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8年是全球震荡、颠覆历史的一年。奥巴马胜选，美国自由平等的信念得到鼓舞；华尔街崩盘，令美式自由资本主义面临信仰危机。中国仿佛独步全球，风景这边独好。其实并不尽然。
这一年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改革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堆积，波动如巨浪，万象斑斓，前途难料。一方面，政府可继续选择市场化改革，也可能退两步进一步，用“社会主义”医治市场竞争的创伤；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既可以选择继续发展、不断在市场竞争中做大做强，也可能会一时受到社会变革的阻挠，落荒而退。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不能逃避历史，因为我们创造历史。”（麦凯恩）因此，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学会坚定不移，这对我们民营企业来说尤为重要。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对照世界经济和人类进步的历史，翻检民营企业的生死簿，今天我们最应坚定不移的究竟是些什么呢？
相信市场的力量
民营企业必须抛弃与体制博弈的习惯，勇敢地在与市场博弈中做大做强。改革开放三十年，其中最重要的变革方向就是放松政府管制，扩大市场力量。就是说所有资源和要素的分配要靠市场来解决，这意味着政府越管越少，市场越管越多。改革之初，政府垄断和管理了几乎所有的资源，政府有投资权、就业权、分配权、收税权、抓人权，还有包括境内境外经济合作等等。而现在市场管得已经非常多了，大部分经营活动都由市场参与的主体自己来决定。
纵观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政府是非常成功的，这个成功主要体现在两件事情上：第一，在市场调节上，建立和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围；第二，在市场中允许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目前非公经济已经发展到不容忽视的规模，它们创造接近50％的GDP，提供市场70％的就业岗位，提供接近50％的税收。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成就和事实面前，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市场在未来将拥有更加巨大的力量。
现在有一些人会惶惑，因为出现波动，发生了经济危机，想回头来扩大政府的力量，包括最近四万亿的救市资金，90％都回到地方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中。现在似乎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但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历史任务，因为在 *** 时代国企已经做大做强，而且是做到了最大最强，我们的经济却陷入了即将崩溃的边缘。相反，改革开放进程中，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市场的力量，才是真正区别于 *** 时代的巨大进步。市场经济挽救了中国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昌盛。毋庸置疑，市场经济是使社会走向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政治进步的一个重要力量。
中国民营企业和国外私营企业在生长环境方面的最大不同是，我们一方面要逐步学会在市场的竞争中去博弈，包括产品、营销、客户、管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和体制进行博弈，既要突破旧体制的束缚，又要顺应不合理的管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难免在时间、节奏、方法方面和社会改革、市场化改革进步的时间、节奏、方法不一致，于是就出现了错位，就有许多人在与体制博弈中被重创。
远的我们可追溯到最早的投机倒把分子，近的我们可以看到张文中和黄光裕，中间我们还可以看到牟其中和其他许多人。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代价继续这样付下去，应该更多地从这些人身上吸取到另外一方面的、进步的力量，即学会摆脱与体制的博弈，转而进入到加快积累与市场博弈的能力。
民营企业是市场的建立者、参与者、竞争者、发展者，我们应该用一个强者的心态去市场中搏击和创造，通过竞争使企业家的创造力和管理能力得到变现，而不是在与政府的博弈中让权力变现，使我们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或者行贿而死，或者短期寻租而生，最终不可自拔地陷入一种怪圈。
推动企业的组织变革
组织变革有很多种方法，每一个企业的历史起点和发展路径也不同，但不管怎样，无论是怎样的出身，从哪里开始，用什么方法，最终都会归拢到一个地方，就是现代公司的治理结构。
