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人是两个袋，一个口袋一个脑袋，口袋里的财富是有限的，脑袋里的财富是无限的，真正的财富是在脑袋里。
儿时那些事，经营思维的萌芽
记 者：一个人从优秀到卓越是有些根源可以探寻的，您的根基在哪里？
余渐富：我小时候家境困难。两个弟弟四个妹妹，我是老大，是父母亲在农村艰苦的条件下生的第一个孩子，健康状况占优势，先天条件好得多。但是老大责任大担子重，压力也大，父母亲对老大的期望值要大得多。
我是64年上学的，结果68年就辍学了。那时正好赶上文革，我12岁。因为家里要盖一个房子，没地方住。家里穷得请不起帮手，我就来充当劳动力。老师上门来找了很多次，但因家里实际情况我还是上不了学。
我觉得我母亲特别伟大，非常宽容。小时候我经常掉东西，记得当时有一只水笔，两毛五分一支的，好不容易有了还是让我给丢了。由于这个，我下了课也不敢回家，回家也是偷偷摸摸的。我们家就这么一支笔，父亲写东西也要用这支笔。要是父亲晚上要用可就糟了，所以我特别害怕。
没办法，我只好告诉母亲。母亲知道了更紧张，因为这支笔掉了就麻烦了。于是，她偷偷地卖了米糠，卖了好几次，才凑了两毛多钱重新买了支笔。中间父亲问起笔来，我还撒谎借给同学了。
我小时候家里用的碗都是三四分钱一个，残次品，形状很不规整的。有的时候来个亲戚还要到邻居家借碗用。有一次打破了碗，也不敢回家了。还想用泥巴粘，做梦都想粘起来。怎么可能呢？家境太苦，看什么都新鲜都想要，一直到十几岁的时候都在做梦。有很多很多的幻想，天花乱坠，全是关于吃饱穿暖的。
记 者：苦孩子会有更大的发展动力，但是自身的能力和是否抓住机会则能带来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您是具备了哪些能力和如何抓住一些机会的呢？
余渐富：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做生产队的记工员，给大家记工分。当时做这个工作的几乎都没读过什么书，小学毕业的都不是很多，高中生更是凤毛麟角。我还读过几年书，认得几个字，尽管是文革时期读的。但是压力也很大，很多字也不会写。但是我父亲好一些，他读过私塾。
我家当时还有本《新华字典》，再加上我也好问，工作就做了下来。那个时候记工员不好当，因为每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什么都要记，每个月还要对流水账，半年的时候还要记劳动收益。此外还经常参加评工，在评的过程中经常有矛盾和摩擦，在这期间就发现了利益的关系。
概念是一样的，隔行不隔利。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发现，劳动的积极性和分配有关。什么样的分配提高了劳动效率，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分配不公的情况等等。我是记工员，没有权利给人家多或少，在记的过程中也知道有些事是不合理的，。后来在经营和管理的过程中，这种整合能力就是在当农民的基础上积累的。比如说当个小干部，有点权利，至少在领导的授权的范围内可以发挥一下。
我在做记工员时候发现了不公平，在调整的过程中要说服要讲道理。在摩擦的同时得到一些拥护，大家就选我做了副队长，那时也稍微有些发言权。因为我那时候很年轻，在做记工员和副队长时候很公正，后来就当了队长。我当队长时不合理的经我手调整非常多，后来在这个过程中也磨练了自己的表达能力，思维能力，说服能力，更重要的是组织能力。
不要小看农民，因为在农村一年四季种什么，用什么办法种，是有科技含量的。我也在研究怎么样使产量提高，怎么改变土壤，水土保湿，种植培育，怎么样提高劳动积极性劳动热情，用什么办法解决不公平竞争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