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广义的英雄为后世留下规范、传统或标准。在民粹主义盛行的时代，谁能成为真正的英雄？
文 | 傅国涌
英雄的两个定义
对于“英雄”定义的不同，人们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厘清“英雄”的定义，才能使“英雄”这个概念更有张力。
以往所说的“英雄”主要是指战场上的英雄。这种狭隘的定义已成为一种思维习惯。狭义上的英雄往往和牺牲有关，而且主要是肉体上的牺牲。从某种意义上看，狭义的英雄概念只适用于失败者。很多英雄之所以被称为英雄都是因为他们像流星一样悲壮地陨落。岳飞因被杀而成为英雄，关羽因走麦城而成为英雄，史可法、文天祥也因不屈服被杀而成为英雄。英雄往往是悲剧的。人们很难把一个总是成功或带有光环的形象和“英雄”联系在一起。近代以来，人们讲的英雄：秋瑾、张志新等也都是被杀者的形象。共产主义革命中的英雄，如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等也是被杀者的形象。
从广义上来讲，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也能被称为英雄。从这个角度看，很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如鲁迅、胡适、顾准)是英雄。企业家(如卢作孚、范旭东)也是英雄。广义的英雄可以被认为是为后世留下一定规范、传统或标准的人。实际上他们也可以被称为有责任感的精英。
区分真伪英雄
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难用“英雄”去命名某个人或某个阶层。这个概念很容易引起混淆，我们不能轻易地用“英雄”去看当代的人和当代的中国。
从狭义的英雄角度来看，长期以来我们对英雄形成的理解里有个最大公约数，即英雄包含着自我牺牲的精神。牺牲生命、自由、青春等等去获取更大的价值。为什么传统中国不认为曹操是英雄，而是奸雄？两个词一字之差，就在于曹操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
从广义的英雄角度来看，真英雄的概念其实就是负责任的社会精英。
在对真伪英雄进行评判时，我们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汪精卫，他曾经少年英雄、英俊潇洒、能说能写，为推翻帝制，刺杀摄政王，并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决定一死。民国建立后，他又放弃做官，可谓是一等一的英雄。可惜，最后他选择和日本人合作。我们现在从整个民族大义来看，这肯定是负面的。但汪精卫所做的贡献不能被一笔勾销，我们要对他进行一生的评价。
企业家也一样。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他的作为不同，给予他的评价也应不同。牟其中虽然锒铛入狱，但我们不能否定他在商业上有意义的探索，包括他和俄国人换飞机这种商业创意都具有创造性。黄光裕创造的国美运作方式也不能因他的入狱而被完全否定。
民国时代的企业家穆藕初可以被认为是企业界的英雄。1914年，他从美国留学回国，创办企业。由于战乱等各种原因他的企业从1922年就开始衰败。从成功到失败一共只有8年。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去世，穆藕初一直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声望建立在他对中国企业和社会的贡献上：他第一个将科学管理制度引入中国；他率先在中国树立品牌意识；他资助北大及其他院校的学生留学，帮助职业学校办学……
穆藕初为中国企业界带来新元素，留下新制度，他的人格魅力也受人景仰。所以，即使最后他没有企业，但仍受世人尊敬。
真英雄为何不被理解
真英雄在当代中国很难被人理解，因为中国社会缺乏健康的舆论环境。民粹主义思潮在社会上很流行。人们无法对一些事情进行理性判断。比如汶川地震后，网民对王石200万捐款的指责就带有民粹主义的问题。捐款是一个完全自愿的事情，如果非自愿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王石捐200万还是1000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分一次捐还是十次捐也是他自己选择的自由。社会、政府都不能强制。
中国的民意环境不健康。民意环境与新闻环境相互关联。没有充分的新闻自由，充分的民意就无法形成健康的舆论主流。因此，民粹主义很容易抬头。民粹主义往往是那些理性程度不足的人把乌合的想法结合在一起而产生的。它貌似很强大，就像唾沫多了也能淹死人一样。但是，真正健康的舆论并不靠数量决定，而是靠质量决定，靠真理决定。
不被理解的真英雄如何自处
真英雄可以完全不在乎舆论的评价、政府的评价。《大公报》立报的“四不”原则可以套用在这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尤其重要的是最后一点“不盲”。
真英雄应该既不盲从于权力，也不盲从于汹汹公议。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老百姓的主体舆论导向是立马与日本人开战，但《大公报》始终坚持要理性地反抗，给中国以准备的时间。事实证明，如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上开始抗日战争，其结果一定比1937年开始打要坏得多。从1931年到1937年间的6年里，中国从军事到基础设施到舆论动员做了很多准备。没有这些准备，中国会败得很悲惨。
企业家要做真英雄，也要坚持“不盲”。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只要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如果太在乎外界的评价，反倒说明你做这事的本身也带有很大的功利企图。
任何时代，即使是在最好的社会环境下，英雄都会遭受不顺、委屈、孤独。有个哲人说过那么句话：“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就是最孤独的人。”英雄就是英雄，他的本质不会改变。哪怕环境险恶、黑暗，他还可以坚持做他自己的事情，可以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