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采访·撰文/张沙莎
父母有四个等级之分，最低等是给孩子花钱，吃好的，用好的；第二等肯为孩子花时间，可以放下工作陪孩子；第三等会为了孩子而学习；而第四等属于最高境界，会为孩子改变自己。这是杨春旭参加儿子杨天拓中学时期第一次家长会时听到的好家长标准，也是其当下最推崇的理念之一。
“为孩子改变自己，这是最大的牺牲，也是最大爱的体现。”身为雷岩投资董事总经理的杨春旭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这两年，他做到了这点。
说起这两年的经历，杨春旭觉得自己比儿子收获得更多：“我以前总在追求事业，总想证明自己的价值，现在发现最大的事业是儿子，育人比做一件事更有意义。可以说我的人生目标是这两年才开始清晰化的，做一个好爸爸，当一个好投资者，这样对儿子有交待了，对公司有交待了，对自己也有交待了。”
因“祸”得福 打开沟通闸门
“我好像白捡了个大儿子。”杨春旭说这话时是2007年，儿子天拓十岁。
2007年对于杨春旭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转折年，时任亚神音乐CEO的他由于早前对3G的乐观估计，不得不在等候3年仍不见动静之后忍痛做出公司大幅裁员的举动，先前大手笔布局的音乐帝国梦想不复存在，一路高奏凯歌的事业瞬间陷入低谷。“壮志未酬”的杨春旭决定用“五一”长假到马尔代夫进行一次身心调整。
事实上，这是杨春旭工作15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休假。大学毕业以后，杨春旭先后创办了多个公司，每天都处于忙碌状态，一刻都没有停歇过。而为了工作方便，杨春旭更是把儿子送到爷爷奶奶家，仅周末能见上一面。以至儿子在回忆起当初对杨春旭的感情时说道：“很少见，很少通电话，习惯了，不想爸爸。”
因此，这次旅行显得意义非凡，不但是父子两个人多年来首次出游，更是成为了改变父子两个人人生的里程碑——杨春旭的下半生，儿子天拓的上半生。
“当时公司做了这么大的调整，自己的思想压力很大，本来是想着自己调整。”杨春旭没有想到，一周的“散心”行程，居然改变了他和儿子两个人，“想想如果没有2007年的那次旅行，我和天拓都不会是今天这个状态。”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在那次假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杨春旭一家在斯里兰卡转机，刚好遇上当地猛虎组织袭击城区，飞机无法起飞，杨春旭和儿子被迫在当地停留一晚。而在确认城内所有旅店都已住满旅客之后，杨春旭决定在机场长凳上度过漫漫长夜。于是，儿子天拓第一次，也是至今惟一一次躺在父亲的腿上睡去。
“我低着头看着天拓，很细致地观察自己的儿子，看了几个小时，我却想到了孩子这十年来的整个成长历程，琢磨着儿子的个性和身上的特质。”杨春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旧感慨良多，“天拓那个时候10岁了，我才认识了孩子，一下子发现自己欠了很多课。”杨春旭发现，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他那颗打着“工作狂”烙印的冰冷的心在慢慢融化。那一夜后，杨春旭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之前认为孩子爱怎么长怎么长，是一种自然成长。但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孩子是必须要下功夫的，必须要和他沟通。”杨春旭认识到教育儿子绝非放羊，而是应该和孩子沟通，帮其树立价值观，培养人生信念和立场。
从此，沟通的闸门大开，杨春旭和儿子常常“腻”在一起。骑自行车去爷爷奶奶家，一个来回就是70公里，父子俩边商量着怎么分配体力，边挑战着自己的极限；带儿子一起潜水，在运动的同时共同去探讨问题，探索未知的东西。在杨春旭的调教下，天拓在2007年成为北京市最年轻的持有国际认证证书的潜水员。
“其实教育儿子的过程，也是自我成长、感悟的过程。当爸爸和做事业有很多相同地方，只有经历过了，对于成长的认知，对父子关系的思考、对生命的延续怎么看等等方面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些都是从生活的一点一滴中体会出来的。”杨春旭感慨地说。
父子同心 共同面对挑战
“孩子小的时候，跟他玩在一起容易，但长大以后要共同面对挑战却并不容易。”在杨春旭看来，考验父子感情的真正时刻是从天拓上初中开始的。
在天拓“小升初”的关口，杨春旭曾动过找朋友、托关系进名校的念头，但反复思考后，杨春旭还是决定让儿子树立一个在社会上拼搏、竞争的意识，自己去决定自己的命运。然而天拓在第一次北大附中的竞争中落榜了。
其实在北大附中考试之前，杨春旭就已经“魔障”了，每天逼着儿子学习到晚上11点，时不时还会因儿子粗心、马虎着急一番，甚至因为儿子在一个问题上连续出现三次错误，杨春旭十多年来第一次，也是至今为止惟一一次打了儿子。
