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充是一位奇人，《论衡》是一本奇书。作为大半生在县、郡、州三级主管人事的官员，《论衡》一书在人力资源方面有着超越前人的研究，后人对其人其书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无论褒贬，都没有对其人力资源思想给予足够的重视。《论衡》一书对人之才能与事之功效的相关性，外显才能和内在品质的检测验证，不同人才之间的群体匹配，人性与行为的关联程度等等问题都有着独特的见解。他以命定与偶合的关系来讨论人力作用的机制，对“遇、幸、偶、适”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是古代应用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研究人力资源的先驱。在人性问题上，王充辨析了性命关系，强调人性的可变性，推崇教化的作用，又以先天禀赋和后天修炼贯通人性研究，对人才测评落脚于相术。这些积淀，为他探讨人才群体结构、君臣关系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王充是东汉时期人力资源理论的开创者。 奇人王充与奇书《论衡》 东汉思想家王充，是一位在历史上充满争议的人物。关于他的争议，不仅有观点之争，而且还有史实之争。《后汉书》本传对他的记载相当简略，而王充《论衡》的最后一篇《自纪》则相当详细，可以补充本传之不足，近代的研究者，甚至按照《自纪》提供的线索整理出了他的年谱。然而，越是这种看起来清楚的地方，越有可能引发新的争论。例如，王充是否“受业太学”并“师事班彪”，本来是一个简单的史实问题，本传中有此记载，如果没有其他材料否定，一般来说不会有多少质疑。但是，由于王充《自纪》中的生平陈述没有写他的太学经历，反而引发了研究者的争论。著名学者黄晖、胡适等人，都肯定王充游学洛阳的记载；而另一著名学者徐复观则认为，王充好炫耀，如果有游学洛阳的经历，他在《自纪》中不会不说，所以本传的记载不实。这几位，都是史学界名满天下的大家，他们尚且争论不休，普通读者只能莫衷一是。王充研究与《论衡》研究中类似的针锋相对，比比皆是，足以说明此人此书之奇。 这种学术上的争辩，作为研究固然重要，但作为普通读者，介入其中太费气力。黄晖和胡适似乎说得太肯定了一点，而徐复观的推论又似乎太绝对了一点。好在《论衡》一书确能代表王充的思想，这一点，学界褒者贬者都没有争议。所以，按照《论衡》文本去分析论证王充的思想，要比考究他的生平更切实用，也成为学界的共识。 王充字仲任，他的一生经历并不复杂。建武三年出生于会稽上虞，永元年间去世。他与王符始终为处士的情况不同，曾先后在县衙担任功曹，在郡都尉和郡太守手下担任功曹，在扬州刺史手下担任从事，转为治中，章和二年辞官回家著述。从20多岁开始担任县功曹起，几次在家赋闲著述，又几次再被征聘，直到60多岁彻底离职，可以说其生涯大半是在官场。但他的社会影响，却不是来自他的政绩而是来自他的著作。根据王充的《自纪》，他对趋炎附势、世态炎凉不满，写了《讥俗》；对政务失当、治理无方不满，写了《政务》；对文献虚妄、语多不实不满，写了《论衡》；老年则针对保健延年的需要，写了《养性》。流传后世的则只有《论衡》一书。 对王充的批评，以徐复观为代表。王充出身低微，没有当过高级别大官，这是确凿无疑的。正因为如此，徐复观认为其思想狭隘，没有见过世面，认知多有局限。而赞扬者认为，由于王充的底层经历，使他的思想充满了批判精神，代表了民间思想的兴起。这两种观点都有偏差。王充担任的官职是否微不足道，恐怕不是那么简单。而他长期在官场的经历，使得他能否代表民间思想，也成了一个问题。 徐先生对王充的批评，实际上主要是对两个方面不满，一是对王充“颂汉”有看法，认为王充写了太多的“歌功颂德的无聊作品”；二是对他的文辞浅薄有看法，认为王充不过是“一个矜才负气的乡曲之士”（详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王充论考》）。但是，徐先生的批评，也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例如，王充一心想得到东汉王朝的重用，而且梦寐以求的是在中央朝廷当一个兰台令史。徐先生十分看不起王充的这一志向，称其为“受知于朝廷以后想做的官，乃是俸禄一百石的兰台令史的芝麻绿豆大的官”。对此，徐先生可能过于轻看了。官不在大小，而在职能。王充重史学，尤其推崇司马迁和班氏父子，兰台正是朝廷保存档案秘籍、修史传世的重镇。以整档修史为志向，符合王充疾虚妄、求诚实的夙愿。也许，正是因为王充把班彪班固列在司马迁之上，推崇班氏的“颂汉”，立志要“使至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论功德之实，不失毫厘之微”（《论衡·须颂》），从而让徐先生反感，认为王充不过是为朝廷拍马溜须而已。但徐先生似乎忽视了《论衡》一书“疾虚妄，求诚实”的主旨。如果把颂誉正统王朝全都看作无聊文章，把春秋笔法全都看作史家曲笔，那么，历代正史恐怕统统难逃其咎。即便是像司马迁、董仲舒这样的学者，在谈及大汉王朝时也是难免要称颂一番的。