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营商环境】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系列报道之二
哥本哈根:一场谈判的由来
●本报记者 马连鹏 特约撰稿 程严 哥本哈根 北京报道
来自马拉维的农民兄弟显然有些激动。
他迫不及待地登上讲坛，向听众讲述气候变化给他的家乡带来的种种灾难。尽管听众中很少人知道这个东南非洲小国。 这是在“09气候论坛”的会场——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地标建筑丹麦体育中心城（DGI-BYEN）。这个场馆日均游客量达10000人，为科学家、学者、艺术家和草根民众提供交流和讨论的平台。汇集了亚马逊印第安人、马拉维农民以及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等身份各异的民众，热闹非凡。 而此时，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主会场——可容纳15000人的贝拉会议中心内更是如火如荼，因为容纳了太多的利益纠葛和思想碰撞，它喧腾得有些混乱。什么样的大会？ 12月7日是大会第一天。贝拉会场外等待确认身份的长队排到300米开外，众人并不烦躁，倒是被一个浑身着绿西装，绿皮鞋，戴绿帽子的人吸引，频频与之合影。“绿色”现在是这个城市的共通语言，尽管大家对“绿色”的理解不一致，但并不妨碍每个人对它发表看法。 在“09气候论坛”的会场，丹麦IBIS促进发展和教育组织的展会负责人Julia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她不是很确信气候是否发生了变化，但她的确看到了在厄瓜多尔有大片雨林被毁，当地人生活陷入困境。而另一位专程来到哥本哈根的游客却对记者说，他对科学家所讲的“人类活动引起温室效应”的说法深信不疑。 而就在此次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开始前，媒体曝出了所谓“气候门”事件：黑客窃取到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学家的私人邮件，里面提到了科学家如何隐瞒与全球变暖不搭调的相关数据。但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记者还是可以感受到普通的欧洲民众更愿意选择做点什么，而不是躺在沙发上怀疑。 其实整个延续至哥本哈根的气候谈判机制，就缘起于科学的研究和发现。 1896年诺贝尔奖化学奖得主、瑞典化学家阿伦尼乌斯(Svante August Arrhenius)提出气候变化的科学假设，认为“化石燃料燃烧将会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而导致全球变暖”。此后，直到上世纪70年代，气候变化问题逐渐被人们注意。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呼吁保护气候。 1988年，由联合国环境署（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共同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对世界上有关全球气候变化最好的现有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信息进行评估。 1990年IPCC发表的《第一次评估报告》认为，“近百年气候变化可能是自然波动，或人为活动，或两者共同影响的结果”。这份报告的结论直接促使联合国大会作出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简称《公约》)的决定。这才有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并于1994年正式生效。 从1995年第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1）到如今哥本哈根会议（COP15），已经走过近15年。从一张照片到气候政治全球化
这些天，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广场上，各色各样的地球仪很是受宠，围观aihuau.com拍照的络绎不绝。人类热衷于用地球仪表达一切关于环境和气候的主题源自于40多年前的一张照片。上世纪60年代美国阿波罗号太空飞船的宇航员首次作为地球的旁观者为我们的星球拍摄了自诞生之日起的第一张彩色照片：蓝白相间的地球，好像在无限的黑暗中漫无目的地浮动着，是那么脆弱。这张照片改变了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体验。 也许从那时起，气候环境就已经成为可以召集全球参会的议题。 在人类气候谈判的征程上，1997年COP 3（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上，《京都议定书》（下称《议定书》）的通过，无疑又是一个里程碑。它规定了2012年前主要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减排时间表和额度等，设计出三大创举性制度：排放交易制度（ET）、联合履约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 虽然《议定书》之后，各国最终的减排效果很差，但随着各国在《议定书》框架下的博弈之中，全球碳政治版图也逐渐清晰起来。 欧盟在气候政治问题上的主动姿态，主要得益于其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环境政治化进程。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的经济迅速恢复，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黄金发展时期。随着经济的起飞，他们也遇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一些环境激进团体顺势发展壮大，进入政治领域。比较有名的当属德国绿党。而挪威等北欧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治理也十分成熟。长期的国内经验给他们在国际气候政治舞台上提供了无可比拟的资源。