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二战”来说，1943年可视为那场遍及全球的毁灭性战争的分水岭—日本人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遇决定性失败，墨索里尼政权垮台，西北非和意大利大部落入盟军手中。但回到历史现场，当事人远不能肯定这种转变仅是偶然还是已成定局。这年春天，日军以6个师团兵力向洞庭湖以西进逼，进入11月，战线延伸到常德。当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在11月中旬前往开罗、参加与英美首脑的第一次战时峰会时，他最关心的仍是长江中上游战况。至于会议本身，“应以澹泊自得、无求于人为惟一方针……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蒋介石日记》），不必抱太高期待。 这种谨慎消极的姿态，在短短一个月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从开罗返回后，12月19日，蒋氏在第28期党政训练班结业聚餐上做题为“参加此次会议之观感”的演讲，言语间对印度、埃及等“殖民地人民之缺点”颇不以为然，开始以大国领袖自居。到了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更亲自定下基调，对峰会成果作再三重申：“发表中美英三国宣言，认定东北和台湾，都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这实在是我们中国百年来政治外交上最大的胜利。”在此之后，重庆政府发动了一系列宣扬开罗会议成果的舆论战，持续至夏季豫湘桂会战进入关键阶段方作罢。
对开罗会议的这种态度反复不仅出现在亲历者蒋介石身上，中美历史学家于此次峰会的评价也是大相径庭。1949年前后的中国政府均认为开罗会议是中国被承认为国际社会重要主体的决定性证据，这次会议中，中国破天荒地采取较为自主的姿态介入国际事务，尝试按照西方认可的法理程序和外交途径界定并争取自身利益，取得可观成果。直到今天，当涉及诸如钓鱼岛、台湾等主权问题的阐释时，《开罗宣言》依然被两岸政府作为直接依据和国际法文件加以引述。与之相反，在研究战时中美关系的众多西方著作中，开罗会议往往只以过渡者的身份出现；邹谠的名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被公认为探究对华政策成败的必读书，但其中关于开罗会议的章节只有不到一个页码。 历史学家赫伯特·菲斯曾感慨，20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关系简直就是一场“纠结”（Tangle）。围绕开罗会议产生的一系列神话和批判，正是这种“纠结”的直接体现—中国视三国宣言为结果，它关于战后亚洲秩序乃至中国大国地位的设定被认为构成一种承诺；而美国只把这种设定当作“可能”，“可能”是否转化为“必然”取决于现实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日后的历史证明，中国无力承担维持“大国”神话所需的成本，“可能”也就成为空谈。而造成双方巨大认识歧异的深层因素，早已埋藏在19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并直接导向了1949年前后美国政府与国民党当局的翻脸：这也是美国政界一度热炒的“丢失中国大陆”问题的渊薮。 从“门户开放”到“先欧后亚” 开罗会议中中美分歧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在中国战场的战略目的，其实有明显的不同。在中国近代史有一非常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当时任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1899年发明这个词组时，它包含有两项目标：其一，美国乐见“各国对华商业机会之均等”，这和华盛顿视为国本的海洋性经济的特征是一致的；其二，“为得此项机会均等，保持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美国反对由单一强国控制中国。这两项目标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坚决贯彻，长期以来人们也相信它们是19-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的纲领。 然而，后世的历史学家，如“冷战之父”乔治·凯南在1951年就已发现，“门户开放”的重要性和实际效果被夸大了：它更像是对既定秩序的承认，而不是切实的行动指南。列强在华利益的均衡是由中国广袤的疆域和西方国家进入中国的顺序决定的，美国只是承认了这一局面，却不打算付出成本。在“庚子之变”后俄国入侵中国东北、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东京决定全面侵华的关键时刻，美国从来没有站出来以经济和军事手段维持“门户开放”。即使在日本飞机公然炸沉停泊于长江的美国炮舰“帕奈”号的1937年12月，罗斯福总统也只是息事宁人、接受道歉了事。 当然，对南京国民政府这个有着明显亲美色彩的政权，华盛顿是抱有好感的。1933年9月它决定给予中国5000万美元棉麦贷款，1936年签署的白银协定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中国的币值，并在1937年后缓解了抗战军费带来的压力。1938年9月，美国再度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1940年又达成了关于2000万美元华锡贷款和2500万美元钨砂贷款的协议。1940年11月底美日矛盾趋于公开之际，华盛顿宣布一次性对华贷款1亿美元，用于购买非军需品和稳定财政。以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为首的大部分美国外交官在1941年就已认定：“在战争中和战争后，应当承认中国是一个大国，它享有与强大的西方盟国平等的地位、并应得到复兴。这不仅是为建立战后新秩序作准备，而且是为了在东方实现稳定和繁荣。”这也是罗斯福对华政策的远期目标。 但“新秩序”毕竟远在天边，如何在东方对日作战才是燃眉之急。