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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典型的温商创业故事。这个敢为天下先,却又带有明显盲目与投机特征的温州人,留下的是一连串的“假如”和“为什么”,令人无限唏嘘。

  □文/本刊记者 白 灵 特约撰稿 金少策

  “停工了!停工了!王老板都跑了!”2009年8月16日上午,当车间主管通知大家停工时,温州霸力鞋业集团的员工还没从通宵赶工的倦怠中回过神来,等他们听明白后,无不惊诧万分。几小时后,工厂大门外三三两两的货车和一双双焦急的眼睛聚集起来——供应商们闻讯赶来,吵闹着要求厂里结算欠下的材料款。

  霸力员工口中的王老板,是董事长王跃进。早在几天前,这位温州商人就已经不知所踪。消失之初,王跃进称自己到美国与客户“谈生意”。但不久,温州市公安局就确认他离境的目的地根本不是美国,而是澳大利亚。自此,王跃进和所有人失去了联系,甚至连原集团的高层也无从联系到他。

  这是一场毫无征兆的覆亡。随着王跃进的离去,这家创业近20载的企业以“猝死”的方式而终结。其身后,是过亿的银行欠贷和数百万的供应商债务……

  鞋王“跃进”

  如今的霸力鞋业集团,门口的集团名称挂牌已被卸去。围墙上那张员工工资结算通知单,在初秋的寒意中风雨飘摇。曾几何时,“霸力”是这座工业重镇响当当的招牌。

  在温州,王跃进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可以代表浙商创业精神的典型人物,“他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个性很强、肯吃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王跃进开始在舅舅的鞋店里当学徒工。白天在外拉板车、干苦力,晚上再到昏暗的家庭小作坊学习制鞋。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竟然青出于蓝,“比他舅舅的鞋还做得好”。

  1984年,学成出师的王跃进创办了鹿城跃进皮鞋厂。这是一个遍地机遇的时代,当时的皮鞋不讲究质量,更谈不上品牌。凭借款式上的几个新花样,王跃进做的皮鞋很快在当地就小有名气,鞋厂的生意蒸蒸日上。

  王跃进颇具创新思维,1989年前后,他的鞋厂成为了“第一个在鞋子里放进信誉卡的企业”,并因此获得“创新鞋王”称号。尝到甜头的王跃进深刻体会到了“营销”的重要性,从此四海为家,亲临市场一线谈合作、抓销售。1993年,凭借一系列的开拓性做法,“霸力”品牌在国内迅速崛起。顺理成章,霸力又在首届中国鞋王杯大赛中夺得“中国鞋王”称号。

  两项“鞋王”头衔在手的王跃进底气十足,做出了更为大胆的举动:他觉得这个称号应该有个宏大的表现形式,于是用7张牛皮,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只男式皮鞋,长2.05米。两年后,又造出最大的女式皮鞋,长2.4米。不久,王跃进又亲自领衔设计制造了“世界最小皮鞋”。

  这些“世界之最”大的可坐得下四五位姑娘,最小的仅有拇指大小,一经全国各地展览,不仅赚足了眼球和品牌知名度,还获得了4项吉尼斯纪录。随着1994年被国家技术监督局和全国消费协会评为“中国名牌产品”,同年7月参加亚太地区国际贸易博览会又荣获金奖,浙江霸力一时风头无两。

  不过,王跃进并没有就此满足,迅速成立起浙江皮鞋行业首家企业集团公司,集团公司注册资金4030万元,资产总额11142.16万元。在王跃进的带领下,霸力从小鞋厂发展到大集团,仅仅用了10多年时间。上个世纪90年代末,霸力的销售收入达到2个亿,拥有8条生产线,而同时起步的许多企业,大都还只有一两条生产线。

  由此,王跃进一“跃”而成为江浙地区鞋业领军人物之一。2001年,王跃进再次用38张牛皮造出“巨无霸”皮鞋,重达1.028吨。他把这只巨鞋架上彩车举行一个“万里行”,以彰显企业实力和形象。

