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山西太原晋源区政府9月初向省市两级法院发公函为3年前制造强拆血案的强拆者“恳请慎重量刑”，日前被媒体披露出来后引发舆论哗然，其实，这种事在中国很正常，不如此反而觉得不符合中国国情。 在我们这儿，政府干预司法绝不只是个别素质不高的政府或领导才干的事。政府或领导干预司法的方式很多，一般是“打招呼”，此种方式多用于政府自己能够管得着的下级法院或法官，对上级法院或法官，则采用公函形式，以示郑重，表示这是一级政府组织的意见。像上述事例，即是如此，地方政府在行文中谦卑地“恳请”两级法院，并由副区长亲自送达，若是自己下属法院，根本用不着这样“麻烦”，直接把政府或领导的命令传达就是。
对于我们来说，需要反躬自问的是，为什么会屡屡发生这种政府僭越司法权力的事情或现象，而且还被很多政府官员看作理所当然。理念上说，政府领导（能够干预司法的一般都是领导）不是不清楚不能干预司法，但从实际看，由于法院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再加之政府的工作千头万绪，无所不包，需要各方面配合，政府也就有理由要求法院“服从”自己的工作，这就为政府干预司法提供了机会。 中国的政府和法院虽然分属于不同的权力体系，但由于它们共同的权力基础都来自人大，而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人大也受执政党领导，这样，从体制来看，政府干预司法是说得过去的。换言之，我们现在的体制，为政府干预司法提供了一种正当性。这就使得政府领导不仅仅出于“政府公利”，即使出于 “私利”也会去干预司法，当然，最好是以“公利”名义。本例即是典型。 根据晋源区牛姓副区长的说法，“我今天之所以出函并交给省法院，就是作为政府，从程序上做了必要的事情，这是政府对家属的必要的负责。”而这个所谓的“必要的负责”，就是强拆者武瑞军的保安公司被晋源区及其他区的执法机构多次用过，保安公司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请注意，三年前强拆致死案发时，当地公安和检察机构都否认这点，现在转而承认强拆和自己有关，原因当然是被判死缓的强拆者及其家属不满，武家不仅把强拆的真相抖露出来，且在此前以及两会期间到北京等地上访，并有过激言论，所以，当地政府称自己为考虑维稳压力，不得已向法院发了公函，“主要是想督促一下法院”，也是事实。 可以想见，如果晋源区政府不“担起”这个责任，强拆者及其家属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在替政府“受过”，虽然血案的直接责任人是他，但他是秉持政府的“意旨”行事，如果政府不在背后“撑腰”，他是断不会去强拆的。因此，对于晋源区政府来说，与其冒强拆者家属抛出更多内幕及无休止闹下去的风险，不如发个公函给上面法院所付出的“成本”更低，后者即使有干预司法之嫌，但如上述，这种事情在全国太正常，即便被媒体披露出来后要承受一定的舆论压力，或者为此受到上级批评，但至少对强拆者和他的家属有个交代：不是政府不想帮你，无奈舆论盯着，心有余而力不足，你们以后就不要再闹了，再闹我也不管了。 一些律师认为，晋源区政府这样做“超越了政府本身的工作职责，政府给法院发公函名义是维稳，不仅不能维稳，反而会激化受害者家属的情绪，造成另一人群的不稳。”这是书生之见。对当地政府领导来说，他哪能考虑到以后的事，眼前的事还应付不过来。多数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基本上是应急型政府，政府像救火队一样，哪儿发生矛盾和纠纷，到哪儿去灭火，很少有长远打算。何况，等受害者家属不满时，领导或许挪位子了，你闹不闹与他无关。 现实中发生太多类似事情需要政府尊重司法，所谓法治，某种角度而言就是表现在政府对司法独立审判的尊重上。在政府与法院的关系中，强势的一方是政府，因此对政府必须确立“行政不得干预司法”的信条，把“行政干预司法”作为法治政府的政治禁忌。然而，另一方面，司法本身也要“硬”起来，如果法院和法官考虑的事情太多，司法独立的精神就会受到削弱。像本例中的董姓法官所称，“审判人员在判案时，不仅要依据法律，还要考虑其他很多因素，综合考虑作出量刑。作为审判人员，我会把区政府函的意见、家属的意见向审判委员会反映，他们作出判决也会考虑这些。”法官就难有独立的司法精神。要做到政府不干预司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