中国史学的传统本来就是“事涉尊亲，言多隐晦”，“略外别内，掩恶扬善”，用这种方式追求正人伦、存名教的效果。王充在“颂汉”时注重求实，辨析其中的虚辞，应该说还是值得称道的。至于王充是否因为底层社会的局限妨碍了其视野，似乎也可见仁见智。最起码，王充读书之多，引用之广，在当时的学人中是罕见的。而且他具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尽力做到不人云亦云，涉猎儒墨道法诸子百家而不盲从任何一家，矜才负气有之，斥其浅薄则似乎矫枉过正。 至于王充所任的官职大小，尚需对汉代制度稍加辨析。汉代实行辟除制（辟除指长官直接任命部属），衙门中的掾属都由长官直接征聘。而按照汉代的规定，比二百石级别以上官员，均须朝廷任命。所以，凡是长官直接辟除的下属，不管重要与否，级别一概都是百石或者比百石更低的斗食。衙门中比二百石以上的官员，因为属于朝廷任命，所以与长官的关系并不紧密，往往成为虚置，反而是级别较低的百石斗食之职，因为是长官自选，更能得到长官的信任。例如，六百石的郡丞，因为是朝廷所派，其实权远远比不上郡太守自行辟除的百石功曹。郡丞为闲职，而功曹为要途。所以，才留下了赵温被任命为六百石的京兆丞后感叹“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并弃官而去的典故（见《后汉书·赵典传》）。王充恰恰在地方上一直担任功曹要职。所谓功曹，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长兼人事局长，主管一级官府的官员选拔和任免。县衙郡署，属于朝廷任命的官职不过三五个，而由功曹选任的数十上百。可以说，功曹可以替郡守县令当半个家，甚至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守令的委托下主持地方政务。当地方长官不想理事时，功曹往往理直气壮地代替长官行使权力，而朝廷正式委派的辅佐丞尉则不能插手。汉代有不少民谣，形容郡太守不管事务而由功曹号令郡内，说明功曹一职不可小觑。王充作为功曹，可以说是地方政府中的“实权人物”。他后来担任的州从事，同样是刺史直接聘任的百石之吏，其职权更为重要。各州按照下辖郡国分设的从事，负责直接监督郡国守相，每个从事盯着一个二千石的太守，只要有所行动就会震撼地方。“部郡国从事，每郡国各一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续汉书·百官四》）所以，汉代的州从事，绝不能以“小官”视之。王充担任的从事，不是监督一个郡而是监督丹阳、九江、庐江三个郡（扬州只有六个郡），后来又以从事改为治中，所谓治中，就是州级的功曹，主管一州人事（有些研究王充的专家把治中看作无关紧要的文书之职，误；认为王充对担任这样的小官不得升迁而心怀不满，更误。治中是刺史或者州牧手下第一要职；王充自称担任治中职务是“材小任大”，可为一证）。东汉全国只有十三州，其中王充任职的扬州，主管东南地区。对于这样一位担任过相当于现代省区检察长兼反贪局长，后来又担任大区组织部长的人物来说，说他没见过世面或者身处底层，岂不荒唐？王充的唯一遗憾，不过是没有到中央机构任职而已。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王充的思想，与纯粹来自民间的王符就有了很大区别。如果说，王符代表了来自民间的批判思想，王充则是自觉地代表朝廷到民间采风；王符揭露朝政的黑暗，王充则颂扬大汉的光明；王符的论著不乏情感流露，王充的作品则注重学理辨析。 另外，汉代的地方政府中，上下级关系与后来的情况迥然有别。当时地方衙门中自行辟署的掾属，并不是对“国家”负责，而是在长官与掾属之间形成君臣关系，掾属只对任用他的长官负责，长官对掾属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这种君臣关系，对汉代掾属的影响非常之大，使得百石掾属与长官的关系，可以与三公九卿与皇帝的关系相匹。弄清这一点，对理解王充的思想不无帮助。 不过，徐复观的批评，有一点值得重视。由于王充对自己的学术有着充分的自信，形成了他的唯物而不唯心、重验证而不重传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注重物理式观察和批判性思维，常常提出一些他人匪夷所思的新颖观点。自诩“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论衡·自纪》）；史称“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后汉书·王充传》）。后人往往看到了他思想中的点状闪光，而忽略了对他的整体观察。徐复观批评胡适“不曾从根源地、全面地去把握王充的思想，而只采用摭摘片段字句的方法，以建立自己的论点”，还是切中要害的。至今，我们所看到的《论衡》研究，多有“语录式”的流弊，摘出其中只言片句，脱离当时的情境任意解释，赋予其跨越时空的含义，致使对王充的赞扬声中有过分拔高的倾向。