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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更多的企业家陷入一种深深的困惑，一方面他们要带领企业去追求更大的利润，另一方面作为个人，他们又要实现人生自我的幸福，在这种双重力量的挤压下，企业家们是迷失的。可以说，他们至今都是把企业追求的目标与企业家追求的人生目标混为一谈。
很多时候，他们有意或者无意地默默承受着这种困惑带来的迷失和灾难，一步步走向难以挽救的境地，最终成为人生价值观念扬弃或转换的牺牲品。
一种可怕的伪骄傲
前不久，卷入美国玩具回收案的中国玩具制造商，52岁的香港商人张树鸿，因为不堪忍受1900万件玩具被召回的沉重打击，在公司仓库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位企业家的生命，竟然就这样染上了一层以死明志的悲壮。
由此我们发现，太多的企业家，将自己捆绑在沉重的企业使命之下，最后在无限的荣光与责任中，耗尽自己最后的生命之光。
2004年的深秋，在温州最早发达、拥有显赫声名的王均瑶，由于常年负重，积劳成疾，最后不治而亡，就是一个英雄主义者暗无天日的葬礼。
就在人们还没有从王均瑶离世的悲伤中平复过来的时候，第二年的春天，59岁的陈逸飞，出于对艺术和电影的狂热，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人生最后的著作。结果，却在一个刚刚应该开始享受最安逸的时光的人生阶段，带着深深的遗憾匆匆离去。
这个名单还有很长很长，猝死的彭作义，患胃癌的孙德棣，跳楼的赵恩龙，自缢的徐凯，坠楼的刘殿军——短短数年，为了企业的光荣与梦想，企业家们透支着自己的生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灾难。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正在处于一个四顾茫茫的巨大困惑之中。而这些人，大都对于自身面临的困惑和窘境，全然不知，或者全然不知如何挣脱出来。
如果在过去，我们的社会一定会以此为骄傲，我们的民众也会为他们流下骄傲的眼泪，但时过境迁，如今的我们除了感伤，除了扼腕，在反思中再不会被一种伪骄傲罩住我们的双眼。造成这种可怕的伪骄傲除了企业家自身原因，更多的还是我们社会倡导的那种令人担忧的自杀式奋斗精神，全然不顾人性对社会彰显出的本源力量，乃至于对社会产生的推动作用。
自杀式奋斗精神的终结
当我们面对这种自杀式奋斗精神，我们无须再来论证它的合理性和意义，其实关于这种现象的是与非人们早有评说。只是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比我们评说起来更让人回味无穷。
一种文化传统的跨越式延伸，必然会有些曾经的精华化为历史，那些曾经被忽略的东西，变成为一种普世的价值。
曾经，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文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导致集权制和皇权的不可侵犯。在当时的时代，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可到了今天的社会，这样的观念，反而变成了一种桎梏。
离开了专制的土壤，以某一种势力至上的观点，就成为了可怕的偏执。可是，被儒家文化深刻浸染的企业家们，很多时候就不自觉地偏执起来，他们固执地去寻求基于权钱势层面的不断强大，以此来作为自己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取向。渐渐地，他们忽略了生命本身应该受到的最起码的尊重和敬畏，陷入了无休止对财富和权力的争夺之中。
从中国近百年的社会发展来看，革命和变革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变革就需要牺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无数先烈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我们换来了一个和平强大的盛世。在那个时候，革命者的生命虽然平凡，却异常崇高。他们并不企望什么更加自我的目标，而是怀抱着一个伟大的信仰，用自己弱小的身躯，去争取革命的胜利，为建立新中国，为自己的后人，留下一片来之不易足以泽福的土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不是直接的经济财富，但是他们换来了创造财富和发展经济的社会环境和平台。如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那些曾经让我们不惜生命一往无前的理由已经渐渐变成了缅怀，可尽管那样的人生如此伟大，但我们却不能简单地来模仿，从而在和平建设时期，用一种自杀式奋斗精神来无谓地践踏我们自己的生命。
中国传统中的那些纵横交错的权力观、战争年代的使命观，以及万世千秋的传承观，在这个和平的年代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仿佛一件件原本神通广大的法器，一夜之间让人们有了更多的忧虑和反思。因为这些一直都被广大善良民众珍视的法则，现在看起来，倒真是应该拿到阳光下去折射出多棱的思考角度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