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看看李嘉诚父子的商业帝国。李氏控制着6大上市公司,六大公司的业务,彼此的相关度颇低。它们分别是: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长实),主营物业发展与投资、地产代理、楼宇治理、控股;和记黄埔(简称和黄)经营物业发展、货柜码头服务、零售业、制造业、电信和电子商务发展、控股等;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长建)主要做运输、能源、基建材料、基建工程;香港电灯有限公司(简称港灯)是发电与电力供给;TOM.COM有限公司,包括门户网站、互联网信息、户外媒体、印刷、内容供给、电子商贸及软件开发等;长江生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从事着生物科技产品的研发、商品化、市场推广及销售。总括起来,李氏商业帝国有七项主要业务:港口及相关业务,电信,物业发展及控股,零售生产及其他,能源,基建,财务与投资。
那李嘉诚是如何降低风险的呢?
研究一下李嘉诚的七项业务的EBIT增长曲线,可以看出7根曲线每一根的峰谷波动都很大,,最高的达到200,最低的-50。这样的数值是任何一家大型企业都无法承受的,增长速度忽然暴涨到200,你会发现人员、场地、现金什么都不够用,乱套了,根本不能正常运作,而假如衰退50,也是负担不了的,随时会倒闭。但把七根曲线放到一个坐标系里考察,戏剧性的场面就出现了。你会发现,每一根线的波峰,都有另一根线的波谷与它相对应,也就是说,七大行业全部形成了严密的互补关系,综合起来增长率就变成了一个十分稳健的数字。
所以,李嘉诚降低经营风险的秘诀就是把风险分散,也就俗话说的“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但不同的是,李氏的多元化做得有计划有条理,不是盲目地看到哪里赚钱就往哪里投点钱。他的分散风险策略有这么几条:一是收购或从事低相关业务分散风险,七大行业无论产业领域还是地域都分布广阔。二是收购或从事不同回报期业务降低风险,短期回报的业务如零售、酒店等,它的盈利波动,好处是经济景气时获利丰厚;长期回报的业务如基建、电力等,好处是收入稳定。假如光做短期业务,波动大,风险很高,但假如全做长期业务,资金回流慢,又有周转不灵的风险。长短互补,才能确保每段时间都有足够的资金回流。三是收购或从事稳定回报业务来平滑盈利。稳定回报的业务,能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有助于“兄弟单位”业务发展,整个集团碰到困境时它也能提供援手,还能使财务报告比较好看,借贷、集资都拿得出手。
可以看看长江集团1997年的重组例子。在重组前,长实直接控有长建,两家公司的业务相似且不稳定;和黄控有港灯,盈利稳定。长建从事的是资金密集型行业,1996年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额达33亿港币,1997年更达38亿,有资金压力,反观港灯则有大额现金流入。于是李嘉诚把四大公司的股权结构重新排列组合,让长建划到和黄名下,直接控股港灯。这样,港灯收进的现金可以提供给长建;两者相加以后,长建成为盈利增长公司,有助集资;而长实不用再直接负担起长建的大幅波动,加上和黄盈利稳定,使公司长远盈利可较稳定增长,便可降低回报风险。每次重组一定使各个互补企业加到一起,这就是李氏商业帝国能把经营风险降低10倍的道理。说穿了没什么了不起,原来就这么简单。
同样道理,投资项目全球化,把蛋放在世界各地的篮子里,也是为了分散蛋被打破的风险。世界各地经济周期、市场发展阶段、行业竞争程度各异,全球化可以确保整体回报,分散投资风险。和黄的货柜码头业务和电信业务就是最好的例子。
80年代后期,长和系企业开始进军海外,业务范围包括能源、地产、电信、零售和货柜码头,以香港为基地延伸到祖国内地、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其中港口业务在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进入30个码头,如香港国际货柜码头、香港内河码头,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深圳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在欧洲有英国菲力斯杜港,泰晤士港,欧洲货柜码头等。当90年代后期欧美经济放缓,香港和英国港口进出口货物数量下降,吞吐量呈负增长,内地经济发展却一枝独秀,深圳盐田港吞吐量始终保持大于20%的增长量,使得港口业务的整体平均增长率相对稳定。
电信业务也是如此,在印度、加纳、阿根廷、巴拉圭等未发展的新兴市场,成熟的2G技术继续带来较高的盈利增长,这一块盈利可以用来支持新兴3G技术的巨额初期投资和亏损,以便于在逐步走向成熟的市场由2G逐步过渡到3G,在欧洲手机技术成熟的地区则全力开展3G业务。一方面不同地区间相互支持,另一方面可延长每种技术的盈利期限。
把握最佳时机
最初只有一个篮子,把蛋分开放首先要投资买很多个篮子。必须注重到,李氏商业帝国始终策略性地保持稳健的财政状况,资产负债率也较低,这样当好的投资机会来临时,才有能力去把握机会。
此外,李嘉诚的投资思维模式还讲究“不为最先”,最新的最热的时候先不进入,等待一段时间后,市场气候往往更为明朗,消费者更轻易接受,自己的判定决策也会比较准确,这时候采用收购的办法介入,成本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