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走向未来的“新华商”
这是一个“浪花淘不尽英雄”的时代。格兰仕从2008年开始向全球139个国家全方位突击，72岁的梁庆德坚持，OEM本身只是一个在制造企业中的商业工具；工程师出身的尹同跃也说，他这一辈子的人生规划永远是“把奇瑞做大做强”；同为“海归”，擅于沟通的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关东元觉得自己是在一个没有刹车体系的高速列车上，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唐骏一心要当职业经理人的标杆；“小年轻”李浩则认为，把中国传统价值观和国外管理模式相结合，他这个年龄的人做起来会更加轻松……他们是性格各异的个体，也是新华商群体中的典型。他们成长于全球化的浪潮，一直代表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
六十年一甲子，2009注定是个承上启下之年。现代中国和世界一起站在了十字路口，能否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商业文明推动中国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是个难题，答案却只有一个。
□主笔张娅
记者周烨彬吴丽陈楠
1894年春天，清末实业家郑观应撰写的《盛世危言》杀青，一时朝野上下为之震动。光绪皇帝读毕嘉叹不已，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这部8卷本的著作后来被重印20余次，是中国近代史上再版次数最多的书。如该书封面所题的“首为商战鼓与呼”，《盛世危言》首次提出要以商立国，以工翼商，“预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时光荏苒百年。2009年1月，美国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消息。《华盛顿邮报》称，这是中国“惊人的经济发展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建国六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从长期封闭转变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爆发出了巨大增长力。其中最为重要的结果之一，便是新一代中国企业家的兴起。
新华商们依然是在一个近乎原始状态的中国商业社会中艰苦创业。三十而立，他们完成野蛮生长，走到新的起点。老一代新华商中，格兰仕集团董事长梁庆德正在致力于把创业经验“传道”给更多商界后辈；已成长为“中流砥柱”的中生代里，万科董事局主席冯仑在最新的博客中提出：“中国整体的商业环境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其中一个就是对商业伦理的关注”；阿里巴巴董事长兼CEO马云也在今年的公司十周年庆典上宣布，要再用十年时间让商人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但围绕相关目标，他们首先要解答的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向哪儿去”这些最基本而又最本质的“天问”。
三十年河东河西
广州海关史展览大厅内，在加工出口一栏，粘贴着一张颜色发黄、写有“顺德01”字样的出口登记证。它的主人是1978年7月成立的顺德大进制衣厂。后来的《顺德志》如此记录到：“大进制衣厂成立，中国最早三来一补企业。”此时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尚有5个月。在政策发出明显信号之前，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已经悄然起步。
恰好一年之后，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视窗。1984年被称为中国的“公司元年”，此后一大批乡镇企业崛起。“胆识”是这个时代敢于下海创业的群体身上最深的烙印。他们绝大部分都出身草根阶层，依靠吃苦耐劳和过人魄力，形成了新华商的雏形。
1992年是新华商成长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年。这年1月至2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上海各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南巡”讲话。此后，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社会主流精英等纷纷下海，他们凭借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产生了一代拥有极强资源和关系整合能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华商。
梁庆德是这个峥嵘岁月的典型代表。他最初的“身份”是“乡镇干部”，格兰仕创立时戴着“红帽子”。这都是那个时代的一道独特景致。从梁庆德、鲁冠球到冯仑、陈东升，他们在政治与经济、现代与传统之间闪转腾挪，亲手撕开了计划经济的裂缝。到1997年9月，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非公有经济不再是“有益补充”，而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0年代后期，中国已经逐渐进入到一个市场日趋规范、产品极大丰富的时代。一方面国门渐开，跨国巨头们在中国攻城掠寨；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与狼共舞，形成了振兴民族工业的战略构想。1996年，29岁的关东元成为巴西淡水河谷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34岁的尹同跃离开一汽集团进入奇瑞公司工作。1997年，时任微软总部WindowsNT开发部门高级经理的唐骏“衣锦还乡”，来上海组建微软大中国区技术支持中心。
在尹同跃身上闪现中国知识分子“技术报国”理想的同时，关东元和唐骏都是以“海归”身份构架起东西方交流的“桥梁”。改革开放掀起的另一个热潮，就是出国留学热。有统计显示，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有120万人出国留学，其中30余万人学成回国创业。得益于“知本”的力量和对中国市场的良好把握，大批“海归”促成了这一代新华商，尤其是职业经理人群体的崛起。到了2000年前后，伴随着汹涌澎湃的信息革命，“海归”大多集中于互联网领域，比如1998年的搜狐，1999年的阿里巴巴，2000年创办的百度。最新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09）》指出：70%以上的海归聚集在互联网、IT和通信等高科技领域。
从改革开放早期的手工作坊到新世纪的科技新贵，梁庆德将其比喻为理科和文科的区别。他解释说：“传统制造业是技术、资本、劳动三者密集型的产业，互联网是资本、智力密集型产业。因此，发展传统制造企业就像做高等数学一样，必须从加减乘除做起，一步步打基础；而互联网企业有时候可以实现跳跃式发展。但两者最终肯定都回归到一个起点，即企业家的眼光和意志力。”
大浪淘沙
2009年8月26日，一向乐于挖掘中国富豪的胡润发布了《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特别报告》。据这份报告披露，10年来登陆胡润百富榜的1330位中国富豪们，有49位发生了各种变故，其中17人获刑入狱，3人待宣判，其中包括牟其中、唐万新、顾雏军、周正毅等名噪一时的人物。
以《大败局》、《激荡三十年》等描述了新中国企业发展历程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将这些企业家的失败归结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当时的中国是冲锋型市场，体制内僵化但拥有大量资源，体制外的人拼命往里冲，去抢资源，所以在很长时间，只要敢做就有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