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商业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创新者都是在经济低迷的蛰伏期潜心研发，当经济复苏之时，它们便可以抓住巨大的增长机会。
许多在20世纪成为创新先驱的新技术企业都是在大萧条时期从小企业起步的，如惠普、宝丽来和杜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企业遭受沉重打击时，它们似乎开始改变对于创新回报的看法。在一片繁荣的时候，似乎任何举动都比创新更有把握赚到钱；但当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风险重重，相比之下，创新的风险反而不那么令人畏惧了。
金字塔尖上的创新
恐怕很少有一个经济体，像中国这样既极度缺乏创新，又创新泛滥。
我们周围充斥着喋喋不休的“创新”——兔子造型的专业煮蛋器、手机上层出不穷的新功能、声称“对传统进行了大胆创新”的餐馆。它们当中90％要么对消费者毫无价值，要么荒诞无稽，要么二者兼而有之，因而令投资在它们身上的资金血本无归。
“创新”在中国是个“超载”的概念，泛滥成灾的劣质创新正在抽空“创新”的内涵，并让它背负起企业墓地和资金黑洞的恶名。另一方面，普遍存在的偏见让中国企业视创新为畏途，认为创新只是位列全球500强的大公司才有财力有能力消费的奢侈品，也有人认为所谓创新也不过尔尔，模仿者将创新者逼死在沙滩上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果将人们口中林林总总的创新画作一个金字塔，位于塔基部分、数量庞大的创新都是那些应用性创新、渐进性创新、跟随性创新。它们的共同点是：用户需求大多是确定的(例如更快的电脑、更安全的汽车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并不太难(如技术研发投入不大，所需时间不长)。在创新当中，它们是最安全也是最容易的，但也是收益相对较低的，中国企业的创新段位大多聚集在这个阶段，是针对市场需求的修修补补。
而位于金字塔塔尖上的则是这样一些创新：它们洞悉的是人们意中有、语中无的那些需要，它们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写甚至创造了全新的行业。因为拥有它们需要如此强大的技术实力、专业知识和伟大的想象力，因此数量十分稀少。与高风险高投入相对应的，是这类创新一旦成功，将可能获得高度关注和丰厚收益。像电灯、电视机、太阳能电池、速干衣这样的创新，其背后都有一个传奇故事。
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些中国企业最为陌生的、金字塔尖上的原创性创新是如何诞生的。我们推荐给读者的两家企业都以勇于创新而著称于世：全称“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的3M公司经历近百年的积淀，建立了80个持续不断生长着创新的技术平台，被应用于6万多种不同的产品；艾利丹尼森公司从一块不干胶开始，创造了从商标标签、尿不湿到RFID芯片的广阔市场，跻身全球500强。
在这个全球经济低迷、企业纷纷削减成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重提创新——而且是最为昂贵和高风险的原创性创新？在媒体热衷于谈论苹果公司和Google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越过这些熟悉的明星，挖掘出这两家“古典”意义上的创新典范，作为标杆推荐给中国企业？
迫在眉睫的“龙门”
几乎每个新兴市场的崛起都伴随着对领先者的追随、模仿甚至抄袭。但这种策略给中国企业带来的麻烦已不仅仅是知识产权争议和反倾销，中国企业面对的是一个不进则退的决断时刻。
在三十年前，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必须面对现实：在国内的制度下空间狭小，国外企业的技术实力之领先可谓一骑绝尘，中国企业倾其所有也难以望其项背。因此，很多企业选择了一条非常务实、在当时条件下称得上绝对正确的路径：从模仿起步，从外表、细节、功能到技术一路克隆下来——继而进行创造性模仿，针对中国本土市场的特性或者中国特有的资源，在模仿的过程中进行改进——最终实现自主研发。
规模化制造、低成本，这些都使得模仿成为一种卓有成效的“创新战略”，低端廉价的产品对那些质量精美的产品的革命，在从打火机到电视机的无数个行业中一再上演。
然而不幸的是，这条路径的前半途在众多红利的“呵护”下，中国企业走得过于顺畅，乃至于竟然渐渐忘记了后面仍有下一个目的地。绝大多数中国企业还没进入自主研发的环节，至少在核心技术层面上还没有，便已经开始对自主研发这个话题感到厌倦了。
