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很多人都在关心，VER（自愿减排）在中国能走多远？”，最近，在GCX绿色中国环境交易网举办的“2009中国碳交易金融研讨会”上，张鉴钧以及参会者都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VER（Voluntary Emission Reduction，也称自愿减排），是随着《京都议定书》强制型市场的发展，伴随形成的碳市场。在自愿型市场中，公司、政府、非政府组织或个人为了对自己排放的温室气体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偿，力图实现“碳中和”，自愿交易碳信用额。
市场堪忧
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以来，自愿减排被提上议程，其市场也逐渐有了稳定的需求。市场起步初期，碳交易市场的参与者对其持观望态度，普通民众则“雷声大雨点小”。虽然能分担全球的减排压力，但由于其自身体制的不完善，交易量和交易额微乎其微。据相关数据显示，2006年自愿型市场的交易量为1400万吨，交易额为7000万美元；2007年该交易量为4200万吨，交易额为2.65亿美元。2007年后市场参与者对自愿型市场的兴趣开始激增，交易量和交易额均翻了3番，自愿减排市场在2007年和2008年初开始成熟起来。
“很多人都在关心，VER在中国能走多远？”，最近，在GCX绿色中国环境交易网举办的2009中国碳交易金融研讨会上，张鉴钧以及参会者都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美国有巨大的VER市场？张鉴钧告诉本刊记者，VER最早是从美国引进过来的。尽管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但美国对环境问题相当重视，十几个州也通过实际行动做了一些减少碳排放的努力。喻捷也同时表示，国外很多是跨国公司，它必须考虑到其他市场对于公司形象的反映。但是，中国的跨国公司还不多，虽然少数企业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总体水准还是低一些，这跟我们企业的规模、市场化程度有一定关系。
另外，基于VER本身有不同的承诺方法，国内外VER市场的差异性也显现出来。对VER市场有深厚了解的喻捷说，比如，美国在芝加哥交易市场中的承诺有一个百分比，公司以某一年为基年，承诺在基年之上碳减排百分之多少，公司只是义务减排，手法跟《京都议定书》差不多，因为都有一个基年的百分比，公司是有法律义务的。除此之外，国外一些公司的采购开始做一些产品的碳标识，像沃尔玛、家乐福、宜家等，在采购上都有一些采购能耗较低的产品，从供应链上去减少碳排放。如果大型零售商有这方面的需求，那我们的出口企业就会去购买一些VER，来提供它生态影响比较小的证明。对于国内VER的需求市场，喻捷表示“很难说”。
目前主要的自愿减排市场在北美，其次是亚洲和拉美等地区。中国的VER也有零星的尝试。
据报道，今年8月4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正式启动“绿色世博”VER交易机制和交易平台的构建，在世博会会展期间参加世博会的各国参观者都可以通过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的VER交易平台来支付购买自己行程中的碳排放。紧接着8月5日，天平保险向北京环境交易所成功购买了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成交价格为27.76万元人民币，约合每吨碳指标35元人民币（5美元），用于抵消公司2004年成立至2008年12月31日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量，从而成为我国首家通过自愿购买碳减排量而实现碳中和的企业。在香港，国泰航空公司通过碳中和的办法，把碳排放抵消为零，实现零排放。因为目前香港没有CDM项目，所以它通过类似VER的方式来买碳指标。
另外，张鉴钧还向本刊记者透露，“我们现在也在帮一些企业做这个事情，包括上海环保局，前段时间一直跟他们接触这方面的事情，目标就是把上海的市场做起来。同时，我们也给上海做过一个项目叫做能源消费研究，上海有关领导想把能源消费做一个carbon trade，我们跟他们研究过之后觉得还是有可行性的。现在在等最后的审批。上海本身有一个企业能源消费的汇总，虽然并没有给一个限额，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汇总，经委、统计局都在追踪能源消费的数据，这是一个很好的起步。能源消费数据是下一步工作的起点，不管你现在是说能源消费也好，还是碳的减少，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那么，哪类企业对VER感兴趣呢？张鉴钧表示，一类是想展示自身形象的公司；一类是企业的买家有这方面的需求。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还是有一定的需求，但这些需求是否能足够支撑起一个市场，“这很难说。”
VER的星星之火，何时能够燎原？“如果ＣＥＲ是研究生的话，VER只不过是高中生。”张鉴钧如此形象的比喻道。
中国市场正在启动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的VER还处在一个提高认识的阶段，不管是从国家政府，还是从企业界、消费者来说，现在都没有到达一个程度。“原因有三：没有法律法规的要求；本身没有强制性；缺乏第三方核证；都是根据具体事件来的，没有形成长远的需求；碳指标的统计问题；无相应的惩罚措施。”喻捷向本刊记者细数其中存在的问题。
随后，喻捷进一步解释，节能减排也有需求，政府规定减多少就要减多少，比如在“十一五”计划里，政府有规定减多少吨标煤。有些企业超额完成任务，有些企业没有完成指标，如果政府给后者的惩罚无关痛痒，后者就不会去买别人的减排量来完成自己的指标。我们现在缺乏一个硬约束，可以从财务上算出来的硬约束，或者和金钱挂钩，以数量来计算的奖惩制度，这可能是节能减排当中的一个打不通的结。国家没有相关立法，这个行业也就没有游戏规则。
而GCX绿色中国环境交易网总裁陈屹飙则表示：“现在VER有社会层面的要求，但更多的是经济层面的要求。必须要开发透明机制，接受第三方监督。”
