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有关公司注册登记制度改革的内容引起广泛关注。其中的三大亮点，即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均较以往有了重大突破。这一力度空前的改革，可谓是落实本届政府一直呼吁的简政放权、理顺政府-市场关系的关键一招。 现有的注册登记制度饱受诟病，比如按照《公司法》规定，注册资本的登记条件是，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加上实收资本方面的限制，这道门槛扼杀了很多小微企业的诞生。又比如，年检制度是小微企业除了纳税之外的又一重负，被称为向地方政府一年一度的“进贡”。经营场所的限制，则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难以产生像苹果这样从家庭车库中起家的创新型企业的祸根。
这一制度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从国际范围看，公司注册登记制度有两种价值取向，一种是国家与社会的安全价值优先，制度设计上强调保护社会和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公司登记管理比较严格；一种是个体自由与效率优先，制度设计上强调维护企业的自由和权利，政府只能作最低限度的干预，因此企业登记制度比较宽松，有的登记甚至只是登记、备案。我国建立公司注册登记制度的进程与企业改制同步，当时出现了较多的“皮包公司”，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现象严重。因而，“安全”成为我国的公司登记制度的首要考虑。在严格的制度设计之下，造成前置审批手续较多、多头监管、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应当说，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过多，是建立市场体系的初期，计划经济思维的一种习惯性延续，同时也代表着行政对民间、对市场的不信任，“扶上马”还想再“送一程”。但如今市场的发展程度已经超越了过往“严进宽管”的管理模式，而且“效率优先，兼顾安全”原则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识。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改革思路，体现了向“宽进严管”模式转变的决心。虽然力度很大，但其实是地方试点基础上的稳步推进。2009年以来，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福建平潭、广东等地先后开展统一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试点。2012年3月，国家工商总局印发《关于支持广东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意见》后，广东启动了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深圳、珠海 、东莞 、顺德等地陆续开展试点。今年1—9月，全省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80.50万户，其中新登记各类企业24.76万户，同比分别增长21.90%和30.57%。可以说，地方的实践为全面推广积累了经验。 尽管目前的改革措施还只停留在会议文件层面上，最终需要落实到法律特别是《公司法》的修改上，但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从微观层面看，管制的放松无疑将大大降低企业的投资、经营门槛，减少民间创业成本，激活企业的创新能力。而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所言，从宏观层面看，上述改革举措有利于减少对政府动员资本模式的过度依赖，促使中国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民间创造力。这一转变的意义更加深远。 这次向市场主体的“开闸”，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即：让市场来决定企业的生死，政府只需要从监管和服务的角度做有限度的介入。我们期待，改革举措能真正落到实处，市场也必将以重振的活力来回应管制的松动。另外，在中国并不成熟的市场体系中，注册资本登记的门槛只是众多限制民间活力的闸门之一，我们希望能逐步向市场主体开启更多的闸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