  在一次与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的谈话中,王跃进流露着他的志得意满。“他说,老郑,我成立了一家集团公司,你也去弄一个吧。”郑秀康回忆道,“我说,我还是先把‘鞋底’做扎实了再说吧。”

  落跑“第一季”

  情深不寿,强极则辱。王跃进的敢想敢干的草根精神,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被解读为好大喜功。就在“巨无霸”皮鞋问世后不久,霸力鞋业的经营开始走下坡路,盈利能力渐渐萎缩。

  在鞋业严重同质化竞争的21世纪初,王跃进仍然固守着并不需要太强品牌竞争力的外销市场,霸力有50%的销售业绩来自于崇尚“价廉物美”的俄罗斯。就在此时,致力于塑造国内品牌和渠道新路的温州同行后来居上,渐渐取代并超越了“鞋王”。

  “这两年,仅我们工业园区内被称为鞋企‘第一梯队’的三甲中,已没有霸力的席位。”在一批批后起之秀的进攻下,霸力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不要说与同一时期成名的奥康、康奈、红蜻蜓等竞争,甚至与一些新近成立的企业相比,霸力的优势也并不明显。

  连续不断的成功,让王跃进变得好高骛远。当企业一旦停滞不前,王跃进立即急不可耐,他总是抱怨鞋业利润太低,而市场又过于难做。为了谋求理想中的“高利润”,他果断地选择了“富贵险中求”。

  2003年,霸力集团从广东采购来料加工料件——保税进口牛皮,按照规定加工后应返还给供货商,再出口。但王跃进却将这批原料当生牛皮直接卖给四川的一些制革企业。因保税进口物资是未交关税的,在内地销售就等同于“偷税”。随后,这起涉案金额高达7000多万的“偷税”案件,被温州海关初步定性为走私,冻结了霸力的所有账户,王跃进火中取栗,在劫难逃。

  东窗事发之后,王跃进如同惊弓之鸟。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调查以及企业4000多万元的负债,他悄悄潜逃到了早早取得居住权的澳大利亚。

  这时候的王跃进,还没有丧失早年创业的雄心。人虽然躲了起来,却偷偷地联系温州当地的朋友,希望能帮他渡过难关。当时当地政府领导考虑到霸力仍是龙头企业,王又是初犯,企业这样倒掉了也很可惜,还会牵涉到工人下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经过多方打点,海关终于同意不再追究王跃进的刑事责任,仅仅是让他补税了事,王跃进从澳大利亚回国。不过,当王跃进一下飞机,就被拘捕了。霸力集团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差点挺不过来。

  在政府的“保护”下,霸力鞋业最终补税900多万元。在被拘留三个月后,王跃进得到释放。这一次,这位行事勇猛的温州商人在挫折面前竟然不堪一击。经此劫数后,王跃进做鞋的信心大跌,再也无心履行他当年“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诺言。霸力开始在明星企业的行列中退居二线,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寻矿

  主业日薄西山,王跃进却始终不愿甘心小富即安。就在他为鞋企困境忧心忡忡之时,2004年底,一个来自广西贺州市政府招商团的矿业项目引起了他的注意。彼时,矿业投资热刚刚在温州兴起,不少在传统制造业遭遇经营瓶颈的企业主,纷纷转而投资矿产、房地产或从事民间借贷。

  早在2000年前后,王跃进就开始四处寻找投资机会。当时,他曾跟随相关人员赶赴澳大利亚考察当地矿业,但并未出手。2004年,随着“民资重型化”运动轰轰烈烈,王跃进再也按捺不住转型的欲望。而群山环绕的贺州,矿产资源极为丰富,让王跃进钟情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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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跃进决定此时进军矿业,的确是抓住了一个好时机,当时的金属价格节节攀升,高额的利润无疑能帮他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2005年4月8日,浙江霸力集团贺州矿业有限公司挂牌成立,王跃进以2000万元接手了有着50余年历史的,以大理石及开采多种金属为主的老国企平桂矿区。