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不乏新兴市场完成了从追随者到创新者的身份转型——日本、北欧，韩国也正在寻求此跨越的途中。它们都经历了异常艰难的思维蜕变：作为追随者，它们所做的是搜集行业领先公司的信息，开发已经被市场证明有利润的产品，评估现有产品的缺陷，然后开发出更好的差异化产品，快速切入。但是作为领先的创新者，不再有人提供免费的可行性测试、市场培育和消费者引导费用，此时必须面对未知技术、未知市场和未知需求所蕴含的巨大风险，这个看似华丽的转身绝非易事。
如今的中国企业站在同一个门槛前，凭借娴熟敏捷的跟随策略、大规模制造和极低的成本，正在一个市场一个市场地颠覆掉西方的技术领先者，挤压掉行业领先者甚至全行业的利润。但是随着原先的技术领先者陆续走下神坛，跟随者反而陷入迷惘：接下来呢？假如终有一日LV和芯片都转移到中国来制造，我们还能比谁便宜？还能革谁的命？
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占有率和销售额，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能具备领先者必备的方向感。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制造摩托罗拉的手机、苹果的iPod和索尼的随身听，但是却从未认真学习如何避免犯下铱星、Newton和Betamax这样的错误。
既出人意料又理所当然的是，大批积累了庞大财富的中国企业在这个自主创新的门槛上卡住了，或者说，在那些没有人铺路、探路的地方，它们便根本不知道如何创新。
2008年底，埃森哲咨询在一份关于中国卓越绩效企业的报告中，将这些已经站在“世界级企业”门口的中国企业们所面临的境遇称作“鲤鱼跃龙门”。这是一个中国的古老传说，只有具有非凡毅力和远大志向、百折不挠的鲤鱼才能越过黄河龙门，化身蛟龙。报告认为，这正是中国企业在未来几年将要面对的历史大考：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发达国家的需求走软，长期趋向于高涨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就像河水中水势的变化，不仅低落的水位使得“龙门”的相对高度陡然上升，同时日渐汹涌的河水也促使中国企业必须尽快决断。
诚然，目前在大多数产业中，如何提供更便宜的产品仍然是竞争的焦点，很多拥有强大的研发与创新实力的企业被我们击败或不胜其扰，但是面对我们与世界之间横亘的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两条鸿沟，仅靠模仿和低成本焉能实现龙门一跃？中国企业必须正视商业世界的价值之源——创新，尤其是那些格外难以征服但也因此能够将竞争者甩在身后的知识密集型创新，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原创型创新。
对于一个走向强大的新兴经济体，重建创新标杆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一次迫在眉睫的心灵转向。
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不断地将缺乏技术力量归咎于环境和时代，但是环顾四周，远比我们国土狭小、技术基础薄弱的韩国、北欧，为什么能够在三四十年间从一无所有，到频频参与改变世界的游戏规则——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产品和全新的市场，从而获取两位数的利润率？
与之相比，中国企业对创新的渴望远比其管理创新的技巧更弱。很多公司内技术部门极其缺乏话语权，只能做些降低成本和模仿他人的工作，花在研发上面的资金远远少于花在市场上的资金。技术基础薄弱，产品同质化导致利润微薄，无力投入研发，这些都成为中国企业逃避创新的托词，而非挑战创新的压力。
对于一个诞生了无数行业市场份额冠军的新兴经济体，以及那些能令拥有几十年历史的全球行业领导者夜不能寐、在危机下轻松地谈论数亿美元的跨国并购案的中国企业来说，缺乏创新能力并不是一个必须接受的残酷现实，而是它们自己作出的选择——是缺乏企业愿景和长远目标的情况下，面对挑战前的犹豫、顾左右而言它，是在谎称在去创新的路上、实则宁可跟所有平庸者挤在一起安全地死去。
对于那些仍然对创新的紧迫与必要感到犹豫的管理者来说，或许可以回归到一个消费者的视角扪心自问：没错，诞生了各种伟大创新的美国人离不开中国制造，可是，我们愿意活在只有中国制造的世界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