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回忆说，“在我1998年写《大败局》一书时，中国民营企业家还没有‘失败’这个概念，也根本不会从制度、经营管理角度来想这个问题。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一来，那些超速发展而毫无风险预警的中国企业就迅速陨落”；第二个阶段是2004年前后。一些民营资本在和政府博弈过程中败下阵来，比如科龙、健力宝、德隆。
在吴晓波看来，早期的新华商通常在对待政府的心态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老是想通过一些非正常方式向政府拿东西，形成所谓的原罪，另一方面又很排斥政府。”多年的沉积以后，新华商们与政府的关系逐渐平和。2000年以后新华商，主要产生于互联网领域，和政府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心态好很多”。
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商业本身已经根植于中国社会。一批“商业英雄”的成功树立，也吸引着新一代更具创业冲动。“日益增长的创业人数，以及创业人群的多样化，其实是影响中国未来的最重要事件。”吴晓波说。
作为新华商的未来，出生于1979年的易才集团总裁李浩在大学期间就开始书写起了自己的创业史，一次次创业积累下的商业嗅觉让他最终找到了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的企业发展方向。“今天这个社会创业的方式有很多，有的是先在岸边练习各种基础姿势再下水，有的是直接跳进水里，我属于后者。”李浩说。
被割裂的商业传承
尽管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苦口婆心地指出，进行“商战”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成见，但中国并不缺乏商业传统。这甚至可追本溯源至有“商葩翼翼，四方之极”之称的商朝。近几年，从《大清徽商》到《乔家大院》，讲述晋商、徽商发展历程的电视剧也一直是各大电视台播放的热门。
中国历史上十大商帮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晋商和徽商，纵横商界500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辉煌，在于把儒家文化核心中的“诚信仁义”和宗族观念融会贯通到商业文明中。同时，他们也注意用契约的方式来限定这种人情的关系。如果这还只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的话，洋务运动后期崛起一批民族资本家，则在传统中国农业社会蜕变至近代工业社会的过程起到重要作用。这一中国早期具备现代化特征的新兴阶级，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华商”。
吴晓波正在研究1870——1977年这100年间的中国企业变革。在他的新书《跌荡一百年》中，把晚清投身于现代工业的新兴企业家群体分为四类人：一是盛宣怀式的官办商人；二是郑观应式的买办商人；三是草根起家、面大量广的民间商人，代表人物是无锡荣宗敬兄弟，四是张謇式的士绅商人。
与之相对应，新华商也可分为三类：一是民营企业家；二是数量庞大的职业经理人群体；第三类新华商尤为特殊，他们虽然身处国有企业，但已经不再把自己当作官员，而开始习惯于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更像一个纯粹的商人角色。
吴晓波对《商务周刊》分析到，晚清民国时期的民族资本家与新华商们都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产生。在世界经济史上，1870年正是全球化的开始之年。此前一年，开凿了整整10年、连通欧亚非三大洲的苏伊士运河正式开通，东西方航程大大缩短。1871年，随着从伦敦到上海的海底电缆的敷设完成，中国开始被纳入全球化的信息体系之中。中国市场上的棉花、茶叶等物资加入到全球贸易的大循环。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市场和劳动力的资源配置，新华商们也大多从出口型企业中开始兴起。此外，无论是洋务运动中的“实业救国”还是现代的“产业报国”，两代华商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直到今天都一直代表着国家的进步力量。
但是，由于20世纪的动荡破坏，以及1956年的三大改造，上一辈中国商人阶级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探索所形成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已经被彻底打断。当1978年后新华商兴起时，传统的氏族及农业社会所形成的道德精神也几乎荡然无存。改革开放后的新华商雏形，不少是以原有商业秩序的破坏、公共观念的淡漠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完成原始积累。后来，他们又在很大程度上深受日本和西方商业社会的熏陶，通常以国外一流大公司的流程或制度为学习范本。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这一轮商业运动没有传承，当时创业的人没有任何商业经验可言。”吴晓波感慨到。
由此，我们可以单独总结新华商们的特征：从计划经济夹缝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新华商，通常保守、谨慎，习惯渐进式发展企业；第二代新华商深谙中国特色，凭借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优先取得了资源和政策扶持；第三代新华商擅于把西方商业文明嫁接到中国的土壤中，在多元文化和管理体制下显得游刃有余；随着互联网力量的强化和社会的进步，更具创业精神、更善于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新一代企业家也正在孕育中，他们的想法更为朴素，在创业时没有太多的思想包袱，强调企业里人人平等。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正在成为新一代创业者的有力武器。“日本和西方国家提倡的精细化管理对企业非常重要，我要做的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它们结合起来。”李浩说，“尽管很多前辈都在这么做，但我觉得我这个年龄的人做起来会更加轻松。因为我们一直在中国长大，在成长的过程中又比老一辈企业家有了更多接触外部世界的机会。”
走向未来
作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终生信徒，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创造了“企业家”这个词语，并且首次在经济学模型中把企业家作为土地、劳动、资本这三个生产要素之外的第四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体系中，企业家要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创造性破坏”，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德鲁克则认为，企业家是革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革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
在中国，如何对企业家做出定义头顶？“最成功的职业经理人”光环，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唐骏表示，中国的企业家群体还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成长模式。过去30年新华商的成功是由各种各样因素造成的，所谓时势造英雄，这种成功既不可复制，也不可延续。“未来衡量中国企业家的成功的标准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受到社会的尊重，第二，受到员工的喜爱，第三，企业获得了良好的经济回报。”他说，“中国的商业化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规范，这就需要企业家靠商业智慧和对行业的前瞻性预测来获得市场的认可，赢得社会的尊重和员工的喜爱。”
作为新华商中的“常青树”，梁庆德认为现代中国需要的是一种务实的商业精神。“这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告诉中国企业要多做实业，脚踏实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