欧盟此次提出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提高到30%也是没问题，关键看其他国家的态度。 而欧盟成员国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也给了它底气。欧盟委员会环境司早在2004年就建立了生态创新技术论坛，每年召开两次会议。 作为伞形国家的代表，在碳政治上一度成为众矢之的的美国，国内实行两党政治，总统权力受到国会制衡，并最终导致美国当初先签约后退出的闹剧。而如今的奥巴马仍然绕不开国会这个坎。美国共和党许多大佬最近更是频频在英文主流媒体亮相，督促奥巴马抵制哥本哈根会议。 共和党参议员英赫夫（Jim Inhofe）12月4日对媒体说：“我们决不会批准任何类似《京都议定书》的协定。”而众议院能源商业委员会共和党议员乔·巴顿则说：“我不是那种会奉承的人，说不出相信气候变化是全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这种话来，我们还有许多其他值得做的工作。” 像中国、印度、巴西这样大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指责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在人均排放量与历史排放量上远超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气候责任。发展中国家更强调自身的发展权，在《公约》和《议定书》框架内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不肯屈服于发达国家强加给他们的强制减排义务。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言，一场宴会，穷人最后一刻到，只喝了一杯咖啡，就被要求以AA制方式平均分摊费用。这显然不公平。 但发达国家显然不想为这些新兴大国买单，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托德·斯特恩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就气候变化给中国任何补助。而且美欧等发达阵营，显然有联合起来向发展中大国施压之势，频频拿中国说事。 尽管困难重重，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已经在努力把这次哥本哈根大会，当做参与规则制定，维护自身权利的一次积极尝试。 当然，对于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小岛国集团来说，这次谈判对于他们更像一场赌博，赌的是整个国家未来几十年是否还能在地图上出现。但力量有限的他们显然缺少谈判的砝码。 就在会议的第二天，来自马尔代夫的年轻人跳进盛满水的透明容器中。他希望告诉所有人，如再不行动，他住的地方就会被水淹没。但人们能回复他的也只能是同情。 根据2007年12月COP 13（第13次缔约方会议）达成的“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会议将诞生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以代替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从而完成针对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的谈判。这也许就是英国环境大臣希拉里·本把哥本哈根会议称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的原因。 哥本哈根市中心的教堂大钟下悬挂着巨大的条幅：“是时间讨论气候公正了！” 但现实不容乐观。科学？宗教？ 在贝拉会议中心外，一个猪型的充气球在风中飘荡，抗议着禽畜现代化规模生产的工业模式。根据国际粮农组织的统计，畜禽养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温室气体总量的18%，其中氧化亚氮（N2O）约65%，甲烷（CH4）约37%，而这两种气体的“增温效率”分别是CO2的310倍和21倍。 这就是所谓牛羊打嗝导致全球变暖的学说。 不仅如此，最近，一些西方科学家又将矛头指向亚洲的米农，称他们种植的水稻田全天候排放着比二氧化碳还要厉害的温室气体——甲烷，并指责亚洲国家吃水稻的习惯是造成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 人类对气候变化关注首先发端于科学研究领域，但当科学把百姓的饭碗也纳入减排序列的时候，科学似乎就很难严肃了。 而据媒体报道，此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将产生4.1万吨碳排放，与英国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城市同期的排放量相当。上帝似乎又在看着人类发笑。 但是，气候变化问题让人类真正意义上走到了一起，而且是以和平的方式。正如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学专家迈克·休谟所说，气候变化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是个问题，而是一种资源。它为我们重新看待人类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维度。 在贝拉会议中心外，每天都有一群人静坐冥想，为会议祈福。
欧盟为何充当气候“急先锋”
董军
2009年12月5日上午，一列载有400多人的“气候快车”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出，经停德国科隆和汉堡，当天晚上到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行程约800公里。