例如，《论衡·效力》中论证“人有知学，则有力矣”，有不少人拿出其中“知为力”的观点，声称王充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提出“知识就是力量”，比英国的培根早1500年，全然不顾王充与培根思想内涵的不同。类似这种偏差，需要引起管理思想史研究的高度警惕。另外，徐复观在评论王充时指出，作为思想家，影响其思想形成的因素有四：一是本人的气质，二是学问的传承与功夫的深浅，三是时代的背景，四是生平的遭遇。这几点，确实是思想史研究的门径。不论我们是否赞同徐复观对王充的点评，他所指出的研究思路，都值得后学深思。大家之大，就大在这些地方，不服不行。 王充在启蒙阶段，就显示出他与别人的不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作为幼童，他不好与同伴嬉戏，六岁识字得到父母的赏识，八岁就学受到老师的赞扬。上百儿童中，别的小孩都因为过失受过各种惩戒，唯独他没有受过任何责备。王充自述这些时充满自豪感，然而，从他“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巨人之志”来看，显然性格内向甚至有点自闭，孤寂而自负。“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辩而不好谈对。非其人，终日不言。”这正是“矜才自负”的写照。但读书多、肯思考、记忆强、善质疑，则是他的优势。 王充后来在官场上的不得志，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由于其耿介正直造成的。“不好徼名于世，不为利害见将。常言人长，希言人短。专荐未达，解已进者过；及所不善，亦弗誉；有过不解，亦弗复陷。能释人之大过，亦悲夫人之细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为基，耻以材能为名。众会乎坐，不问不言；赐见君将，不及不对。在乡里慕蘧伯玉之节，在朝廷贪史子鱼之行。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君将”在这里指地方长官；蘧伯玉、史子鱼的典故，见《论语 · 卫灵公》和《孔子家语 · 困誓》）“充为人清重，游必择友，不好苟交。所友位虽微卑，年虽幼稚，行苟离俗，必与之友。好杰友雅徒，不泛结俗材。俗材因其微过，蜚条陷之，然终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这些言辞是否含有自夸，可搁置不论，但起码可以看出，在汉朝的体制下，王充注定要被官场抛弃。前面说过，汉代的郡守县令，与其辟除的掾属要结成君臣关系。王充的“君”，先后有县令、郡都尉、郡太守、州刺史，功曹一职，作为长官的倚重心腹，必须与长官取得思想与行动的一致才可履职。如果有不同见解，也必须得到长官的认可。凡是功曹，肯定是以材能见长的文吏角色，而王充的自我定位，却是以思想见长的咨询角色，过于独立，所以会在实践中碰壁。正是这种碰壁，才会导致他对管理问题有更深刻的思考。很多研究者，都对《自纪》中的“污伤”、“蜚条陷之”展开想象，认为王充是被人中伤陷害而离职，实际可能不尽如此。因为按照当时的君臣关系，只要长官信任，任何诬陷都没有关系；而一旦失去长官信任，即便众人全都拥戴也无济于事。当然，长官的信任会受到其他掾属拥戴与否的影响，但这不具有决定意义。正是王充的任职与离职，使他对人事管理和君臣关系有了深刻的思考，更加重视“遭际”和“偶合”，形成了他的人才管理学说。 《论衡》一书的传播，也很有戏剧性。王充的著作在当时属于“大部头”，仅仅《论衡》一种，就达85篇（最初可能上百篇），20馀万言。对于王充的学识，当时就有人给予很高的评价，按照谢承《后汉书》的记载，谢夷吾曾称道王充说：“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然而，很少有人赞同这种评价，不了解他的人相当多，批评他的人也不少。《论衡》能够得到流传，得益于蔡邕的赏识。据说，《论衡》写成以后，仅仅在吴地流传，中原无人知道。作为文化名人的蔡邕偶然得到此书，觉得所言新颖，有助谈资，秘藏把玩，后来被同仁发现。另外一说是王郎担任会稽太守，得到《论衡》，回到许昌，言论大进，时人猜其“不见异人，当得异书”，追问缘故，方知是读《论衡》所得，遂使该书开始流传。三国时期的虞翻，论及江东人物时，曾经称道赵晔和王充说：“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骆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槃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摅人情之归极。”（《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但是，唐代之前，《论衡》的流传有限，即便在文士中也不普及。唐代刘知几写《史通》，则对《论衡》痛加鞭笞，认为王充“述其父祖不肖”，是名教罪人。写了《后汉三贤赞》的韩愈，对王充也不过是重复了本传中的说法，没有给予更多的评说。 