比如可以从家族企业变为类家族企业，像香港中信泰富的荣智健、新近去世的台湾台塑掌门人王永庆等等，他们既吸取市场经济规范的公司治理方法，又在家族成员中遴选优秀人才管理企业，把两者结合起来。又比如由一些江湖性的、山寨性的公司变成了一种现代公司的组织形式，抛弃江湖兄弟之间的人际关系，进而改变为财产关系和股东关系，建立起公司制度。再比如，由于种种原因，原有的和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界限不清的不规范的混合经济，应该尽快按现有的《公司法》逐步变成规范的混合经济，变成一种规范的、透明的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按照《公司法》规定的治理结构来加以运行。
这样一些组织变革最终会使公司管理依据由内部标准变为外部标准，由老板标准变成市场标准、法律标准和公众标准。要由人治变为法治，这个法可以是《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规章，也可以是外部的监管的条例，以及一切与公司运行相关的所有法律。只有把一个企业的组织架构提升到能够和外部标准、外部公众期待以及所有强制性的法规自然接轨的状况，这样的组织才能见容于社会，才能够在社会的主流渠道上健康发展。
公司不怕有矛盾，也不怕公司与外部有冲突，最重要的是按什么方式解决矛盾。商场是是非地，商人是是非人，钱是是非物，所以商业活动充满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出现一个超级强者，老板的是非观念和历史局限性就变成公司发展的无形屏障，其他人都变成沉默的大多数。这就是一种危险的组织结构，表面平静，底下暗流涌动、人心涣散，强人一旦不在，必然分崩离析。另一种方法，是建立规范透明、治理有效的公司组织，使内部管理的价值观和治理结构符合社会的外部制度环境，与时俱进，稳健发展。
设想一下，世界上最具对抗性的应该是体育，为什么我们民营企业不能够像奥运会上的运动员一样，按照科学规范的方法进行训练，同时遵守竞赛规则，在社会提供的规范舞台上竞技呢？比如田径，当有明确而透明公开的规则时，运动员才能跑出世界上最好的成绩。即便是拳击比赛，因为有规则，被对手打得鼻青脸肿都不伤和气，彼此可以友好相处、竞赛得奖。我们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公司能在一个充满矛盾和变化的社会中找到一个存在的理由，取得一个好的竞争成绩。
如果说公司是一辆汽车，社会外部的监管环境就像交通规则，一方面我们（司机）要熟读交通规则，因为交通规则是强制性的，必须只有按照交通规则的要求走；同时，自己汽车内部的方向盘、油门、前后镜、座位、刹车等等，就相当于公司的组织架构，一定要收拾好。如果一个汽车的性能不能够和外部的交通规则相匹配，这个车就不可能在马路上顺利地行驶、并且按照设计时速跑得更好。强调民营企业进行组织变革的重要性，就如同把车调试到能够在社会变革的高速公路上快速前进的状态，这样我们的汽车（公司）才能够长期合法驾驶、顺利驾驶、安全驾驶，最终达到我们的目标。
用创新和变革来对抗周期
当前全球经济都陷入巨大的波动和不确定中，有许多人困惑，也有许多人选择逃避，甚至有许多人等待死亡，更有一些聪明和有勇气的人选择用创新与变革来对抗这种周期，努力去获取下一次经济繁荣的奖章。
从历史上来看，只要是市场经济，波动就是难免的，周期就是经常的，这一点必须要非常客观地来看待。如果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少女，这次经济波动就是WTO以来和金融市场化以来的第一个商业周期波动，相当于少女的初潮。而美国二百二十年以来已经有了五十多次经济周期波动，这种波动对美国来说就是例假，没有它反倒是身体不健康的征兆。初潮可以有两种办法对付，一种是无知的办法，就是把它当成是疾病，用香灰或迷信的办法对付它，结果这个少女就可能丧失生殖能力，创造生命的能力被扼杀掉。中国当下，如果不能用改革的方法应对经济波动，就会扼杀掉刚刚开始的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另一种方法是有知识的人的办法，很好地呵护它、顺应它，就会使少女获得一种创造生命的能力。中国目前这一次的波动，恰好考验我们的政府能不能很好地呵护已经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给市场经济以新的生命能力，而不是把它打回到原来的幼女状态，永远长不大。
我们知道，企业家除了要面对自然灾害、社会革命以及技术革命外，实际上作为领导者和管理者能够发挥最大创造力、想像力和生存能力的地方，就是不断遇到经济周期性波动并进而战胜它。企业在遇到经济周期波动的时候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消极办法，比如因为恐惧未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企业就索性不借款、不进取、不发展，在小的规模上不断地维持。这就好比一个人因为害怕疾病而永远不出门，害怕风寒永远不开窗户，当然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因停滞而死亡。另一种办法是积极应对，一些优秀的、长寿的企业都是用积极的办法来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