早在1939年，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就认定美军无法在两洋同时发动进攻；1940年底，在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的建议下，罗斯福决定采纳“先欧后亚”的主张，以德国和意大利为第一期作战对象。1941年12月美日开战后，盟国在西太平洋的海空力量遭遇重大损失，更没有可能立即发动反攻。英美两国遂决定组建西南太平洋四国盟军总指挥部（ABDA-C），并在美国陆军体制内成立中缅印战区（CBI），先使日军向南太平洋和澳大利亚推进的速度迟滞下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宣称：“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的目的是使中国继续作战……使它能够迫使日本入侵者付出不断提高的代价。”至于如何反攻则全无规划。 按照美国陆军部的理解，CBI是美方的一个作战单位，应当服从ABDA-C指挥；但考虑到中国战场的特殊地位，华盛顿决定任命蒋介石为CBI名义上的总司令。作为一国元首，蒋在ABDA-C不包含中国代表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服从其调度；而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完全没有考虑到这层问题，反而在1942年2月派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前往中国，担任CBI参谋长兼该战区美军司令，这就使问题变得更复杂了—史迪威既是CBI下属美军部队的主官，又是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幕僚，还负责管理该战区美援物资的分配。一身担负三责，既管军事又管政治，这是强硬直率的史迪威根本无法驾驭的；偏偏日本人在缅甸的推进又异常迅速，史迪威不得不仓促命令中国军队投入作战。 1942年春天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失败造成了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第一次争吵：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军队未能表现出足以承担对日反攻重任的战斗力；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在军事上的价值仅仅是“迫使日本在中国保留一支庞大的常规军，并为这支军队提供给养”。蒋介石则认为，史迪威在完全未与中方协商的情况下即要求远征军开往缅甸，使中国白白损失了大量兵员，其能力与动机都值得怀疑。要使重庆方面确信中美联合作战的真实性，华盛顿就必须予取予求地向他提供物资和金钱（1941年美国对华租借物资作价2600万美元，仅占当年租借总额的1.7%），并使一切援华物资由中方自行调用；在这项要求获得满足之前，中国军队将采取守势。 蒋介石的“抗战建国” 相较于美国对华战略的犹豫，蒋介石在对日战争中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很明确。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抗战建国纲领”，设定了四大目标：国际外交方面，本着独立自主精神，联合世界反侵略国家共同奋斗，以消灭侵略、取得和平；国内政治方面，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为宪政实施作准备，并在宪政实施前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意志推行国策；国民经济方面，实行计划经济，以期国防民生相与合一，改造中国为坚强的民族国防体；文化思想方面，发扬固有道德，提高科学知识，启迪民智。简言之，蒋氏打算利用全国一致对外、各党派皆拥护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时机，实现以国民党为唯一核心、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 当然，蒋介石深知单凭中国的国力不足以完成“建国”，他的如意算盘在于：中日战场迟早会融入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之际，就是中国获得“建国”外援之始。从1938年起，他积极鼓吹中日战争国际化，尤其要使“英美法各国能与其他太平洋有关国家共同团结……消除日本所认为不能采取共同行动之幻想”；1940年美日关系趋于恶化后，重庆政府更公开声言“我国当随美国之领导、自无待言”，条件是美方提供“空军与经济之援助”。为了要挟罗斯福，蒋介石甚至暗示中国有可能单独对日媾和，以敦促美方开启租借物资援华进程。到1943年为止，“单独媾和”一直是蒋氏和美国人讨价还价时的要挟条件，并且屡试不爽。 珍珠港事件后两天，国民政府正式向轴心国宣战。蒋介石对这一表态相当自得，他认为美国参战后，中国的“危险已过大半”，中国战区的压力自当由英美来分担。但经历了1942年春天缅甸的失败，蒋氏突然发现假如美国的军事和财政援助不到位，自己用于“建国”的政治和军事资源很可能在对日胜利之前就被消耗完，因此当即决定转入守势。华盛顿对此相当紧张：尽管美国海军在1942年夏天阻止了日方的推进，但“民主国家兵工厂”的工业优势暂时还没来得及转化为压倒性战斗力；倘若中国在此时崩溃、或者在军事方面丧失影响力，美日战事的短期前景难言乐观。 在“先欧后亚”已成定局、军事援华不可能贸然增加的情况下，赫尔国务卿决定开出空头支票，用外交手段激励重庆方面的斗志。1943年1月11日，英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废除过去一个世纪内的一切不平等对华条约，改签平等新约。蒋介石对此相当兴奋，他宣称此举“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但鼓励反而助长了蒋的错觉，他愈发觉得在不战不和的情形下推进“建国”希望甚大，并且沉迷于国内政治规划。 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了由陶希圣执笔的最终版“建国”蓝图—洋洋十万言的《中国之命运》。该书前四章大讲不平等条约之百年史，后四章极言“革命建国”道路及其前景，既宣扬国民党作为领导者的正当性，又对中国的政治前景加以谋划。