真正重视王充思想价值的，是北宋杨文昌，他在整理了《论衡》后，在序言中感慨说：“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订百氏之增虚，诘九流之拘诞。天人之际，悉所会通，性命之理，靡不穷尽，析理折中，此书为多。”“其文取譬连类，雄辩宏博，岂止为‘谈助’‘才进’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觉者也。”首次把王充摆在先知先觉的位置上。 明末清初的熊伯龙，针对历朝对《论衡》褒贬不一的情况，对该书进行了比较彻底的解读和删减整理。他说：“余博览古书，取释疑解惑之说，以《论衡》为最。特摘其尤者，参以他论，附以管见，名曰《无何集》。”即把他认为“辞多重复，醇疵参半”的内容重新编排，形成新的“删节重排本”，认为原书中对孔孟不大尊敬的《问孔》《刺孟》，以及他认为有问题的篇章，一概判定为“小儒伪作”，摈弃不收；对各篇中有他认为的“小疵”，则“削而不录”（详见刘盼遂《论衡集解》附录）。这种戏剧性的“古籍整理”，恰好反映出对《论衡》一书的评价冲突。不过，熊伯龙提出读《论衡》有直读、横读二法，值得借鉴。所谓直读，是指就《论衡》涉及的具体事项进行层层推理，“如剥蕉抽茧，其理层出不穷”，达到“由浅而深，由粗而精”的效果；所谓横读，是指对《论衡》尚未论证的事项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达到“以类而推，莫可终穷”的效果。“直推则就其文而读之，横推则在乎人之自思。直推、横推，格物致知之学也。知此，可与读《论衡》矣。”平心而论，熊伯龙的《论衡》删节，在今天看来不足取法，而他提出的读书二法，却没有过时，且不限于读《论衡》耳。 王充最被人诟病的，正是熊伯龙所删节的内容，主要是对孔孟的质疑。所以，古人对王充的批评，多是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上追求“政治正确”，而学术批评并不多。相比而言，清朝学者钱大昕，对王充就不大客气了，直斥他为“小人而无忌惮者”，其罪名包括非孔刺孟、訾毁父祖、阿谀汉朝等等，尤其是命定论和偶然论，消极影响太大。钱大昕试图从对现实政治的影响角度反观王充，把王安石“三不足”之类观点，都看作是由王充发其端。“后世误国之臣，是今而非古，动谓天变不足畏，诗书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其端盖自充启之。小人哉！”（《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钱大昕的这种批评，是传统儒学中抨击王充思想的代表者。 古代对王充的官方评价，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代表，其称王充写作的动因是“内伤时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虚伪，故发愤著书”。其悖谬之处主要是倾轧圣贤、直言祖父之短，但也承认《论衡》的说理和辨析有其所长。“大抵订讹砭俗，中理者多，亦殊有裨于风教”；“儒者颇病其芜杂，然终不能废也”。有意思的是，《论衡》的名气之大，致使乾隆皇帝也为此发表了一番议论。乾隆说他曾经对《论衡》的“识博而言辩”很感兴趣，但没读过全书。因为四库全书的编纂，才读了《论衡》全文，“乃知其背经离道，好奇立异之人，而欲以言传者也”。在乾隆眼里，王充的问孔刺孟，与明代的异端思想家李贽无异。但乾隆尚未把《论衡》彻底打入另册，而是在跋中写了如下判语：“读《论衡》者，效其博辩，取其轶才，则可；效其非圣灭道，以为正人笃论，则不可。”
到了近代，对王充的肯定逐渐增加。黄侃从破除迷信的角度赞扬《论衡》。“东汉作者，断推王充，《论衡》之作，取鬼神阴阳及一切虚言谰言，摧毁无馀。自西京而降，讫乎此时，乃有此作。正如久行荆棘，忽得康衢，诚欢忭已。”（《汉唐学论》）对王充评价非常高的还有章太炎。他认为，后汉到曹魏的诸子，值得称道的只有王充、仲长统、刘劭三家，“其深达理要者，辨事不过《论衡》，议政不过《昌言》，方人不过《人物志》，此三家差可以攀晚周，其馀虽娴雅，悉腐谈也。”（《国故论衡·论式》）章士钊从逻辑学的角度肯定《论衡》的功绩，一反众人指责《论衡》重复芜杂琐细的问题，认为古代汉语为求表述简练，往往省略推理过程，曾国藩批评古文不适合辩理，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而《论衡》一书，是古代逻辑推理的异数，以琐细的推理，体现逻辑的精神，“开东方逻辑之宗，尤未宜忽！”（《答张九如》，《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十一号）胡适从“效验”角度论证王充的科学精神，认为王充是古代“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代表。这些不同说法，都从某个侧面对王充的思想有所发掘，但也产生了一些无意识的偏向。侯外庐以唯物史观解释王充，批林批孔又把王充作为古代反孔的先锋，都与这种偏向有关。 