为尽量减少旅行全程温室气体的排放，德国铁路公司事先计算出这趟旅程所需消耗的电力总量，并从提供清洁可再生能源的企业购入相应的电能输入其电力供应网络。 尽管这只是德国铁路公司导演的一场“碳减排和交易机制”示范，但欧盟对气候问题的严肃态度和细致设计，仍然博得了环保团体的好评。严格的立法者 “相对于其他国家，欧盟的一大优势在于我们有法律框架保证减排目标的实现。”欧盟委员会环境司可持续发展与整合主任提莫·马克拉表示。 早在2007年，欧洲理事会就提出了能源和气候一体化决议，其核心内容是三个“20”：即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减少20%，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中的比例提高到20%，同时将能源效率提高20%。 为达成上述决议，欧盟委员会于2008年1月23日提出了“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的新立法建议，也被称为欧盟气候变化扩展政策，这一计划于当年年底获得通过。至今欧盟还在沿用2007年设定的20%减排目标，并表示如果发展中国家有可比行动，则欧盟减排增加到30%。 事实上，这个承诺颇有“坐山观虎斗”之嫌。因为相比其他发达国家，欧盟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较低。《欧洲气候变化计划》第一期报告中已测算过：“欧盟实现对《京都议定书》承诺的总成本为37亿欧元，相当于2010年GDP的0.06%，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小。” 而欧盟内部也有一个减排成本分摊协议，基本思路是依据成员国的人均GDP，适当参考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潜力、能源结构等指标，将20％的目标分解给各成员国，各成员国承担的责任从10％~49％不等。瑞典最多为49％，马耳他最少为10％。 最重要的是，欧盟大多数国家的能源结构已经改变，石化等非可再生能源不再是能源消费的主流。以北欧国家冰岛和挪威为例，前者包括太阳能、水电和风电等在内的新能源比例已接近80%，后者也接近60%。欧洲各国通过立法，确立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如欧盟的白皮书法令、英国的“非化石燃料公约”、丹麦的电力公司供应法令等。 因此，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的环境大臣安德烈亚斯·卡尔格伦在重申欧盟立场时才能显得底气十足，“30％是用于对其他谈判方施压的杠杆，我们必须将这种压力保持到（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的最后一天，如果我们在游戏结束之前就软弱地宣布什么，我们会削弱最终协议。” 他最后明确地表示，欧盟施压的对象是美国和中国。交换的筹码 试图说服2001年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美国重回气候谈判进程，同时鼓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更积极地参与减排，恐怕是欧盟参加此次气候变化峰会的最大意义。 峰会召开之前，寻求连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发布下一任欧委会施政纲领时就曾明确表态，气候问题是欧盟“发挥世界领导作用”的重点。在这次哥本哈根会议上，欧盟不仅仅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于“协调者”，更希望成为真正的“领导者”。 然而，成为领导者最大的障碍来自美国。尽管在面对发展中国家时，美国和欧盟是一致的，但他们之间将来也会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 哥本哈根峰会首日，欧盟就对美国等国提出的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的目标产生了质疑。欧盟认为美国的减排目标太软弱，不足以预防气候发生灾难性变化，因为这一目标换成按1990年基础计算，减排量只有4%左右。 而且，美国从来没有重返《京都议定书》的打算，尽管哥本哈根峰会本就是旨在就《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到期后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达成新安排。“我们不会加入《京都议定书》，也不会加入以其他名字命名的《京都议定书》。”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在峰会第三天就如此表示。 尽管美国的态度决定着以它为首的“伞形国家”集团（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行动方向，但欧盟手里还有两个重量级的武器：技术和资金。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就在于这两项。 在低碳和减排技术上，发达国家明显领先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欧洲各国。“欧盟早已开始在国内寻找合作项目，一开始以示范性的项目进入国内，获得成功后开始规模化发展，利用其先进的技术赚取更高的利润。”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在资金上，欧盟曾口头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出帮助，但在今年10份的欧盟峰会上，欧盟各国并未能就援助的具体数额和出资方式达成一致。观察家们认为，在发达国家中，欧盟是最有可能会给出经济帮助的，但一定会设定一些苛刻的条件。 就目前来讲，欧盟的示范效应主要来自于其成熟的碳交易市场设计。示范优势不再 碳交易是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首先提出的。 当时担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的阿别德·卡玛理解释说：“其想法是创造一种市场机制，从而降低排放者的减排成本。” 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欧盟议会在2003年通过决议，宣布成立整个欧盟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其运行机制就是向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企业（主要是电力和重工业）发放一定的二氧化碳排放权配额，如果企业想排放更多就必须在市场上购买排放权；反之，如果由于采取减排措施，排放配额用不完，就可以把多余的出售。 