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选择和崛起》
全球化合理化了丛林原则。国家的实力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国际竞争是以实力说话的。所谓弱国无外交，强国不要外交。弱国讲不起话，而强国不想讲废话。比拼的是实力。实力有多大，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就有多大。在这样一个实力主导的国际竞争关系中，所谓平等基础上的自由只是一种幻觉。没有实力就没有自由。在丛林原则下，一些国家的自由和另一些国家的不自由是并存的。自由是强权的仆从，不自由是弱国的宿命。强国的自由往往以弱国的不自由为代价。这种自由和不自由的例子在人类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关系中比比皆是。这种丛林征伐的影子，你可以在许多头条新闻中看见，无论是让世界财富倒流，还是在中东遏制伊拉克；无论是世贸谈判，还是针对俄罗斯的东扩。在这种国际关系里提倡全球化，提倡资本权力超越国界的扩张，提倡融入不公平的现行秩序，改变追求公平的历史潮流，实际上就是将这种建立在丛林原则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合理化。 全球化赋予强权随意界定国家利益的自由。在这种国际关系中，强权的国家利益和弱者的国家利益是不一样的。强权总是要在别的国家身上，自由地寻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从历史上看，罗马帝国的军队、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大英帝国的皇家舰队在世界各地寻求和捍卫帝国的利益。他们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不受国界地域和历史的限制；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不允许受到其他国家自我保护的限制。在他们实力允许的范围内，他们享有随意界定自己国家利益的权力，享有用实力打开其他国家自我保护大门的自由。而许许多多被兼并、被征服、被殖民的国家和民族由于实力的差别而被剥夺了界定自己国家利益的自由。他们的利益必须从属于帝国的利益。在19世纪鸦片战争中及以后，大清朝与大英帝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界定是不一样的。大英帝国认为用战争敲开大清帝国的门户是英帝国利益所在；而中华民族则认为保护这些门户是民族利益所在。这种国家利益界定上的差别最后通过实力的博弈来解决。在这场博弈中，中华民族失去了在这个问题上界定自己国家利益的自由。失去界定自己利益的自由，就是失去主权；而依靠实力界定国际利益格局的自由就是侵犯他人的主权。这种侵犯主权的行为在今天被称为“规则制定权”。实力不仅是争取和实现国家权力和利益的手段，还是独立界定自己国家利益的话语权或规则制定权。强权可以通过坚船利炮来在别国身上界定国家利益，也可以通过全球化、自由贸易来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
全球化不承认国家的特殊性。在国家博弈中所谓的平等自由的竞争是不存在的。名义上的自由竞争对实力不等的国家具有不一样的意义。强权处于攻势，希望世界开放，希望它的实力运作和利益扩张没有国界的限制，希望拥有在全世界所有领域实现自己利益的自由，希望其他国家的主权受到限制；而弱者处于守势，需要自我保护，希望自己的利益受到严格的捍卫，自己的主权受到严格的尊重。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强权和弱国共赢的自由，以及体现这种自由的经济政治体系。世界越开放，竞争越自由，强权就越能攫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而利益和权力就越是集中或垄断在强权的身上。一个开放的世界符合强权的利益。实力不同的国家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当然有不同的战略。不同国家发展战略应由每个国家自身的国情决定，有多大实力就有多大的开放。而全球化则推销同一个世界、同一种价值、同一种体制，认为全球化是世界不同国家走向繁荣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在这种“同一”的背后，是提倡这种价值和体制的强权的利益。有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历史现象：许多人在民族特色的口号下放弃20世纪50—70年代流行的另外一种“普世价值”的同时，却全面接受了全球化这种“普世价值”。全球化告诉你，这种“共同”的全球化为每个国家提供了自由竞争的平台。共同繁荣的起跑线就在这里。然而，全球化没有告诉你的是，这个平台是一个挂满了关于共同繁荣的标语的拳击场。这个自由搏击的拳击场，与几千年以前的罗马帝国的竞技场同工异曲。强者可以任意挥洒，弱者必须任人宰割。全球化已经成为特殊集团推销自己利益的工具，是强权实行国家博弈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