从管理学角度看，因为王充有丰富的行政经历，尤其是人事管理的经历，而且加上君臣之间的离合，人才评价上的失真，使他对人之才能与事之功效的相关性，外显才能和内在品质的检测验证，不同人才之间的群体匹配，人性与行为的关联程度等等问题都有了深刻的思考。例如，仅从任职到离职的反差来看，王充曾经多次就职又离任，“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以往的研究者，多从王充的个人得失角度考虑这一问题，或者认为王充对官场上的失意耿耿于怀，或者认为王充对政治的黑暗萌生了更强的批判意识。这些观点，固然不无道理，但总觉隔靴搔痒。应该说，从要职到赋闲的经历，作为学者的自我定位和作为官员的在位离位，促使王充对人的本质、人的才能、社会与人、组织与人的关系进行研究。尽管他的《政务》已经佚失，而《论衡》虽是一部分析事理、矫正虚妄的著作，但其事例往往来自识人用人。从中提炼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和观点，可以弥补已有研究的某些不足。 人力作用的机制探索——命定与偶合 《论衡》一书，本来是针对各种文献的辨谬校正之作。“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言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论衡 · 对作》，以下只列篇名）但其写作目的，却不是简单的文献考证，而是要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操作办法。所以，王充在辨析论证过程中，首先针对的并非文献谬误，而是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偏差，为现实政治提供新的解释。即所谓“《春秋》为汉立法，《论衡》为汉平说”（《须颂》）。 一般认为，《论衡》的篇目顺序，出于王充自己编排，后代没有多大变动。由是观之，《论衡》的开篇是命运问题，由命运讨论引申到性情问题，由性情讨论扩展到认知活动中的虚妄辨析（这一部分篇幅最大，即“九虚”“三增”到“谈天”“说日”，其中最富批判精神的是《问孔》《非韩》《刺孟》诸篇），然后再回到人力资源的结构关系和评价识别，由人之本质、人事关系到统治国家、治理社会层层展开。其中关于自然观察、物理辨析、民俗纠谬、文献考证的篇章，服务于人力资源和政治现象的论述。尽管各部分有交叉重叠，但思想线索大体可寻。 当今研究《论衡》者，往往从“唯物主义”、“科学思想”、“反对谶纬”、“破除迷信”等角度总结其内容。这些都不算错，但总有以今度古、削足适履之嫌。如果回到王充的原意，不难发现，他的本意是为汉朝的现实政治服务，反对俗儒的厚古薄今。《论衡》的主要篇目，都同汉代现实密切相关。总体上看，《论衡》涉及到以下思想领域：以形神关系和性命关系为主题的人性论；以遇、幸、偶、适为主题的命运论；以道实证验为主题的知识论；以宣汉颂德为主题的政治论；以君臣关系为主题的贤佞论；以德才关系为主题的儒吏论。至于今人特别看重的唯物思想、科学记载等等，则是穿插在这些主题中的素材和资料。回归《论衡》的本意，我们不妨说，王充开创了中国古代人力资源研究的学术领域。 《论衡》讨论命运问题，着眼于个人如何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人的作为要受何种因素制约，这些制约对人的成就有何影响。很有可能，正是王充长期担任功曹的职务经历，使他对人力资源有着特殊的感知。针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不尽人意的现象，王充以《逢遇》、《累害》、《命禄》、《幸偶》以及《偶会》等篇，大谈人生成败的偶然性，形成了他的命运论。 王充认为，人是由命运支配的，而命运与人性是两回事，并进而以此解释人的主观努力和客观效果之间的差异。他说：“夫性与命异，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恶而命吉。”（《命义》）“故夫临事智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命禄》）涉及命运的事项，是人力不可为的。“命则不可勉，时则不可力，智者归之于天。”（《命禄》）并希望以此划出人力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并对人的努力与社会回报之间的不对应给出自己的解释。“才高行洁，不可保必以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必以卑贱。”（《逢遇》）许多人都对王充的命运论不以为然，认为他否定了人的能动和努力意义。实际上，王充的这种论点，恰恰是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基础。如果强调命运可以由自我努力改变，固然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励志说法，然而，这种说法的最大漏洞在于其逆推理的荒谬，即命运不好来自于缺乏自我努力，从而否定社会的不公和管理的缺陷。