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君没有未来 没有忏悔就没有未来



     为“文革”期间的恶行而公开道歉,67岁的陈小鲁不是第一个,相信更不会是最后一个。他之所以引起举国瞩目,一来基于他的显赫身份:陈毅之子;二来,10月7日,北京八中,陈小鲁和他的同学特地举行了一场近3个小时的道歉会,请来了8名曾经的中学教师,向他们集体鞠躬致歉,最终得到了这些备受摧残的老师的宽容。据我所见,这样的道歉会,该是吾国的首例。

  陈小鲁之前的道歉者,是湖南的温庆福。他的道歉信,刊载于6月27日的《快乐老人报》,标题为“这句对不起压在心头40多年”。其实他的恶行,并不严重:未尝参与武斗,手上并无鲜血与人命。作为湖南益阳市三中的革委会主任,他曾在深夜,率队去抄数学老师张琼英的家,发现了私藏的油印传单,良知未泯的他,故作视而不见,网开一面,这一念,甚至可称善意。然而,对一个心灵与灵魂怀有洁癖的人、一个“寻求一种能够让自己问心无愧的生活”的人而言,恶行再怎么轻微都是恶行,他依然愧疚,直到张琼英表示谅解。

  今年夏天,温庆福读到了山东老人刘伯勤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杂志刊发的“郑重道歉”。这则道歉启事不足三百字,却字字千钧。刘伯勤为自己在“文革”期间参与批斗、抄家、骚扰等恶行反省和道歉,冀恕前愆,其中一句“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所激起的共鸣与争鸣,喧腾一时。温庆福正是有感于此,才写下了那封道歉信。

  在这个忏悔之夏,我们撞见了如此悖谬而和谐的一幕:刘伯勤、陈小鲁等老人不愿将罪责推卸到制度和时代头上,而纷纷为一己的恶行忏悔,向受害者致歉;受害者却十分大度、通达,认为“文革”的错误不能简单归咎于哪个人,“更不能由你们这些学生负责”,“没有必要站出来道歉,你们也是受害者,当年是阶级斗争为纲,谁能不拥护?”

  细细想来,这并不矛盾。这一面,作恶者严于律己;那一面,受害者宽以待人。这一面,忏悔者着眼于个体,主张“我们就是体制”,制度不是个体作恶的挡箭牌;那一面,宽恕者着眼于制度,主张个体之恶源于体制之恶。前者需要直面内心的幽暗,后者需要直面制度与时代的残缺,二者互补,才能达成和解(倘反过来,前者归罪于制度与时代,便不会道歉;后者执着于个人之见的恩怨,更不会宽容)。渡尽劫波故人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暴君没有未来 没有忏悔就没有未来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年过六旬的陈小鲁、温庆福都说,“再不道歉就来不及了”,“再不道歉,我们就都太老了”。他们原本可以遗忘,可以沉默,可以自辩,可以让时间和死亡终结这一切纠葛。但是,他们终究选择了追随自己良心的召唤。他们的道歉,被视为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不过首先是对自己的良知和人性负责。

  这正是忏悔与道歉的要义。它必须出于自愿,发自肺腑。记得有些年头,“你为什么不忏悔”的追问扑面而来,风靡一时,在此舆论和精神压力之下,的确有人忏悔了。只是被迫的忏悔,终将使忏悔流于形式,沦为作秀与骗局,其危害并不弱于拒绝忏悔。这就像民国的一些军阀,自觉平生杀孽太重,下野之后,食素、礼佛,以示悔罪,以求救赎,待其重掌权柄,依旧高举屠刀,血流成河,他在佛堂的忏语,原来只是说与外人听,从不曾进入自己的内心。

  反观现实,如刘伯勤、温庆福、陈小鲁这般真挚、公开的忏悔与道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寥若晨星,屈指可数。然而,在那个“人性崩溃的时代”,作恶者之多,则如恒河沙数。这一对比,便令人悲叹。一个不懂忏悔的民族必定无法自救,正如一个不懂宽恕的国家必定无法解脱。

  更可笑的是,我们的国人,不爱忏悔,反而爱谈宽恕。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的名言“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像廉价的口水一样流淌在他们轻佻的嘴边。须知,忏悔与道歉,说出真相,省视内心,正是宽恕的前提。没有忏悔,便言宽恕,这样的宽恕,不过是受害者的自我麻醉,他们的道德高潮,非但无法唤醒作恶者幡然悔悟,却可能刺激其作恶更加肆无忌惮:反正,你们爱宽恕。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忏悔,才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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