怎样才算是积极的办法呢？我认为首先是要洞察未来、预见周期，站在未来安排现在。古人讲“智者察于未萌，愚者黯于成事”，要求智者能够在一个事情尚未充分显露的时候就能够知道它可能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用很大的精力去研究行业、研究市场、研究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而作为一个后发达的市场、后进入的企业，我们就要研究先发达地区、先成长的企业，用他们的经验来照耀我们未来的道路。
其次，更进一步的办法就是在预见的基础上提前变革，预做安排。比如万通研究了地产行业的各种变化规律后，发现住宅在人均GDP8000美元以下是一个快速增长的主流产品，8000美元以后社区商业和都市商用不动产会有快速的成长。预见到这点，所以万通在战略上就预做安排，积极应对；又比如万通地产率先开始研究美国模式，在四前年不仅提出了要反周期的安排，而且要用变革商业模式，也就是变香港模式为美国模式的方法来应对周期。2008年是万通历史上业绩最好的一年，并不是我们幸运，而是因为我们有所准备。
通常说日子很长，蜜月很短，如果把繁荣比作蜜月，把萧条、危机、复苏比成日子，我们就应该在蜜月的时候惦记着日子，在日子的时候准备好蜜月所需要的新的产品、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公司战略。只要我们能够主动、自如地驾驭市场的波动，了解蜜月和日子之间的不断转换的关系，我们就能用日子心态来享受蜜月的快乐，用蜜月的快乐来积蓄日子的银两。
进行自我改造和提升
2008年以来地震和毒牛奶使企业家的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甚至可以说是偶像坍塌的一年，这种情况促使我们自我反省，不光要更好地认识自己，也要更好地改变自己。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变化和进步的社会中自我改造和提升，过去的成绩将会是我们失败的根源，而不是让我们进一步成功的动力。
比如，作为一个企业家应该怎么讲话？是不是应该到处都讲？是不是什么都要讲？是不是一定就会讲得正确？这本身就是大可怀疑的事情。企业家只能讲对企业有利的话，而学者要讲正确的话，政府要讲恰当的话，不同的角色讲话的侧重点和要求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企业家一味要像学者和科学家一样永远讲正确的话，那就可能脱离股东对他的期待，学者也会认为你不比他更高明，而公众就会跟你较真，政府就会认为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反过来，如果企业家像某些政府官员一样，只讲恰当的话，到哪儿都四平八稳，到哪儿都不完全捍卫股东的利益，那将会失去生存的根基，因为企业家最重要的还是股东的代表。所以，学会说话，学会应对媒体，学会应对和满足公众的期待，是企业家不断调适自己公司角色和社会角色方面需要补上的一门新课程。
企业家在推动自己的盈利事业过程中，怎样真正地善尽社会责任，扮演好企业公民的角色，这两件事情在毒牛奶事情发生后，引起很多的关注。比如一些企业在过往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一些行为做法上的确是认真的，而且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企业在管理中出现疏漏，发生了毒牛奶的事情，顿时将他们前面做的工作的百分之九十都化为乌有。
显然，承担社会责任和做企业公民不完全是简单的捐款和见媒体、发布报告，更重要的是应该把企业内部的品质、管理、对员工负责任，也通通都纳入企业的社会责任当中。特别是不同的企业，比如房地产企业，就应该把安全、质量纳入社会责任的考核范围。对食品企业而言，食品安全就是社会责任之一。
前一段地震之后我去日本考察，发现日本一家食品企业没有为负责企业公民责任事务单独成立一个部门，而是放在质量管理部门，他们说公司是做火腿生意，只要食品安全、健康、不出问题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最大的承担。这也给我很多启示，就是坚持承担社会责任，一定要重视长期性的制度安排，同时也要把外在的、表面化的一些工作，转化为内在的、长期性、基础性的建设，用这种方法提升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水平。
对于企业家来说，价值观的不断改进也非常重要。企业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当他从社会地位卑微的阶段开始创业、不断发展、获得财富、获得社会认可、获得公众的表扬的时候，往往思想和价值观也会发生变化。这时候企业家就必须要不断地警醒，不断地自我反省和学习，厘定哪些价值观是正确的，哪些和社会的多样化的期待是可以协调的，哪些是完全自我的、和未来社会是不能兼容的。
历史不仅是一面镜子，也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历史不会欺骗我们。站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潮头，温故知新，我们一定要在推动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前路崎岖阻且长，但我坚信“有梦想就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中国有梦想，中国了不起，中国有奇迹，这奇迹包括民营企业的故事，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定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