王充特别强调命运不由人，正是要揭示道德、才能、品行、行为与社会回报不相符的奥秘。正如孔子也承认生死有命，却并不因此否定个人努力的道理一样。 那么，为何会出现个人努力与所得回报的不对应？王充看到社会上存在大量类似现象。“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故夫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命禄》）他给出的答案是：出自偶然。汉代儒家谈命，有“三命”之说，“一曰正命，二曰随命，三曰遭命”。正命是“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随命是“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纵情施欲而凶祸到”；遭命是“行善得恶，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凶祸”。这种“三命”说表面上没有问题，但对应到实践中的具体个人则只有“一命”。王充指出，三命不并至，正命不需要个人努力，从个人努力的角度看，“言随命则无遭命，言遭命则无随命”（《命义》）。所以，三命之说并不能回答相关问题，必须弄清楚为何具体人员会遭际不同的命运。由此，王充提出了自己的偶合观点，并在他对遇、幸、偶、适的论证之中展开讨论。 所谓“遇”，是指不靠自我努力的遭际。《论衡》的第一篇就是《逢遇》，说明王充认为“遇”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占据首要位置。他说：“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表现在人事管理上，遇与不遇有多种情况。“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王充把不遇归纳为以下五种情形：“或时贤而辅恶；或以大才从于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浊；或无道德，而以技合；或无技能，而以色幸。”对于这些情形，王充都举出了相关事例加以说明，在此不赘。归纳起来，上下之间，合则遇，不合则不遇。合与不合，既有品行、道德、才能、技巧等因素，又有欲念、目标、言说、相貌等因素。“世主好文，己为文则遇；主好武，己则不遇。主好辩，有口则遇；主不好辩，己则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辩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辩。”所谓“遇”，不是揣摩上意，投其所好，更不是见风使舵，主动适应。“遇”是自然而然，“揣”是迎合，“求”是努力，后二者都不是“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为遇。”由于“遇”是非人力的自然状态，所以，赞誉“遇”，诋毁“不遇”，实际是“不能量操审才能”的表现。“遇难先图”，不可通过事先策划谋略来解决“不遇”问题。 所谓“幸”，是指不由自身行为带来的祸福。“脩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祸福之至，幸不幸也。”（《累害》）所以俗语称：“得非己力，故谓之福；来不由我，故谓之祸。”“幸者，谓所遭触得善恶也。获罪得脱，幸也；无罪见拘，不幸也。”（《命义》）王充突出论述的是不幸而不是幸。仕途停滞不进，操行遭到毁伤，声名被人贬低，罪过积于一身，不一定是当事人的自身过错，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遭际与当事人的才行智能无关，而是外来因素造成的。造成不幸的因素，有“三累三害”。所谓三累，一是交友不慎所累，“友同心恩笃，异心疏薄，疏薄怨恨，毁伤其行”。二是他人嫉妒所累，“人才高下，不能钧同，同时并进，高者得荣，下者惭恚，毁伤其行”。三是疏远他人所累，“人之交游，不能常欢，欢则相亲，忿则疏远，疏远怨恨，毁伤其行”。所谓三害，一是职位竞争所害，“位少人众，仕者争进，进者争位，见将相毁”。二是操守不同所害，“将吏异好，清浊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浊吏怀恚恨，徐求其过，因纤微之谤，被以罪罚”。三是被部下的不当行为所害，“将或幸佐吏之身，纳信其言；佐吏非清节，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毁之过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为所憎，毁伤于将”。王充指出，士人身处社会，会受三累；身处官府，会受三害。值得注意的是，王充强调，三累三害所坑的恰恰是圣贤俊杰。他赞同孔子的说法：“君子有不幸而无有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这句话据考证是王充自己所言，假名孔子而已）侥幸一词从来是针对小人的。只有清白无瑕，才会遭受污垢所累害。