该交易体系的第一个阶段已在2005年至2007年间完成，其中对各成员国每年可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做了规定，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了欧洲排放交易体系，允许各成员国交易各自的配额，排放上限由成员国自己设定。 2008年，该交易体系进入第二个阶段，一些非欧盟成员国也加入进来，并且欧盟也接受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UNFCCC）认定的京都框架内减排项目（CER）。从2008年年底欧盟通过的“一揽子计划”中，可以看到欧盟第三阶段（2013年~2020年）的思路，这一思路进一步扩大了欧洲排放交易体系的覆盖范围，并将基于部门制定欧盟范围的排放上限。 目前，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已是全世界最大的限额与交易碳市场。 随着全球“碳减排”需求和碳交易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碳金融逐渐成为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为了让碳减排获得持续不断地融资和资金流，更为了从碳减排权中获得能源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收益，全球开始建立碳资本与碳金融体系，这将对危机后的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据了解，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其核心就是针对二氧化碳排放的“限额与交易”机制，如果该法案得以实施，美国将会超越欧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和交易市场。|!---page split---|
发展权：哥本哈根的症结
和静钧
当地时间12月8日，由英国《卫报》率先披露出来的丹麦秘密谈判文本，如同一枚炸弹，引爆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原本就针锋相对的情绪。
在这份据传只在美国、英国、丹麦等发达国家内部秘密流传的协议草案上，已经写好了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所有基本条款，只有具体的实施时间等细节处留白等待确认。很显然，这是一种没有足够耐心来倾听发展中国家声音的表现。 哥本哈根观察家认为，为期12天的哥本哈根谈判，事实上分成了三大力量之间的博弈，一个是以欧盟为主体的欧洲，另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加、澳、日等结成的“伞形联盟”，第三股力量就是以77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阵营。 然而这样的分类是不科学的，因为无论是所谓的“伞形联盟”还是以欧盟为主体的联盟，他们的差异只是在外，而不在里，两个联盟实质上形成了钳制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左右合力。 首先，两个“联盟”都在推卸“历史责任”，两个“联盟”都怀有心照不宣的隐秘目的，即尽量用气候秩序放慢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步伐，如不能阻止，就用新秩序形成的利益链，降低新兴经济体对其竞争力的削弱度。 其次，两个“联盟”都试图不承认“转移排放”，不承认“生产排放”和“消费排放”之间的联系，故意模糊“奢侈排放”与“生存排放”的区别。在气候全球化的背景下，两个“联盟”都采取了国别化策略，把矛头指向后发展国家。 第三，两个“联盟”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相较于欧洲，美国在污染企业“外包化”、高碳产业“国际化”的程度上低于欧盟国家。欧盟国家已经在《京都议定书》时代就大体实现了这样的转化，美国则因退出《京都议定书》，痛失通过资金援助和技术转移渠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碳产业的机会。所以，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处于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不下的美国是不可能以领袖国家的身份贸然与欧盟结盟，之所以这样，才形成了形式上的“两个联盟”。 因此，可以说哥本哈根有三股力量，但并不存在三大阵营。哥本哈根的根本冲突是发达国家和富国集团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集团的两大阵营冲突。 既然本质上是两大阵营的冲突，我们就有必要分析一下作为以77国集团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阵营的主张，其中印度最有代表性。 印度是会员国为130多个国家的“77国集团”的天然领袖，过去一直倡导不结盟运动，以“非暴力不合作”哲学著称，有其特有的“执拗”性格。外电评论称，有时让印度改变想法的尝试，结果就是被印度改变了想法。印度也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深受尊敬。在哥本哈根大会上，被指为世界上第四大排放国的印度，以强硬姿态面对发达国家的压力。所以，此轮哥本哈根谈判，印度的力量不可小视。 在哥本哈根大会前夕，印度宣布，以单位GDP碳强度系数为计算点，承诺在2020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0%~25%。初看，印度减排承诺力量不及中国，但考虑到其单位GDP能耗水平约为中国的二分之一，所以印度减排承诺并不逊色于中国。尽管印度拒绝设立排放峰值年份，但并不是说其所承诺的减排目标不可能实现。 首先，低碳经济时代加快了技术更新换代，新技术革命一样影响着印度，印度核能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也在积极进行中，作为新兴经济体，其受到新技术革命浪潮冲击的可能性大于其他国家。