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一个财富没有获得彻底正当性的国度，人人却以获得金钱为人生最重要的理想，这是中国商业文化中最奇特的地方。
本刊记者︱贾林男
在1988年9月，历史学家许纪霖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一个知识分子跨世纪的选择》一文。身处新启蒙时代的中国，许纪霖这样表达自己对现代化终极目标的渴望：
“十七世纪的英国，将一大批炫耀佩剑、族徽、纹章的贵族，改造成为炫耀金钱，并在经商方面煞费苦心的人，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十九世纪的日本，将一批具有较高社会政治地位的武士，改造成为拼命向企业投资的商人、企业家，是日本成功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可怕的并不是什么利益欲和金钱欲冲动，而是社会能否把这种冲动引向一个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方向，将人类社会推向进步。遗憾的是中国社会还不具有这种‘神奇’的改造力量。”
21年瞬息而过，市场经济的发展、私欲的解放，都在中国全面登场，资本和企业家更是激起社会爱恨并存的复杂心态。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下这样的结论：中国已经拥有了那种推动历史前进的“神奇力量”？在充满了或然性的历史进程中，商业将把中国带向何方？或者说中国将把商业带向何方？《绿公司》记者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进行了对话。
重新反思
《绿公司》：21年过去了，您怎么看当时的这篇文章？
许纪霖：20年前，中国还没有市场经济，大家一致认为市场经济是好的，民主政治是好的，个人主义是好的，帕森斯描述的这三个指标，被我们理解为现代化。但今天看来，我们当时的想象是贫乏的。三个指标中，我们至少已经实现了两个，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但我们惊讶地发现，很多东西未必如最初所愿，特别是今天的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变成权贵市场经济。所以80年代中国社会肯定市场经济、肯定个人主义是共识，但在今天发生非常大的分裂。
20年前我写这篇文章，是受到恩格斯的影响。恩格斯讲“历史往往不是由善，而是由恶的力量推动的”。金钱欲、物欲在传统东西方社会里都被认为是恶的力量，是被压抑的，中国有“存天理、灭人欲”，“重义轻利”之说，西方基督教传统也有禁欲的传统，但西方的现代化把人的欲望通过科学革命、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解放出来，这也是近代世界之所以飞速进步的动力所在。所以80年代我写的这篇文章，实际预设了现代化这样一种历史发展的规律，但今天看来，历史有规律吗？历史实际上没有所谓“必然性”的东西，历史更多是我们称之为“或然性”的东西。
人的欲望、金钱，和历史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有可能是善，有可能是恶，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一般中国人都相信进化论，梁启超、严复都这么宣讲，但一个世纪以前章太炎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这就是章太炎提出的“俱分进化论”。善在进化，同时恶也在进化。老百姓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这个意思。
《绿公司》：当下您似乎更多看到
许纪霖：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我们都需要重新反思现代化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世界被全球化笼罩，美国汉学大师史华慈上世纪末临终前，指出了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全球正出现一种可怕的物质救赎主义”。他用“浮士德精神”标示世人的金钱欲——横决天下的动力、积极行动、无限扩张，主宰了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外在世界，其强势可以将其它价值，包括真、善、美、自由、民主，统统边缘化，造成纯粹的物质享乐主义泛滥，自我喂养的消费主义失控。如果说现代化早期还有宗教和康德所谓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制约，到今天宗教趋于衰落，社会去道德化，人生活得越来越不快乐，因为欲望的满足只是一瞬间，而欲望的需索则是无穷的。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对人的理解过于单一化了，人仅仅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可回过头来，即使西方资本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亚当·斯密，不仅是一名经济学家，还是一名伦理学家，《国富论》之外还写了《道德情操论》。除了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外，他尤其强调人还要有伦理的追求，要有同情心。哈贝马斯说，人们在由金钱和权力主宰的系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面，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伦理人，具有自己的良知和情感，那是金钱无法衡量，也无法收买的。今天的问题是这个生活世界不复存在了，这也是今天所谓成熟现代化发生的一部分。
明规则畅通潜规则就会减少
《绿公司》：要警惕“现代化”取代“现代性”。
许纪霖：今天的中国过于早熟，在制度和文化尚未成熟之时，承担了太多现代化负面的东西。如果我们和西方现代化早期比较，制约人欲望的宗教、道德在西方没有缺席，但在中国过早的崩溃了。我们今天社会普遍流行的是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不少人无分善恶和是非；更多的人则以道为术，看道德对自己有没有用。在一个道德真空的社会里，市场经济中物欲善的力量，就可能演化为一种向恶的力量。
《绿公司》：言语间您充满了对未来的忧思。
许纪霖：对这个世界的未来，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我看到的是其中的复杂性。我是在肯定物欲作为推动历史动力的前提下讨论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发展出制衡和引导利益欲的制度和文化，更多发挥它善性的一面。
在文化层面，中国社会对企业家普遍存在一种分裂的虚假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里，公众非常羡慕、赞赏乃至妒忌企业家阶层，把企业家作为人生的理想；但在主流意识形态里，资本依旧被压抑，企业家并没有正当化，公众认为企业家一定是出卖灵魂的，茅于轼提出“为富人讲话”招致如此大争议，是很不正常的。其实中国古代也是这样，儒家非常不重视钱，但是赵公明是没人敢得罪的，一个人如果买得起鞭炮，那一定要在大年初五放给财神听。在一个财富没有获得彻底正当性的国度，人人却以获得金钱为人生最重要的理想，这是今天我们商业文化中最奇特的地方。
今天，社会文化一方面要给创造财富的企业家阶层以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也要否定追求财富和权力的唯一性，把人生其它有价值的理想蒸发出来，让人们自由选择，比如选择追求知识，选择其它灿烂、有意义的人生。
在制度层面，当一个阶层很难通过制度性的渠道表达他的意见，必然以潜规则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合法化。国外利益集团的游说是完全透明、公开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但在中国不可以。所以我们要让企业家阶层通过正规的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追求包括政治利益在内的合法利益。明规则畅通了，潜规则就会减少。
未来无法想象
《绿公司》：展望一下，再过三十年，中国商业在社会中的地位？
许纪霖：历史学家是从来不预测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如同三十年前没人想到今天一样，任何人无法想象三十年后中国的模样，中国正在经历的艰巨而痛苦的的历史嬗变和社会转型，存在太多的或然性。
《绿公司》：企业家群体基本有一个共识——三十年后更强大，也更健康。
许纪霖：更强大是可以肯定的，更健康需要去努力。需要强调的是，更强大也要看是什么意义上的强大。经济上的强大是可以肯定的，但政治上能否强大存在或然性。19世纪上半叶，法国大革命过去不久，大家都对革命时期的“参与爆炸”有恐惧，人们一下子回到私人生活，不再对政治感兴趣，拼命追逐自己的利益，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甚嚣尘上。奥尔良王朝很聪明，他们积极扶持资产阶级，让大家可以自由地发财，但是在政治上实行控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私人领域，国民有充分的发财自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王朝鼓励大家追求幸福和享受。但是在公共领域，对不起，你们就把权力交给我吧，我保证给大家稳定的秩序，保证民生和安全。社会普遍弥漫的这种氛围，成为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在一个威权制度下，资本阶层的命运就是这样，经济上的强大和政治上的软弱是并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