蒋氏把不平等条约描述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无所不包，精神与物质并具的庞大存在；不平等条约既已在国民党领导下得到废止，则“如果今日的中国, 没有中国国民党, 那就是没有了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 这一论调暴露了他和美国人的原则性分歧—蒋介石谈“抗战建国”，是要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美援的现实帮助和国际地位上升的战略机遇期内，完成以国民党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统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不服从因素都将在“建国”的过程中被渐次压服和消弭，美国的军事和财政也必须服务于“建国”的整体目标。 在军事问题上，蒋认为战局的发展迟早会以日本战败而告终，中国因为实力有限，后方经济与社会秩序又濒临崩溃，将不再把对日作战作为主务。而美国对战后的中国政治兴趣不大，国务院积极推进废约，目的是鼓励中国在军事上恢复主动；以史迪威为首的军事部门则要研究，在“先欧后亚”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利用现有资源对日军保持压力。双方既缺乏沟通、又互相怀疑，中缅印战区遂成为一盘死棋。 流产的“大国梦” 进入1943年，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前途成了一个谜：史迪威没能获得足够装备30个中国师的武器，因此无法说服蒋介石在1943年春反攻缅甸；蒋氏期待的英国舰队在仰光登陆、中国远征军从缅甸策应的行动则因英方态度冷淡无果而终。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Gauss）向国务院报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急剧恶化，随时可能爆发内战。在此情形下，罗斯福、赫尔以及总统特别顾问霍普金斯决定再度动用他们唯一不需付出成本的工具—外交刺激，以“使中国成为大国”为诱惑，鼓舞重庆政府在军事上恢复活力。 刺激的第一步是把中国加入到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签署的《普遍安全宣言》的发起国当中。该宣言规定，中美英苏四国“用以反对其各自敌人进行战争的联合行动将为组织及维护和平与安全而继续下去”，并且要“建立一个普通性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中国第一次被确定为战后世界秩序的四大维护者之一，而这一地位完全仰赖美国的支持。 罗斯福深知苏联与英国对这一安排并不乐见，他需要对《四国宣言》的条款加以细节化，特别是要使中国“四大国之一”的地位获得可行性保证，因此决定在1943年11月与中苏英三国元首直接会晤。部分因为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给中苏关系带来的障碍，部分因为美国不希望苏联过早介入远东，四国元首峰会并未集中举行，而是先由中美英首脑在开罗商讨亚洲-太平洋问题，紧接着苏美英首脑再在德黑兰会面。 美国外交刺激的力度之大明显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启程前往埃及时，他的态度只是将信将疑。但随后的进展让他喜出望外—罗斯福不仅拒绝了在会前就中国事务与丘吉尔提前磋商的要求，而且专诚与蒋介石多次长谈，英国人不禁抱怨“原本在开罗最次要的中国事务，竟占据了首要位置”。1943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诉求，它承诺中美英将“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这是保证中国大国地位的底限条件，亦是美国设想的战后亚洲秩序的基础之一。 但宣言也给国民党上了一剂眼药：它规定“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这不仅杜绝了蒋介石曾经暗示过的单独媾和的可能性，而且意味着军事胜利始终是处理日本问题的基础，中国必须证明它对赢得战争具有足够的重要性。不过开罗会议在中国战场的军事问题上没能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美国实际上仍然指望国民党在得不到足够援助的情况下继续战斗下去：除了“大国地位”这个体面的奖赏，别无他物。罗斯福似乎也没有提醒过蒋介石：倘若中国不能在对日作战中表现出主动性，它在未来将承担多么大的代价。 开罗会议结束后不到半年，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由华北经华南攻入西南。长期处于防御状态的中国军队在装备、补给和士气方面的不堪状况在此役暴露无余，美军在华的多个航空基地因此遭遇严重破坏。在此期间，蒋介石和史迪威也再度翻脸，最终导致罗斯福亲自下令召回史迪威。此时美国陆海军在中太平洋方向的进攻已取得优势，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4年10月决定：太平洋战场的反攻由菲律宾直接指向日本西南诸岛，放弃在中国战场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打算。这等于是给中国的军事价值判了死刑。1945年2月，罗斯福又在雅尔塔和斯大林达成协议，对苏联加入对日作战和它在战后远东秩序中的角色做了新安排，对中国的政治承诺也撤销了。 存在于中美两国政治、军事和外交路线中的多重分裂，使得开罗会议最终成为了完美的画饼—美国许诺中国以大国地位，但在“先欧后亚”的战略前提下，它不可能给予中国以建成此种大国地位的经济和军事保障。蒋介石则无比看重“大国”承认为他的“抗战建国”理想提供的合法性，但他显然忘记了，中国必须靠它的战场表现去交换这种目前还停留于纸面的“大国”地位。高斯大使在1943年就已观察到：“中国人确信欧洲战争不久即将结束，因此美国将会击败日本；中国人疲倦已极、筋疲力尽，装备也太差，不可能作出更大的努力，特别是在这些努力也许并不必要的时候；中国人可以宽舒地休息一下，保持他们现有的所得，与日本人对峙，一心筹划中国战后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这种“筹划”在经历过1944年的军事和经济打击之后，最终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