  2006年,王跃进又先后花费近四五千万元拿下同样富含金属矿产的白面山矿山开采权,以及路花矿山、贺县矿山的探矿权。“他当时还向贺州市领导提出过矿业上市的目标。”霸力矿业一位副总说。

  选择矿业,源于王跃进对矿业巨大的想象空间。他就对来访的媒体说,贺州的稀土、大理石等资源有着极大的开发潜力。他曾毫不掩饰地宣称,当地开采出来的矿石成品价格低廉,常用的大理石价格只有温州的二十分之一。与辛辛苦苦一双一双地卖鞋相比,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暴利行业。王跃进在广西贺州开始了规模高达7000万元的矿产投资,主要开采锌、铁粉、锡精等多种矿石。

  鞋老板开矿?对于闯劲十足的温州商人来说,这根本不奇怪。不懂就摸索,此后几年中,王跃进的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在了广西。当时,一位熟人在温州机场碰见他拖家带口出行,甚至连还在学步的孙子也带在身边,便笑问:“王总全家去哪里旅游?”王跃进则苦笑着回答:“去广西矿上看看。”

  忙于开矿,王跃进已对鞋业撒手不管。先是交由“海归”的儿子管理,后来,他甚至把儿子也带到了广西,鞋业则交给了毫无经营经验的妻子来打理。随后几年间,其鞋业业务只能勉强度日。

  王跃进的想法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虽然根本没有开矿的经验,但从2006年开始,他采用了一种比较“灵活”的开采方式。“包一个区域给附近的村民,开采后双方按照五五或者四六分成。”正是依靠这种方式,2006年的霸力矿业产值突破了千万元。该项目因此出现在了《贺州市政府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报告》的显要位置。

  王跃进到该市投资矿业,一举成为当地招商引资的典型代表,并被选为贺州市政协委员。霸力鞋业曾经的辉煌,眼看着就将要在矿业上重演。

  江湖告急

  事实证明,王跃进的摸索是失败的。

  熟识的人都认为,王跃进为人豪爽,有想法,也有魄力。但当他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商业环境时,这种“魄力”就演变为了“莽撞”和“自负”。

  “他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但太主观了,完全是他自己说了算。”霸力矿业的副总说,“他的想法在很多人看来都不切实际,他太不相信别人了。”在一些会议上,一旦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王跃进当场就会让其离开,并且下次开会再也不会通知对方。“甚至有当场开除的。”在矿上,员工们都私下叫王跃进为“王霸力”或“王霸”。

  在经营矿山的时候,王跃进居然“像个任性的小孩子一样”,一茬一茬地换副总。“前后换了不下十个副总,任期最短的一个月,最长的也不过半年。”在员工们看来,王跃进只会给大家大谈“财务六大职能”和“行政管理三大要素”,而对基本的开矿专业知识一窍不通。

  “有一次,他非要买20辆运输车,这对当时资金有限的霸力矿业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在他人看来,当时完全可以采用租借或外包的形式来解决运输问题,而没有必要花费500万元去“撑面子”。

  更要命的是,他甚至将这种“自负”带到了企业外部。使当地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都对王跃进怀有敌意。2006年,贺州市国土、安监等多个部门以“涉嫌非法开采贺州白面山矿段”为由,对王跃进的矿场进行了查处整顿。而在王跃进刚去贺州的时候,当地政府曾许诺,让他牵头整合当地的所有矿区。

  “这是当地相关部门在为难我们,他待人处事很功利,有事情了才打电话给有关部门,平时爱理不理,失去了很多人缘。”一个原本大受欢迎的项目,却因为王跃进的性格而无法获得任何外部帮助。一位国土局工作人员相当坦白地表示:2006年的查处事件,很大程度上是为打击王跃进“只朝上看不朝下看”的处事方式。

