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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学校，我来到了的运河边上的胜利公园。这里花草茂盛，假山错落，亭阁通幽，是沧州一景。我平时经常来这里来，就坐在河边藤萝繁茂的长廊里，静静地理着烦乱的思绪和盘算着应对之策。
创业是艰苦的，学校有今天，完全是老师们和我共同努力的结果。老师们，特别是几个专职老师，尽心尽力，忠于职守。一年多来，老师们不畏寒暑、顶风冒雪的到各学校门口，到各居民小区宣传招生的情景，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年中全国的“剑桥英语统考”中，我校学生的成绩在全市数一数二。不仅学生和家长对这个考试成绩十分满意，市教委的朋友还透漏了，市教委有意要把我们学校，树立为民办学校的典型。如果在沧州坚持把目前的学校办下去的话，将会顺风顺水。 辞职十年来，发展到今天这个状态，一直是我想往的。过去创办的工程公司，虽然更挣钱，但工程领域的污泥浊水，常令我怀疑自己是否已经走向堕落。 可是，一旦去了深圳，就意味着失去眼下这一切——熟悉的大街小巷；关键时刻能帮上忙的朋友；欣欣向荣的学校。 我曾想过把学校交给自己信赖的亲人。但父母刚刚离休，正应该过点儿无忧无虑的宽心日子；两个弟弟，一个在北京办企业，正在开发一种天然气工程方面新产品，正是忙的时候。年前，还找过我，把我当初和我一起打拼工程公司的两个得力骨干都吸收了过去。所以，他不可能有时间有闲心回沧州帮我打理学校；另一个兄弟虽在沧州，可他工作也繁忙，和几个朋友投资的房地产公司也刚刚起步不久，而且对办学校的管理既一窍不通，也不感兴趣。 卖学校，这个念头在我脑海里过了一下。可我怕碰上个败家子，在把我辛苦建成的学校给糟蹋了。这时，我想到了那个在教委上班的拜把兄弟，他熟悉学校的管理，并利用业余时间，搞了两间计算机培训学校。对，他应该是个合适的人选。 除了难舍学校和故土，就是不放心刚刚退休，且岁数越来越大的父母了。 我是兄弟三人中最早辞职下海的。九四年我回沧州创办的工程公司，虽然主要靠我打理，其实也就是全家的公司。 其实，两个弟弟后来创业和入股的原始启动资金，也主要是由我这个工程公司提供的。做为家中的老大，总算为辛苦了一辈子的父母尽了一份儿孝心；对两个弟弟也算尽了些大哥的责任，替父母分担了一点儿做为长子应尽的义务。并对今天全家衣食无忧的生活，有不少帮助。 每每想到这些，心里不免泛起一丝欣慰。
更让我欣慰的是，两个弟弟都很孝顺。一直到今天，沧州的弟弟、弟媳也都在每个星期六的早上，带着菜赶到父母那里掌勺，三代人其乐融融地度过几乎每一个周末。北京的弟弟也是不管多忙，都最多两个月，就开车回沧州看望父母。
可在那天，我又想到了另一种责任，即对盼望我南下的太太和儿子，同样肩负着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 虽然，我几年前已经完成了当初下海挣钱，为孩子治病的夙愿。但是，在那天，在我接到那个深圳打来的电话之后，我突然产生了尽快南下与家团聚的念头。 是的，我还是另外一个家庭的顶梁柱，我必须尽快南下，不仅要去帮太太渡过眼下的难关，而且要完全承担起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全部责任。 我甚至觉得这几年来，我所谓的那些对“深圳的惧怕”，完全是逃避责任的借口。 我经常对太太说。我是一个习惯了寒冷和暖气的北方人，我受不了深圳那每年长达半年以上的燥热，和冬季那没有暖气的室内阴寒；其次也吃不惯南方的大米，更害怕南方人做的那种甜甜的馒头；还有语言不通，那听不懂的广东普通话；等等。 但现在我首先应该面对的是，对太太和儿子的责任。这是永远都无法也不能逃避的责任。这时，虽觉得太太留恋深圳，不愿离开，是有些固执，但也是比较充分的有理由。 此时，丈夫的责任已经让我不觉得学校有多么重要了，也顾不上对深圳的恐惧了。我打算立即善后沧州的产业，尽快南下深圳。 于是，我起身回家，我要先和父母商量一下我的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