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 滕玫
经济危机来袭，大型制药企业纷纷调整了产品研发战略，这对医药外包企业来说是雪上加霜还是雪中送炭？
2009年对于医药研发外包(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为CRO)提供商而言似乎不是个好年头。临床研究外包领域公认的领军企业之一PharmaNet发展集团(PDGI)成为第一家扛不过经济危机的大型CRO机构，该公司宣布将可能被迫出售公司。据了解，PharmaNet在全球有41家分支机构和2500名雇员，可以提供临床研究前期和后期咨询、一期临床研究、生物分析和临床二期、三期和四期等各种药物外包研究服务，但绝大多数业务集中在后期临床研究。正是如此，随着金融机构对新兴企业支持力度的下降，以及大型制药企业对产品研发线的收缩，导致它成为受害最重的大型CRO公司。
不过，在如此低迷的背景下行业内仍有亮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大型生物制药公司和传统的制药公司愿意在某个职能领域里放弃自己的全部能力，而完全依赖于一家CRO合作伙伴。这意味着有的CRO可能拿到更大的订单。
虽然医药企业研发战略的调整导致投入资金有所减少，但同时加强了和CRO企业在股权及项目上的合作，这对于能与跨国药企合作的中国CRO企业来说，也意味着机会。继2008年投资擅长临床试验的泰格医药后，启明创投于2009年2月再次投资另一家CRO企业美斯达。5月20日，KPCB(凯鹏华盈)1500万美元投资生物医疗CRO企业金斯瑞科技有限公司。
优势依旧明显
据美国普华永道《亚洲地区医药研发外包发展动态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CRO市场已经上升到约2.6亿美元，较之2005年2500万美元的市场足足增长了十余倍，预计到2010年可增长至4.3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过印度成为亚洲研发外包的首选地。
目前在中国开展业务的CRO公司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昆泰公司等跨国CRO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目前已经有3-4家，包括昆泰公司、Covance和Midas等(以下简称为跨国公司)；第二类是合资型CRO公司，比如北京凯维斯公司，这样的公司目前在中国不超过10家，服务对象主要是小型跨国公司以及一些大型本土企业，价格比较高，服务的国际化程度也比较高、比较规范(以下简称为合资公司)；第三类是本土CRO公司，目前大约有200家，其中比较活跃、有一定规模的大约有100家，它们绝大多数服务中国本土企业，做改变剂型、仿制药等研究(以下简称为本土企业)。
相对于欧美国家，中国CRO企业的优势较为明显，首先是成本低。一种新药的全球平均研发成本为12亿美元，许多国际医药巨头正在大力削减研发开支，纷纷把新药开发中的非核心部分脱离出来，并把越来越多的研发工作外包给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因为相关人才密集、人力和相关动物试验的成本低廉成为外企首选地之一。博际医药副总裁黄嫦芬博士介绍，单是动物试验一项，就使中国本土的CRO企业具备足够的成本优势。
临床试验病人入住时间短是另一个优势所在。如中国发病率比较高的几种疾病，包括肝炎、肝癌、肿瘤、心血管疾病等，患者数量很大。中国患者的入住数量比国外患者多得多，从而临床试验比国外效率要高很多，这是中国整个临床试验的优势。
过去，由于国际大型医药企业担心知识产权等问题，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投资的吸引力一直处于缓慢释放状态。不过，随着中国CRO行业相关人员素质的提升和基础条件的不断完善，中国将吸引越来越多的CRO订单。
同时，不少国际制药公司由于更加看好中国巨大的疾病资源和医疗市场，纷纷来华进行临床试验和生产制造业的外包投资。诺华、罗氏、礼来等医药巨头已在上海建立研发中心，赛诺菲安万特即将启用在北京的生物统计学中心。这说明，国际大型制药企业已经开始注意到受过专业训练、人力成本低廉的中国科研人员的价值。中国大规模开展生物医药外包业务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风险依旧突出
在经济危机的大势之下，风险投资商们都捂紧了钱袋子，比以往更加谨慎，更加关注企业的投资风险。虽然中国具有明显的CRO优势，但风险也同样十分突出。