作为中小企业来说，基于上述因素的限制，对VER的认识水平远没有达到那一步。张鉴钧对此的看法是，《京都议定书》对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和地区有法律上的要求，企业必须巡章办事，所以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比中国走的远一些。但是，并不能因此说发达国家的企业比中国的企业先进，任何企业都不愿意付额外的成本，在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下，也只好作罢。而对于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对于中国中小企业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企业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是在VER还是在有法律法规约束的情况下有所作为，因为企业目前没搞清楚状况，所以还不会轻易的去迈出这一步。”喻捷说。
那么，提高VER认识水平、改变VER发展现状的措施有哪些呢？首先，政府要有带头作用，促进VER市场的发展，推动企业的社会责任，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政府是确定基调的一个作用”；其次，企业和消费者应该更加认识到气候变化对于未来子孙的实际影响，唤起消费者的注意，逐步降低碳的排放和温室气体的排放，西方国家的碳减排就是消费者在推动，“这是多方力量综合的结果”；最后，探索有效的交易模式，交易所要提供自身的优势和丰富的产品。
喻捷个人认为，“在未来，个人需求比公司需求潜力更大，是希望所在。”理由是，公司越来越多的进入法定减排的一个氛围，不会太去追求VER。因为它是法律以上的要求，首先得完成法律规定的东西。在欧州，如果你的公司在排放清单里面，有具体的排放额度的话，你就是完成《京都议定书》给你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不在清单里面的企业，政府通过税收等其他手段，来实现减排额度。但在欧洲的需求并不大，只要有法定品牌市场存在，VER的市场就不大。所以从长期来看，最终全球会有一个碳市场，是在联合国框架公约之下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说到底还是个人比公司更有动力一些。
业内经常会拿CER和VER来做比较，现在真实的情况是，CDM所产生的CER确实比VER更“吃香”。“CDM和VER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CDM在中国基本上是卖家，是可以拿钱进来的，所以企业感兴趣、政府感兴趣，这个市场就迅速崛起了。而VER在中国可以作为买家，也可以作为卖家，做卖家的收益率和做CDM项目的收益率差很多，有CDM在的话，企业都会选择做CDM，因为收益会高很多。”张鉴钧如是说。
而对于在需求和供给上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方式，喻捷对CER和VER的看法却如出一辙。“这要看企业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个边界很有关系。因为在发达国家才有法律减排义务，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十一五’计划中还没有联合国的责任，作为减排量的供给方，CDM对企业更有吸引力，因为VER的市场价格低。”
如此看来，VER在种种限制性因素和不确定因素的阻碍下，其路漫漫。而如今在CER市场的春天到来之际，VER的春天还有多远？
为什么VER
到目前为止，很多人仍然有争议：气候变化是不是真的？人类有什么义务通过自愿减排来实现碳中和？“气候变化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拿出一个报告，全球好几百个科学家经过长时间的研究，绝大多数都一致同意，是人类活动造成了气候变化！”普华永道可持续业务方案总监张鉴钧对《融资中国》记者讲道。这个理论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书面报告还不足以说明人类活动对气候造成的污染和影响，那几组图表和数据则可以代表论证的依据。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2008年中国GDP已经达到30万亿元，经济总量稳居世界三强之列。从历史经验看，经济发展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英国、美国、日本、韩国在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阶段，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都曾急剧增加（图1）。从中国既有实践看，上海、北京、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人均能源消费量也已超过４吨标准煤，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历史表明，一个国家要想完成工业化进程，人均累积二氧化碳排放基本都要超过200吨（图2）。这充分说明了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明显的刚性关系。
在21世纪，攸关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气候变化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外，同人类的活动，特别是同使用化石燃料、排放二氧化碳的程度密切相关。随着气候变暖，人们对低碳经济的关注与行动也日趋强烈。目前，国家大力倡导发展低碳经济和碳交易，应对气候变化和碳排放问题上面临严竣形势，绿色革命有成为人类历史上第四次重大的科技革命的可能性，将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乃至整个世界。
除了上述综合的大背景因素外，需求在VER市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气候组织政策与项目研究总监喻捷告诉本刊记者：“全球VER市场的需求大体有三种。一种是美国企业要增强社会责任方面的形象和竞争力，承诺自愿减排；一种是举办大型活动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公司为了自身形象进行VER，比如世界杯、世博会等；一种是个人真正为了气候变化去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