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改变你的人生轨迹：不抱怨的法则》
战胜身体里无意义的羞耻感 我们能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是固有的。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培养这种自我意识，那时我们在镜子里认识我们自己。这种自我觉醒把我们同动物区分开。类人猿和猩猩有可能是例外，它们也能从镜子里认识到自己。 我们具有了分类的能力后，就开始对这些分类进行比较，比如愉快与不愉快，我们喜欢一些食物的味道而不喜欢另外一些。当我们进化过了感知认识的阶段时，我们会具有自我评价的能力。同时，我们还会加速这一进程来继续进化。我们从社会群体中的其他人那里学习，学习的内容包括制度、角色和义务。这里我们要学习“对”与“错”。
阅读、写作和算术是我们在学校学习的3门课程，制度、角色和义务代表了我们进行判断和评价的3个标准。当我们见到某些人违反了制度，或向其角色进行挑战，或对义务进行质疑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其进行谴责。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违反了3个标准中的一个或者多个时，我们在情感上会有羞耻感、负罪感、窘迫感和被羞辱的感觉。 在社会这个群体中，自我觉醒的意识是自然发展的。这个过程是需要条件而且是有条件的。一些人学习关注目标、采取主动和跟随反馈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经验变成了知识，知识孕育了创造发明，而创造发明又引起了另外一系列的挑战。人们用自己是否靠近或者达到目标来判断自己的努力—有时是判断自己。另一个极端，像唐娜，关注自己的感受、别人对她的看法、被拒绝的可能和个人的不足等等，这一切占据了她的思绪。这些人是高度敏感的，这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整体的忸怩。意识把忸怩的、主观的、整体的和不适的自我觉醒从正常的情绪中分离出来，这种正常的情绪给自我的某些方面带来了不安的成分。 由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忸怩的反应也是不同的。土著女孩青春期以前和同伴们一起赤身裸体穿过村子，跳入河中玩耍。而她的父亲坐在部落首领中间，从火中抓起一块肉，用手抓着放到嘴里吃掉，打着饱嗝，然后将沾满油的手在自己的大腿上蹭蹭。他们这样做不会引起任何部落成员的注意，但是他们会注意有没有人破坏了宗教的忌讳，比如把木棒放在一起乒乓作响。如果同样的情景出现在城市的郊区，孩子的母亲一定会感到很伤心，孩子也会很快变得对自己的期望更敏感。如果她那处于“中产阶层”的父亲在与邻居的聚会时，从烤肉架上撕下一块肉，用手抓着放在嘴里吃掉，打着嗝然后在他白色的裤子上擦手，肯定会招来众人诧异的目光。然而上面的两个事例在市郊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在市郊，被社会认可的行为已经经历了长期积淀。 社会组织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为了同他人进行交往，我们必须克服自身的一些冲动、兴趣和愿望，同时在一定的约束下行事。理想的情况是我们在不损失太多的自发性或者个性的基础上做到上述这些。 文明对人们主要的导向作用是她提供了获取行动依据的根由，我们放弃一些自由来获得集体的利益。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提供并且需要一个确定的和可以预测的秩序、一致、约束、克制和结构。组织和传递信息的能力的确给了祖先克鲁马努人比穴居的原始人更多的优势，后者从考古的遗迹来看，没有以故事的形式把信息传递下去。 确立的秩序约束个体服从常规的程序。我们以不同的形式来体会这样的社会结构，如：（1）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作；（2）早餐、午餐和晚餐有固定的时间；（3）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包括服从法律和缴税；（4）有标准的规则．如汽车应当靠路的哪一侧行驶。而且在社会许可的范围内，我们有相当大的表达和选择的自由。 忸怩和恐惧 服从权威可以使人们避免感到与众不同。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表明，人类有很强的附和权威言论的倾向。在一系列经典的实验中，米尔格拉姆的主题是向一个实验室中的人不断增加电击震动的强度。他们用一个远距离的装置来输送震动，每次实验室中的人都犯了同一个错误。他们刚开始只发送了一个很温和的震动，然后权威告诉他们要增加震动的强度。这种增加随着时间而继续，直到他们认为到了有危险的程度。有65％的人遵从了权威的命令，把震动增加到了最高的程度。同时，受到震动的人在痛苦中大喊，请求停止实验。发送震动的人并不知道，接受的人是在伪装痛苦。如果控制震动按钮的人知道了这种伪装后会怎么样呢？为消除这种因素，实验在小狗的身上重复进行了，这一次，小狗真实地感受到了震动。结果是相同的，顺从和一步步逐渐习惯制造痛苦这两者的结合可以部分地解释结果。但我们是一种对观察痛苦感到愉快的物种吗？其他的解释似乎更为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