然而，儿子的落榜却让杨春旭清醒过来：“孩子的压力很大，我当时一句埋怨他的话也没有说，只是提醒自己两件事，一是要陪他一起度过这个难关，二是要帮他建立信心。”于是，杨春旭每天七点回到家都要陪儿子做2~3个小时的功课，时不时还会对儿子进行一番表扬与鼓励。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个月后，儿子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北京四中和人大附中录取。至于选择哪个学校，杨春旭把决定权交给了天拓自己。
“经常和儿子一起沟通，引导他去认知自己，慢慢地我发现，伴着儿子成长的过程，也是我重新认知自己的过程。”审视儿子这几年的成长经历，杨春旭发现自己之前总是在忙，从没有停下来想过自己喜欢什么，愿意做什么。于是，杨春旭也开始筹划起自己接下来的道路。
2007年8月，杨春旭与合伙人一起筹办雷岩投资基金，从过去做企业时指挥几百号人的军团作战到仅领导几个人的基金管理公司的尖兵模式，这种转变是很痛苦的：“做投资和做企业家不同，企业家是建立一个商业模式之后，要勤奋地去推动，每天都有进展，是连续运转的机体，成就感也是有延续性的。而在雷岩投资刚筹划时，有十几个月没有开张，一度都想要放弃。”
最后支撑杨春旭走下来的因素中，有60%要归功于儿子。“从天拓身上我看到了惊人的潜力。”杨春旭坦言，儿子身上迸发出的潜力又燃起了自己心中那即将熄灭的火种，“以前从未代表一个班级站在前边讲过话的人，表达、沟通、言行举止等方面每天都有重大进步；包括这两年半时间里我给天拓灌输的一些管理以及为人处事的理念，他吸收得比我想像中快得多。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尚且如此，我看到人的潜力可以这么大，才认识到人只要认真，就可以改变自我，把价值做到最大。而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面子’吧，自己也想给儿子起一个表率作用，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的爸爸遇到困难就退缩了。”
放手成长 自己掌控方向盘
“这个时间段的孩子‘发动机’最强，但‘方向盘’最不稳，但我不会去替他把握方向盘。”对于儿子这个“手生”但一直保持高速行驶的“车手”，杨春旭没有丝毫担心，“既然不能替他把握方向盘，那就让他自己去掌握吧，等遇到刮蹭的时候再去总结也可以。”
杨春旭举了一个例子：天拓刚当班长没几天，就代表班级去买扫帚，可商家低于6元不卖，天拓看看手中的4元钱，最终决定自掏腰包，添上了剩余的两元。
“我当时就鼓励他，说他做得棒。”杨春旭笑言，如果不懂得精细预算，做企业是赚不到钱的，这是致命的；但这恰恰适合金融投资者的角色，能给别人更多，“精细人是一种活法，大方人又是一种活法，两种价值观没有对错、高低之分。既然他形成了这种个性，那就去做他适合的事情。”
回过头去看自己的决策，杨春旭做管理时也是如此。企业家要精细，要细化到甚至一包茶叶的预算都清清楚楚，而做投资要大方，投完钱就不参与运营，就是要放。杨春旭的个性刚好是大而化之的，并不适合做企业。“以前年轻的时候不管适合不适合，总是认为人定胜天，觉得没有什么自己干不了的事情，现在意识到，当选择一件合适自己的事去做，可能会一顺百顺，付出90%的努力，能获得120%的成果，但如果去做不适合的事，那即便付出120%的努力可能也只能换来60%的结果。”
那么找到了适合的事情，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出彩呢？杨春旭的“叛逆”理念此时便起到了功效。
“我从不担心儿子叛逆，相反我喜欢反叛的孩子。”杨春旭看来，在中国，刚好需要反叛的孩子，需要这种变革精神、创新意识，“反叛不怕，如果不是一个暴君，反叛只会带来商鞅变法，而不会是陈胜、吴广起义。我希望自己能做明智的爸爸在先，那么反叛带来的就是创新，我还怕他不反叛。”杨春旭笑言，儿子有些太乖了。
事实上，这和杨春旭培养企业核心骨干一样。“我以前愿意用‘熟手’，现在来看，熟手是很必要的部分，但也需要很多‘白纸’。”杨春旭说现在自己比较喜欢招收一些研究生刚刚毕业的或者工作经验不是很多的，认为从头带员工，过程和教孩子很像，“刚开始他肯定没主见，要耐心教他，慢慢等他有了主见，作为管理者，就要知道怎么去面对。”
“我不想扼杀那些有风险的主见，我希望他们自发地去意识，去改变。我会给他们一定的启发，但是不会完全规定他们怎么去做。”杨春旭喜欢在可控范围内给予员工最大限度的自由，“比如做行业调研，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去想任何办法，这就是鼓励那种创新和反叛。但是结果我会设定一些程序去把关，比如让他们按照我的想法做一份报告之类的。”杨春旭丝毫没有掩饰其对“白纸”寄予的期望：“我喜欢折腾的下属，不折腾是他没本事，管不住是我没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