“论者既不知累害所从生，又不知被累害者行贤洁也，以涂搏泥，以黑点缯，孰有知之？清受尘，白取垢，青蝇所污，常在练素。”（《累害》）所以，真正了解累害之谤，反而能够观察到贤洁之实。弹琴者恨不得折断伯牙之指，赶车者恨不得摧毁王良之手。无他，嫉妒心理使然。真正的圣贤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无以防身，“动身章智，显光气于世，奋志敖党，立卓异于俗，固常通人所谗嫉也。”圣贤不追求虚名，不设防避害，所以最易被伤害，而邪伪小人，“治身以巧俗，脩诈以偶众”，所以人人称道，上司重用。由此，王充提出了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方向：在流言毁伤中发现圣贤，在众口交誉中觉察奸佞。 所谓“偶”，是指君臣之间的匹配。“俱欲纳忠，或赏或罚；并欲有益，或信或疑。赏而信者未必真，罚而疑者未必伪，赏信者偶，罚疑不偶也。”（《幸偶》）“偶者，谓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与主乖，退而远，不偶也。”（《命义》）同样的行为，君臣相偶，就能形成协同作用；君臣不偶，就会遭到排斥。 所谓“适”，是指自然相合。与偶连用，表示恰巧遇合。“故夫遭、遇、幸、偶，或与命禄并，或与命禄离。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败伤。”（《命义》）凡是各种遭遇与命禄偶合，都属于“适”。非人类的自然现象也有“适”，杞梁之妻恰好因为怀念丈夫向城而哭，城墙恰好在此时崩塌，二者偶合，于是流传变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王充认为这就是一种“适”。“或时城适自崩，杞梁妻适哭”（《感虚》）。由此可见，君臣之适，在王充眼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那么，这种遭遇和偶合，是不是王充对自己仕途的感慨？到底对人力资源理论有多大意义？许多研究者认为，王充是因为自己的仕途受挫，才在命运问题上大发议论，有些人干脆就把这种议论看作一种价值不大的牢骚。所以，大量研究《论衡》的著作，都对其命运论着力甚少，或者简单提及，贴一个宿命论和偶然论的标签了事。本文认为，王充的命运论，即关于命定和偶合关系的论证，是中国古代探讨人力作用机制的重要篇章。宿命论完全排斥个人奋斗的意义，而因果论又无法解释善行不得善报、贤能不得重用的不合理现象。古代的人力资源学说，不论是何家何派，都无法在学理上跳出这一矛盾。王充则通过自己的分析，认为人的命运既是“自然之道”，又是“偶适之数”，是既定之“命”通过不定之“偶”形成的随机关系，从而为跳出决定论思路提供了可能。一方面，“贵贱在命，不在智愚，贫富在禄，不在顽慧”（《命禄》），从而为孔孟这些圣贤也屡遭厄运、伍子胥和屈原等人为国尽忠反遭冤屈提供解释；另一方面，人在命运面前不是无所事事，认知命运中的遭遇偶合可以增进主动，防范不幸。在逻辑上，王充首次把随机分析引进了人力资源领域，在论证方式上几乎接近于当代管理学家马奇的“垃圾桶理论”——人具有不同的材质，面临不同的场景，上司有不同的需要，官场有不同的准则，是否能够取得积极的社会效应，全在于这些因素的际遇偶合。可以说，《论衡》一书在人力资源管理上首开了随机性研究的先河。固然，王充在他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对随机性的理解偏于消极，但这种思路，仍然值得向纵深发掘。 再进一步，管人者强调外在命运，被管者强调自我努力，有利于产生正面效应；而管人者强调命运在己，被管者强调外在时运，就可能导致怨天尤人。批评王充者往往只看到他的仕途失意，而忽略了他本来具有的功曹身份。理解这一点，对于评价《论衡》的人力资源思想至关重要。 人性 · 禀赋 · 骨相 任何管理研究，都会遇到人性假设问题。《论衡》对先秦以来的人性讨论进行了全面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王充把先秦的人性观点归为四大类：一类为孟子的性善说，一类为荀子的性恶说，一类为告子的无善无恶说，一类为世硕的有善有恶说（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同世硕有细微差异，但都属于这一大类）。在此基础上，王充进一步介绍了汉代以来陆贾的礼义为性说，董仲舒的性情阴阳说（性生于阳，情生于阴），刘向的性内情外说等。 王充基本同意世硕一派的观点。他感叹说：“自孟子以下，至刘子政，鸿儒博生，闻见多矣，然而论情性竟无定是。唯世硕、公孙尼子之徒颇得其正。”（《本性》）在王充眼里，孟子说性善，符合中人以上的人性；荀子说性恶，符合中人以下的人性；告子说性无善恶，扬雄说性善恶混，符合随着教化改变的中人之性。他们都只把握了人性的一个侧面。 在性命关系上，王充强调，性有善恶，命有吉凶。性是可以改变的，而命是人力无法操纵的。“夫性与命异，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恶而命吉”（《命禄》）；“操行善恶者性也，祸福吉凶者命也”（《命义》）。