其次，随着印度国力的提升，印度也会更加重视国家形象，充当“坏小子”角色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全球气候改变同样威胁着印度沿海城市安全。 印度认为，尽管印度被指为世界第四大排放国，但其人均排放不及欧洲国家的五分之一，作为后发展国家，国内尚有数千万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经济高速发展依然是生存性需求，而其国家的发展仍然要长期高度依赖于化石能源，尽管其可替代能源的潜力非常大。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减排虽是义务，但排放却是基本权利。 哥本哈根大会召开之前，被世人称为排放“基础四国”的印度、巴西、中国及南非，已经在北京进行立场协商磋商会，他们达成的共同行动方案，已经成为“‘基础四国’+‘77国集团’”的立场基础。 包括“基础四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期待着哥本哈根谈判的成功，一个成功的哥本哈根会议同样符合于发展中国家集团的长期利益。但是，面对“暗箱操作”之嫌、严重忽视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丹麦提案”的冒出，“基础四国”表示，他们也留了一手，如果必要，会亮出自己的“底线”。最消极：产油国集团
担心石油消费大国的石油需求将会长期呈下降趋势，重创各国石油收益。如果新协定要求削减化石燃料的使用，欧佩克国家和沙特将要求对产油国提供财政援助。最激进：小岛国集团
地球及人类能够承受的极限是变暖2度，不过对于图瓦卢这样的岛国来说，变暖1.5度引发的海平面上升就足以将整个国家淹没。在相关议题的谈判中，小岛国的声音会博得同情，但是却无法引起政客们的重视，因为这些小岛国的手上没有任何筹码或者分量轻的微不足道。
美国的策略选择
王颖
《京都议定书》有效期已接近过半，实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2008年11月17日公布的数据，至2006年，虽然41个缔约的工业化国家总体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下降了4.7％，但其中大部分均为中东欧等转型经济体贡献，发达经济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降反升，增长了9.9％。 更值得担忧的是，转型国家的贡献实际上也主要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经济出现了大幅下滑。随着其市场结构逐步调整到位以及经济恢复增长，从2000年开始，即使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也开始稳步增加，造成2000年以后《京都议定书》的41个缔约国总体的排放量有所上升。 造成这个情况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美国于2001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根据世界自然资源研究所（WRI）的统计，1850~2004年美国国家累积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人均历史累积排放达1105.4吨，排名仅次于卢森堡和英国。 而美国能源情报署（EIA）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美国占世界总排放量的累计百分比达41％。因为担心受制失去竞争力，曾一度力挺《京都议定书》的美国中途撤退。 任何一个全球性减排协议，失去辖治美国这个最大排放源国家的权力，几乎都是不可想象的。 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美国的能源政策开始“纠偏”。首先是提出新能源发展计划，并任命了一批坚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家来领导能源和环境部门，同时开始通过立法为国内碳减排提供具体的法律指引。 目前，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Waxman-Markey bill) 议案，虽然该法案要获得参议院的批准仍困难重重（众议院最终的投票结果为219票赞成、212票反对。但笔者认为，可以冀望于本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的建设性框架反作用于美国国内，以促进和督促最终达成立法。 一旦美国通过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在其以身作则的领导力以及“胡萝卜+大棒”的策略下，全球气候谈判的博弈形势可能会迅速逆转，一系列伞形国家，如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都会跟上。 而所谓的“胡萝卜+大棒”政策，无非是美国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买单，同时如果发展中国家仍不合作，美国则对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 “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建议通过几个方式来降低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包括建立碳总量管制和交易市场，制定公用事业的可再生燃料标准，以及对火力发电厂数十亿美元的补贴等等。 其中，碳排放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是奥巴马的绿色能源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制度将在排放量上设置限额，依照其空气品质改善目标配给“容许排放权”，并规范其逐年应削减的排放量比例、达成的目标年及最终容许排放权。 奥巴马将以“污染者付费”的原则拍卖所有的排放许可，此举会强迫企业立即为它们的排放付费。而竞拍的大部分收入将会通过减税和成本抵消的形式为消费者谋利，也可用于抵消因限制使用碳化合物而对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美国国家环保署已经在为准备建立碳交易市场做准备，从2010年开始，美国所有的电力企业、大型工厂和进口运输用燃料的公司等都要跟踪和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美国环保署的这项规定将影响到现在每年25000吨的温室气体直接排放量和13000个工业设施——这些企业目前每年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占到美国每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85％至90％。
