，以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整体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加强海外投资，在强调引进来的同时，也要强调走出去。要选择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有重要影响的行业和地区等进行战略性海外投资，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四)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应该正确认识人民币汇率的作用，不能把汇率简单地看成价格杠杆，过分强调汇率制度在调节国际收支中的作用。汇率其实是一种价值尺度，主要起价值标准的作用。国际收支的调节职能在稳定的汇率标尺下主要是通过贸易商品完全成本核算和灵活的价格机制去实现。目前中国贸易商品的部分竞争优势源自成本核算的不完全，没有充分考虑劳动力成本、土地稀缺成本、劳工保护成本和环境污染成本，这种现象无法依靠汇率调整去解决。因此，在正确认识汇率作用的基础上，要充分重视汇率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内在要求稳定的特性，强调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重要性。通过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可以减弱对外贸易中的汇率风险，减少企业的损失；同时，避免由于汇率波动带来的投机需求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同时，可以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金融危机更加使人们意识到美元“一币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以及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性。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我国对外贸易回归到“以真金白银换真金白银”的本质状态，从而避免美元结算制度下用出口换取外汇带来的资产贬值等损失。因此，从根本上讲，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对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也是十分有益的，因为这会使世界其他国家也意识到，“美国印钱——其他国家生产——美国消费”这样的模式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从而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也有助于世界经济均衡重新回归到一种较为理性的路径上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