从性与命的不同出发，王充指出人性是可以变化的。“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凡人君父审观臣子之性，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善渐于恶，恶化于善，成为性行。”（《率性》）善恶的渐染变化，体现了教化的力量。在这里，王充回归到儒家的治理思想轨道，彰显人为的作用。王充认为，命运是人力不可为的，而善恶是人力可为的。如果不能改恶为善，治理就毫无意义。王良和造父以擅长驭驾得名，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把驽马变成良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他们不过是平庸的驭手而已。子路本来是个狂徒，在孔子的教育下，名列贤人。“孔子引而教之，渐渍磨砺，闿导牖进，猛气消损，骄节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盖变性使恶为善之明效也。”土壤有肥沃的，有贫瘠的。肥沃如同性善，贫瘠如同性恶。农人对贫瘠之地“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肥沃者相似类也”。教化可以化恶为善，进而使善者更善。“不患性恶，患其不服圣教，自遇而以生祸也。” 但是，在不同的篇章中，王充所说的命又有两种含义。“凡人禀命有二品。一曰所当触值之命，二曰强弱寿夭之命。”（《气寿》）王充把这二者的差别，称之为禄命和寿命的差别。后者即强弱寿夭之命，又等同于生命意义上的性，即本性。由此，他分辨了两种命运的不同。贵贱贫富之命，同际遇偶适相关，而生死寿夭之命，同禀气薄厚、体质强羸相关。在这一意义上，王充称：“禀得坚彊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彊，坚彊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则寿命短，短则蚤死。故言有命，命则性也。”（《命义》）这种禀赋之性，实际就是生命之“生”。所以，王充所说的人性，有先天禀赋和后天修炼两个方面。在王充看来，善恶不仅来自后天修炼，而且也与先天禀赋有关。“小人君子，禀性异类乎？譬诸五谷皆为用，实不异而效殊者，禀气有厚泊（薄），故性有善恶也。残则受仁之气泊，而怒则禀勇渥也。仁泊则戾而少慈，勇渥则猛而无义，而又和气不足，喜怒失时，计虑轻愚，妄行之人，罪故为恶。”（《率性》）所以，人性善恶，不独同后天教化相联系，而且同先天禀赋相联系。由此，王充特别看重“骨相”。 从春秋到秦汉，相术有着很大发展，以相貌取人，是古代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并由此形成了相关的面相和骨相学说。荀子曾经对相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称：“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荀子·非相》）然而，到了王充这里，由于他把人性善恶同先天禀赋联接起来，把性与命联接起来，所以他倡导相术，专门写有《骨相》。声称：“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见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在《命义》、《吉验》等篇中，类似论述相当多，说明王充是从内心推崇相术的。汉代有专门的“相工”，承担人才鉴别任务。王充对此深信不疑，说：“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故知命之工，察骨体之证，睹富贵贫贱，犹人见盘盂之器，知所设用也。”“非徒富贵贫贱有骨体也，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贵贱贫富，命也；操行清浊，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见命之表证，不见性之符验也。”（《骨相》） 对于王充迷信相术，简单地批评其“比荀子的‘非相’说倒退了一大步”无济于事。应该认识到，这种对相术的推崇，恰恰反映了当时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应方法。在缺乏人才测评科学方法的古代，使用相术实属正常。与王充同时代的王符，尽管富有批判精神，但关于面相、骨相也十分赞赏，称其为“贤人之所察，纪往以知来，而著为宪则”（《潜夫论·相列》）。相比之下，西方一直到泰罗的科学管理时期，笔迹学和颅相学依然是人事管理的基本方法，说明其具有普遍性。管理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对这种方法给出符合当时情境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