低碳转型：气候峰会下一步
孟秋
对于“气候变化”这个话题的大争吵，发生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COP15）之前的11月。英国东英吉利大学英国气候研究中心的数据库让黑客破解，丢失了1000多封电子邮件和3000多页资料。
黑客们随手公布了这些文件，人们惊讶地发现，在全世界还在努力协商各个国家的减排责任，以消除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时候，英国的科学家们却在过去10年里对人类活动是否影响到气候变化各执一词。 12月初，当英国《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到访北京之际，笔者就“气候门”事件询问了他。这位主编避重就轻地答道：“问题不是出在科学家们身上，而是出在对数据的管理之上。” 他并没有否认“气候变化”对于科学家们来说，的确是一件有争议的事情。“气候变化”的政治正确
如果将时间倒推到2007年，“气候变化”这个话题如同刚刚烤好的馒头那样，热得烫手。
这一年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和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因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和出色报道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年，IPCC在成立20周年里发布的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再度确认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有关。 按照各种统计数据的共识，人类活动自工业革命以来已经导致地球表面大气平均温度上升0.74度。如果这个平均温度的上升幅度在2020年超过2摄氏度，气候变化将变得不可控制——这就是哥本哈根的目的：控制碳排放，延缓甚至改变气候变暖的趋势。 在今年7月份，世界17个主要经济体论坛（含G8以及中印等发展中国家）承认了“2摄氏度”的合法性。“气候变化”遂成为政治正确的议题。 然而，东英吉利大学被窃的资料戏剧性地挑战了“气候变化”的这种政治正确性。人类几千年来的活动究竟会对气候产生多大的影响，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即使在人类这短暂的文明史当中，气候异常现象也并非没有出现过。在盛唐时期，住在长安的杨贵妃能够吃上产自四川的荔枝，足见当时中国的温暖程度。而明朝末年，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研究的那样，在阳历11月时分，北京已经是滴水成冰的隆冬，证明当时气候寒冷远远超过今天。甚至到19世纪60年代，前苏联的科学家也一再认为全球气候正在变冷。 既然历史上气候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化，焉知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气候形势不是又一次处在正常范围内的波动呢？ 在很多人看来，假如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只有微乎其微的影响，万众瞩目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也将止步于一场热热闹闹的领导人派对，因为它对全球变暖产生不了实质影响。
“可持续利益”的公平分配
但是，哥本哈根峰会依旧有它的价值。尽管它能否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既然它能够将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名代表带到谈判桌前，这说明它本身能够影响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
在峰会之前，世界上各大国竞相高调公布自己的减排目标，表面上是为了抢占道德制高点，在那些不承诺减排的国家面前获得优越感，实际上是借“减排”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步伐，在减排的过程当中寻找机会，获得更多经济利益。 “减排”的核心是能源问题。由于目前人类普遍使用的化石能源最终会部分转化成为二氧化碳，“减排”不但意味着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也意味着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如何提高化石能源的利用率，以及如何大规模使用清洁能源以替代化石能源，将在未来成为一个商机无限的领域。荷兰和丹麦驻华大使就曾对笔者表示过，气候变化议题既是道德议题，也是商业机会。 更重要的是，清洁的、可再生的能源，将为人类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这是和商业机会并行不悖的事情。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评论道：“如果我们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建立了一个清洁能源经济体，但是随后气候变化被证明是一场骗局，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具有创新意识，在能源问题上更加不依赖于他人。”低碳经济路线图
以清洁能源为主导的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关键内容。在全世界的期待当中，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峰会之前做出了承诺。