第一，在政策风险方面，由于国内CRO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过度泛化，不仅进行临床研究，还参与临床试验方案设计、新药报批等工作。一方面国内多数委托企业都要求CRO公司参与报批工作；另一方面CRO公司也时常将“保证通过验收”等作为其推广业务的口号。而实际情况是，由于新药报批需要一定时间，其间，CRO公司设计的试验方案一旦赶上政策调整，可能会导致报批不获通过。如此一来，方案必须重新调整，而“前期投入的费用由谁埋单”，就成为CRO公司非常头疼的问题。
第二，准入门槛不清。作为一项服务，如何规范和标准化，国内企业往往各自为政，行业内鱼龙混杂，小的CRO公司操作不规范，专业能力有待于加强。国外CRO企业都有严格的准入门槛，尤其是美国企业，都需要通过CAP认可。而在中国，目前的医药管理没有对这个领域出台明确的规定。
第三，国内医药企业对CRO的了解还处于比较早期。大量药厂直接找医院做临床试验，制药企业对CRO专业服务的认可还有待加强。
第四，部分不规范的药企亦未形成严谨的科研习惯，以追求短期利益为中心，使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CP)流于形式。
第五，行业领头羊难觅。国内小的本土企业什么都做：数据统计、临床试验、药品注册或者技术转让，但什么都不是很精。而且客户基本都是国内医药企业，国内医药研发本身存在研发同质性严重的问题，造成国内本土企业的目标客户极为有限，技术含量较低。中国本土新药研发的同质性越来越严重，真正的新药不多，从源头上的同质性，造成CRO企业的竞争也是同质化的。例如：进行肿瘤药新药研发企业非常多，但各类药品在机理、可靠性、市场认可程度等方面是否能对传统药物构成竞争甚至替代，都是投资人望而止步的原因。
药明康德的成功上市，让很多国内同类型企业看到了貌似领头羊企业的诞生，但即使是像药明康德这样的企业，能否做得很大仍存在较大争议。例如，CRO的订单再大再多(公司称全球十大制药企业中九个与之有服务合同)，生产的原料药价格也不会比新药本身附加值大，成长速度比不上品牌药企业，甚至比不上仿制药企业。2006年药明康德合成了60万种化合物，储备了新化合物的“分类库”。但是公司面对的主要市场美国正在进行专利立法改革，其发展趋势是新化合物的发现不再被授予专利，而将新化合物开发为新药者才授予专利，势必对这种化合物库的盈利模式造成很大冲击。
第六，国内成规模的企业少。能够达到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要求的、吸引投资人眼球的本土企业实在不多。高成长性往往是投资人考虑的首要条件，能形成规模和实现成长性的企业需要投资人尤其是风险投资商们耐心寻找。
第七，资金链的风险。国内很多CRO公司的规模不大，在接到订单及预付资金后才能开始项目的运转。在此过程中，如果项目未能按计划进行，应收资金延迟，就有可能造成CRO公司整体资金链运转不畅。如果由CRO公司预先垫付项目执行资金，一旦因委托方的原因不能使项目执行下去，那么，CRO公司的资金链也可能出问题。项目一旦开始就必须不间断地投入，项目完成后最后一笔应收金额才是CRO公司的利润。与此同时，项目执行不下去往往是因为委托方自身的资金链出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CRO公司很难追回赔付。
第八，国内企业普遍缺少市场开拓能力。CRO企业，顾名思义就是首先要有合同，依据合同来开展工作。但目前的状况时，国内的CRO企业基本都是靠国外的合同来生存。肯拿出钱来做医药外包的国内医药企业较少，CRO企业普遍缺乏通晓医药知识并能够进行市场开拓的人才，以致缺少获取合同的充分通道，造成市场推广工作开展不顺利。
项目来源影响生死
研发外包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肯定的。2007年的数据显示，制药业整体研发投入的34%用于外包，而在2002年这一数字是22%，将来的比例会更大。目前在CRO公司面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熬过去了，“春天”也就来临了。在这个阶段，能发掘具有较强市场开拓能力和储备丰富临床受试群的公司将会有机会吸引投资人的注意。而在“春天”来临之前，如何才能获得稳定的项目源对企业来说是能否熬过这个“寒冬”的关键因素。目前研发项目的来源受到至少两方面的影响，而其中也蕴藏着很多投资及并购机会。
一方面，大的医药企业是否继续进行新药的开发。在新药缺乏的年代，缩减研发支出只会导致公司的前途更加黯淡，更加难以抵挡经济危机的打击。研发模式改变的关键就是缩减研发的领域，将资金集中在几个核心领域，如辉瑞——全球目前最大的制药公司，研发领域现在只有三个：癌症、阿尔茨海默氏症和疼痛管理。这样原来很多其他领域的新药开发如果要进入后期临床阶段，必然会审核得更加严格，即使进入临床阶段的药物也要重新评估，于是很多后期合同被取消和延迟。从这一角度说，CRO企业投资的系统性风险是难以避免的。
