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野百合也有春天》由台湾音乐人罗大佑作于1982年，像罗大佑这个人一样，这首歌的影响也超出台湾，蔓延至但凡有华人的地方。 “野百合运动”发生在1990年春天的台湾，不言而喻，这次学生运动受到这首歌明里暗里的影响。在一份题为《野百合的春天》的文宣中，学生们表明了选择野百合作为学运象征的原因：野百合是台湾的固有物种，象征着纯洁性；野百合开遍高山和海边，反映着草根性；野百合还是生命力、纯洁、崇高的体现。 “野百合运动”发生的渊源，却可以追溯至1947年的大陆。 这一年，国民党政权不顾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反对，片面选出了“施行宪法”后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其中，“国民大会”的职能是选举正、副“总统”，制定和修改“宪法”，“立法院”行使立法权，这两个机构就是议会，在“中华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量不言而喻。
然而，1947年产生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在任，在四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议会早都不知道改选多少茬了，只有台湾，除了一些增额补选的“代表”“委员”外，仍然是那些老面孔，有的人因为年事已高，开会时呵欠连天，仍然要固执地坚守在岗位上。不改选的原因是“法统”：在两蒋时代，既然台湾当局坚称“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全中国，那么上述“代表”全中国各地的“民意代表”要更换，当然要等到“光复大陆”后再从各地选出，此前就得一直在任。台湾的“国会”因此被在野人士称为“万年国会”，“民意代表”干脆被直斥为“老贼”。 时间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由于蒋经国生前最后时刻开放解严的一系列举措，台湾社会活力激荡，到李登辉当政期间，在社会舆论催逼下，“万年国会”成了当局必须面对的问题。 其实，李登辉本人跟蒋氏父子这两位前任一样，是在国民党全盘掌控下，由这个“万年国会”选出的“总统”，他的立场虽不免尴尬，也意识到不改不行了。1988年11月7日，在“总统”李登辉主导下，由俞国华主持的“行政院”通过“第一届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自愿退职条例”草案，于1989年1月26日由“立法院”通过。3月1日起，当局开始受理这批过去号称“法统”所系的老“代表”“委员”申请退职，他们每人最高可领退职金546万元新台币。 但草案中的“自愿”仍然是一厢情愿，即便再优厚的条件，也抵不上“在位”，有位就有权，有权就有利益，还可以打出“维护中华民国法统”，甚至跟反“台独”挂钩之类名正言顺的旗号。由此，这些年届古稀的“民意代表”们纷纷“抗退”，并酝酿抵制李登辉。此时，国民党内部以李登辉为首的“主流派”和反李的“非主流派”权力斗争也在加剧，台湾政坛一时风云诡谲。 1990年2月20日，“国民大会”在台北阳明山中山楼召开，准备选举第八任“总统”，会议期间爆发了所谓“二月政争”。本来，在秘书长宋楚瑜的精心运作下，李登辉经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以一致起立鼓掌的方式被推为“总统”候选人，但遭到了“非主流派”的抵抗，“非主流派”准备推出林洋港和蒋纬国与之竞选。此时，“国民大会”正在召开，“国大”更试图扩大权力。 “二月政争”马上引来社会反应，就是“野百合学运”，又称“三月学运”。3月16日下午，数百名大专院校学生集中在“中正纪念堂”静坐，抗议“国民大会”滥权。19日起，学生开始大规模静坐抗议活动，动员全岛学生数千人，要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并发起“全民逼退老贼签名运动”。这次静坐示威为期一周，被称为“野百合学运”。最后，李登辉接见学生代表，应允召开“国是会议”，尽速解决学生所提的问题。 “野百合学运”促使林洋港、蒋纬国及“拥蒋派”知难而退。3月21日，李登辉正式当选为“总统”。4月2日，李登辉以“总统”身份正式邀请民进党主席黄信介就有关“宪政体制”、政党政治等问题进行会谈，被视为政治发展的重大突破，但也引起国民党内“非主流”势力──赵少康、郁慕明等“新国民党连线”（新党的前身）人士的不满。此后，李登辉运用手腕，通过起用军事强人郝柏村“组阁”等一系列方式，稳固权力。 尽管资深的“中央民代”仍然抗拒退职，但“万年国会”的问题终于以“释宪”方式做了政治性解决。6月20日，“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对“第一届资深中央民意代表任期问题释宪案”作成解释，指出资深“民代”应该于1991年12月30日以前终止行使职权，并由政府适时办理第2届“中央民代”选举，至此，被民间骂为“老贼”的资深“民代”退职已成定局。 1990年6月28日，“国是会议”在台北圆山饭店召开，李登辉邀请的台湾朝野130多位与会代表展开政治对话与辩论，其中就“修宪”或“制宪”，“总统”由“公民直选”或“委任选举”等问题争论不休，最后闭会达成一些共识，包括“国会改革”“修宪工程”等内容，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确定于1996年5月由“公民直选”第9任“总统”。这个重大决定所引发的后果，超出当年所有人的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