与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和巴西等国的承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中国政府没有提出一个大而化之的减排总量承诺。中国政府的承诺涉及到从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到未来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甚至详细的造林规划等方方面面，非常具体。 与其说这是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不如说这是一个未来10年内中国经济格局的规划，是一幅未来低碳经济的“路线图”，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对能源的大量需求。据美国能源资料协会（EIA）估计，2010年中国每日需要消耗石油861万桶，大约是全球石油日消耗的10%。而目前中国化石能源的使用在所有能源项目中约占70%。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有如此高的比例，不但会产生严重的环境后果，也威胁着中国的能源安全。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低碳经济所包含的新能源开发与投资，各种环保手段的更新与环保意识的深化，将深深改变我们目前的生活轨迹。诚如弗里德曼所言，建立低碳经济，不仅能将一个国家的环保科技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促使其健康发展，也能够在更大的层面上保证它的能源安全，具有无可估量的战略意义。 在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上，已经出现了“开展低碳经济试点”等内容。无论人们对哥本哈根所达成的协议抱有什么样的期待，中国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哥本哈根的成与败，得与失，都将从外部推动中国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中国的承诺，将和哥本哈根峰会一样，成为“低碳经济路线图”当中标志性的内容之一。
国家将出“低碳经济”指导性意见
访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庄贵阳
●本报记者 吕静 北京报道
经济发展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从来都是不公平的，但世界向低碳经济模式的转型本身是中国一个“弯道超车”的绝好机会。
低碳经济下的绿色机会隐藏在哪里？作为企业来说又能如何捕捉？《中国经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庄贵阳。 《中国经营报》：在全球低碳经济的形势下，中国面临哪些机遇？ 庄贵阳：首先，把低碳经济和节能减排联系起来，可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也会督促国内传统产业升级和新产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第二，中国其实有很多低碳产品，这些低碳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错，比如太阳能、PV板等。虽然这些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也有很多污染，但国际市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中国在这方面会有一些竞争力。 第三就是技术转移。在这股即将到来的技术转移浪潮中，我们要抓住机会向中国转移一些低碳技术，因为这才是低碳经济收入的大头。 《中国经营报》：中国政府针对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将会有什么样的政策？ 庄贵阳：有一点要确定，节能减排肯定会长期存在，而低碳经济就是国家未来的战略方向。国家发改委正准备出台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指导性意见，原本决定年底要出台，现在看来也许要等到哥本哈根会议后纳入相关会议要点后出台了。 其中的内容包括：做一些低碳城市试点、构建节能减排的评价体系等。据我所知，很多城市为了争取更多的政策都在争取试点城市。 《中国经营报》：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在理解环保时还比较概念和表面化，如何让企业真正感觉到低碳经济的好处？ 庄贵阳：中国的政策导向性比较强，所以企业也都是以政策为行动导向的。对待低碳转型，政府应该先行动，但也不能把企业排除在一边。 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做出2020年前单位GDP碳强度下降40%~45%的承诺，这里有一大部分量化指标都要落实在企业身上。所以可以先给企业压力，让其创新出招；之后再给企业以动力，即政策，这样一来操作性会更强。 但不能光有政策，政府还应给予企业可选择的方式，像英国在发布节能减排政策时，就与企业签订了减排协议，承诺如果企业完成指标将减免税收。所以政策下面应该是一个可操作的体系，必须要把政策变成方法和行动。 从企业角度来说，企业要明白低碳经济未来的主导地位，在做市场分析时必须将这一概念引入。同时应在国际舞台上学会宣传自己，如果企业能够在类似哥本哈根这样的会展平台上把自己的产品展示出来，很可能就是产生经济效益的好机会。 《中国经营报》：金融危机下，很多企业也会通过环保、新能源等概念让企业重新获得社会认知和市场效益。但能做好的企业却少之又少，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庄贵阳：企业要把握好方向性。了解到所属行业为了适应气候变化将会如何发展，像再生能源就是一个方向，有些企业能耗较大，他们的压力就会比较大，这类企业就需要部署策略并进行战略转型。 但这样的转型肯定是一个长期过程，建议企业现在就着手做一些低碳行动计划和战略规划，分析出自己的优劣势，并找到未来的发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