另一方面，大医药企业选择医药外包的合作方式的调整。在大型医药企业集中药品研究开发领域后，必然会剩下很多研发资金，这些资金也是需要花出去的，有投入才有产出，研发方面的合作、外包和并购的投入增加为CRO企业带来了一些新的机遇。同时医药项目的直接投资有通过并购逐步退出的趋势。最近大型制药公司对许多缺乏资金的生物技术公司的并购就是这种模式的体现，葛兰素、辉瑞、罗氏和施贵宝最近都有很多大手笔。合作协议最近也有很多，如：Archemix与葛兰素签订了一份价值14亿美元的合作开发抗炎症药物的协议，Map和阿斯利康签订了9亿美元的合作协议，阿斯利康还和Biocompatibles International签订了3.27亿美元合作协议开发糖尿病药物GLP-1类似物。
这些合作可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降低大型制药公司的研发投入风险。研发模式的转型也给大型CRO公司带来一些机会，主要是大型制药公司领域集中后，不在范围内的领域的研发资产会低价抛售，如PPD购买了默克的疫苗测试实验室，这将有助于提高PPD的疫苗和其他生物制品测试、分析能力，增加公司的前期业务，同时PPD还和默克加强了中心实验室的服务。礼来也将它的部分毒理和前期药物研究实验室以5000万美元卖给了Covance，并承诺10年给Covance提供16亿美元的研究合同，Covance在增强研发能力的同时还得到一个“超级”大合同。国内的CRO企业还出现了与委托方签订协议，如顺利完成临床试验，取得医药的销售许可，未来将获得药品经销权等。
当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重组资源、实现CRO的升级是必要的，而最终洗牌的结果，仍然可以实现大的综合型CRO公司与小而专的CRO公司并存。
投资趋于细化
在中国市场上，目前的投资人更看重临床试验和具有较强市场开拓能力的企业。临床试验CRO在未来两到三年内将会高速增长，这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因素的推动。
第一个因素是由于中国制药市场的快速成长，跨国制药企业和生物公司加快了在中国投放产品的速度和规模，多个跨国公司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产品投放和销售计划。第二个因素是跨国制药企业在这一两年纷纷开始在中国建立全功能的全球研发中心，未来必然对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服务有相应的需求。第三个因素来自于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DA)监管的变化，SDA对临床试验的监管更加严格，这是促进行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国际试验中心的数量在中国快速增加，从2004年的低于50个成长到2007年的近250个。第四个因素来自于中国制药行业本身的变化。经过十来年的探索和积累，中国本土的创新药研发在积极发展，创新药的研发对高质量的临床试验服务同样有着天然的需求。
国内企业要走向国际化，拿到更多外国制药公司的大单子，往往有一些门槛，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例如CAP 认证，国内的医学检验中心要通过CAP认证并不容易。以近期刚刚通过CAP认证的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为例，其创建CAP认证实验室和生物医药临床试验监测中心项目从启动到最后通过CAP认证，前后用了三年时间，投入超千万元。缺乏符合国际检测水准的医学临床实验室，成为中国本土企业掘金CRO市场的最大瓶颈。
在细分市场的领先者，比如在数据统计方面的领先者、在临床试验方面有独特优势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投资人的青睐。例如：博际药业擅长临床前的试验，美斯达擅长于数据统计，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擅长于临床试验。
具有跨国药企工作背景，尤其是在其中从事过临床试验、数据统计、药品注册的团队，比较容易找到项目，也更容易得到投资人的长期支持。例如：依格斯团队的创始人是拜耳中国的第一任总经理，博际药业的创始人来自于Covence。
企业的高成长性还有待检验，上市前的高成长性和上市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这类企业能够吸引投资人的主要原因，但目前看来还有待检验。一些曾致力于投资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人，现在更加谨慎地看待这个领域。例如：曾投资某新药技术有限公司和医学检验中心的一投资人，其网站上已不再提及涉及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