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痞子少年”在北京 从三里屯酒吧到星巴克咖啡再到五福茶艺馆，穿梭在动静之间的人们在充分地享受着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进了茶艺馆，无论联络感情还是谈生意。坐在幽静质朴的五福茶艺馆里，品着香茗，耳边飘着若有若无的音乐，整个人都会被一种脱俗和雅气裹住。从打架斗殴到掀起京城餐饮业怀旧之风再到第一位京城茶艺人，段运松可谓一路摸爬滚打而来。 “闲逛斗殴做买卖，抽烟喝酒谈恋爱。”这句“打油”诗经典的概括了段云松18岁以前的人生；为此；他被学校开除了学籍，也被愤怒的父亲开除了“家籍”——将他的名字从户口簿中撕掉。 做工程师的父亲和做经理的母亲从小就给段云松设计好了“上大学、出国、做高级知识分子”的人生规划，可段云松从没按父母设计的游戏规则出牌，他对商业的兴趣远远大于读书，读初中时就开始做生意赚钱了。而更多的时间，他则游戏人生，俨然一个“问题少年”。 老实说，上学时我不是个好学生，初中时，每到元旦前我就开始倒卖贺卡，我分给各年级的坏孩子每人十张贺卡，让他们到护士学校宿舍去卖，三毛钱进的卖一块，一百张就能赚七十块钱。上学时，我骑着三轮车带上五十条纱巾，等下课了就在校园里卖。初二时，爷爷去世了，父母回老家处理后事时，我就在家组织一帮孩子去卖莴笋，后来邻居告诉了我妈。当我在梦中喊着“瞧一瞧，看一看！”时，我爸过来从床底下翻出一杆秤来，他和我妈都很伤心。身为工程师和经济师的父母决不允许他们的儿子变成小贩子。看着他们的儿子整天烫着卷发，穿着喇叭裤，嘴里叼着烟卷儿，喝二锅头，交女朋友，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闲逛、打架斗殴，做小买卖，父母为此伤透了心。
放假时，我晚上在东四夜市卖油炸鹌鹑 ，白天帮着开小卖部的哥们儿卖烟，还骑着三轮车从塔院到紫竹院去进酱油、汽水。高三那年大年三十，我四点钟就起来，推着炉子、两百个碗和过桥米线到地坛庙会去卖，走了近三个小时才到，结果还让火把头发燎没了，卖了一百碗赚了九十块钱。 我知道了周末的韭菜比油菜好卖，香蕉见风就发黑。当然，这些都是从经验中得来的。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每周六学校广播处分的名单里准有我，初三的模拟考试不及格，回家后，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躺在床上，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妈站在那儿看着窗外，我知道她在哭。过了一会儿，她说了一句‘我真不知道明年的今天你能干什么！’，我一愣，深深地被刺痛了，一下子就坐了起来，我只说了一句话‘ 您放心吧！’。从那时起，我开始拼命地学习，我从全年级倒数第三名冲到了正数第十三名，考上了高中。爸妈高兴地在十几平米的小屋里请了两大桌。后来，我学习又放松了，结果，大学没考上，我失学了。总有一天有一辆车是属于我的 大学没考上，爸妈让我去他们的单位当个工人，我不去。当时，正赶上北京金朗饭店要开业需要人，凭着从朋友那儿现学的几句英语口语，我被录取了。又听说王府饭店在招人，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早晨五点就去排队抓号，还带了七八个小兄弟，让他们领七八个号，以减少竞争。结果，我靠着背熟的请人编写的英文简历，从1200人中被录取了，那次，共录用了30人。 在那儿，我干过保安、餐饮、行李员。当保安时，有一次，我把一个要去咖啡厅的老外指到了厕所，结果，被人家投诉。值班经理是菲律宾人，过来骂了我半天，我却一句也没听懂。这对我刺激挺大，我开始学英语，也为了能当上行李员多拿些小费。当上行李员后，我给李嘉诚、包玉刚的女儿等人拎过包。当我给李嘉诚拎着包，看着一大群人前呼后拥着他，走在人群最后的我觉得那真是气派。身为最下层的行李员，伺候的是最上层的客人，稍微敏感点的心，都能感受到反差和刺激：羡慕，妒忌，或是受到激励。 一天，一个旅游团住进饭店，一百多件行李需要我和另外一个人在30分钟之内送到十四个楼层不同的房间 。当我们气喘嘘嘘地把行李送完，爬到十四层楼道里去抽烟时，我看着楼下金鱼胡同里的一辆辆小轿车，说了一句‘早晚有一天有一辆车是属于我的！’这感觉是发自内心的。 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他的一个朋友在王府饭店旁边开了一家中餐馆，让我帮着介绍客人过去。我就把一些外国客人介绍了过去，第一个月就介绍了两万多营业额。于是，中餐馆的老总请我过去当餐厅经理，每月600块钱工资，这跟王府行李员每月工资小费加起来3000多块钱相比，我还是舍不得。 兼职吧！白天在饭馆从中午12点半干到晚上10点，然后再从墙头翻过去，到王府饭店上夜班，从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经常是刚刚在饭馆穿西装革履同外国客人交换名片、吃过饭，一个小时后，当我回到王府饭店，换上工作服同他打招呼‘先生，您好！’时，他却不屑一顾，我知道他不认识我。这样的落差这样的日子过了三个多月，我快坚持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