  然而,这种“外部帮助”在关键时刻又是那样的重要。

  霸力集团在重金投入矿业后,却迟迟未能实现“规模化”开采,只能小打小闹。而花钱的地方却很多:涉及到国企老员工的安置、新矿的开发、企业的经营……王跃进算了一笔账,要让霸力矿业上轨道,至少需要投入2亿多元。这样的资金规模,大大超出了他的预算,依靠鞋业那点微薄的收入,是万难支撑的。

  自投资矿业开始,霸力集团负债就显著上升。这是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赌局,此时,王跃进又做了一项无异于饮鸩止渴的决策。2005年,霸力集团曾分别在温州瑞安、仰义征得工业用地,他将这两块地向银行抵押贷款,用于投资矿业。

  偏偏从2007年开始,矿产价格随着全球经济的疲软开始下滑。白面山矿区主要出产的锡粉价格也由2007年初10多万元一吨,下降到了2007年底的四五万元一吨。

  2007年底,王跃进又将霸力矿业近2000万元资金抽走,用于上述两块工业用地厂房建设。他当时的想法是,赶快把厂房建好后,卖个好价格。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还没能等到厂房完工,霸力集团的资金链就已经快绷断了。2007年底,由于缺乏运营资金以及外部需求萎缩,霸力矿业被迫停产。那时的王跃进时常向周围的人诉苦:“光银行利息每个月都要上百万,还不包括可能有的其他负债利息和公司运营开支。”

  鞋王末路

  资金链的枯竭,让王跃进感到独木难支。他不得不四处奔走,寻求合作开发。一位接受过王跃进融资邀请的人士透露:“他当时说,有多少要多少。”

  2009年5月,王跃进找到同在贺州投资矿业的鑫龙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新华,劝说陈新华出资千万元入股霸力矿业,被陈新华婉言谢绝。“霸力矿业的股权很乱,有合作开发的,也有私下转让的。”陈新华表示,王跃进曾不断地向人推销霸力的矿业项目,并在网上挂出了矿山的转让信息。

  事实上,在为时一年多的融资中,王跃进只有两笔成功的“融资”:一是白面山矿山45%的股权转让,二是刚于2009年3月份竣工的在温州瑞安的厂房转让。前者让王跃进拿到了1100万元,后者让他拿到了800万元。

  “这家企业,原本应该是让人放心的。”赵峰是温州一家鞋料小作坊的老板,近两年来一半以上的生意都来自“霸力”。2008年开始,“霸力”支付货款有些拖沓。“当时以为资金一时周转不灵,大家也能理解,想着只要厂子在生产,钱总归能要到的。”他说。

  2008年底,“霸力”出现了“以货抵债”的情况。抵价60元一双的鞋子,赵峰也搬了很多。今年开始,赵峰的两万多元货款就是要不回来。但他觉得老牌子可靠,没停止供料,“3天前,我还给他们送了几千元货,也是打的‘白条’。”

  一直熬到8月份,王跃进突然不见了。十多天后,有确切消息称“他逃到了澳大利亚”。至此,霸力集团债务情况如下:温州本地四家银行贷款高达1.065亿元,广西梧州银行贷款500万元,欠供应商债务700多万元,民间借贷金额预计在4000万元至5000万元。

  霸力停产后,还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局面:门口除了聚集的讨债大军,还迅速形成了一个“招聘集市”。温州不少鞋企的招聘人员,急急忙忙拿着“招聘”、“急聘”、“高薪聘”的牌子,开着车赶到了霸力门口“挖人”。

  王跃进的一位老朋友告诉记者:“他这一生都在拼搏,如今也年过六十、儿孙绕膝了。要不是太盲目冲动,卖鞋也够一家人衣食无忧了,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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