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我们反日时，我们在反什么？”2013年9月，一部出自凤凰网的专题片在网上引发讨论。同样在9月，1972年中日恢复了正常的邦交，日本学者竹内实在随后说出了那句名言，“友好容易理解难”。当我们的神剧中充斥着“徒手劈鬼子”的画面时，我们很难说对于日本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多少了解。当然，更谈不上理解。 为了了解中国，自1974年开始，日本NHK拍摄了大量中国题材纪录片，从自然到社会，涉及到中国的方方面面。据不完全统计，其数量迄今为止已超过5000部。而中国中央电视台仅仅在200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时派出摄制组赴日，走马观花拍摄了1部《岩松看日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过NHK拍摄的纪录片，日本“比我们更了解自己”。对于这一点，在日20多年的华人、NHK资深制作人刘庆云具有最深的感触。他策划和制作了多部反映中国现实的纪录片，包括著名的“激流中国”系列、“四川地震”系列、“中国铁道大纪行”系列等，表达的都是NHK对中国悠久文化传统和改革开放的密切关注。 他本人最得意的作品，是《麦客—中国：铁与镰刀的冲突》（以下简称《麦客》）。 在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如候鸟一般，每年到了麦收季节，背上最简单的行囊，拿上一把镰刀就出门了。他们离开家乡向南而行，到了目的地之后，以帮助当地农民收割麦子为业，赚取微薄的收入。这种人，被称为“麦客”。 如今甚至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麦客。在日本，《麦客》播出之后，许多日本人都了解到中国有一群“割麦子”的人，以及和他们形成对立的“新麦客”。中国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农村贫富差距的现状，如此真实地展现在日本观众面前。 这部堪称经典的纪录片，从策划到播出的时间跨度长达5年，仅为拍摄而翻译的中文资料就超过百万字。 从一把镰刀到联合收割机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河南，高速公路上，数百台联合收割机浩浩荡荡列队南下。这个壮观的场景，被日本NHK资深制作人刘庆云偶然看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他正为拍摄一部耍猴人题材的纪录片，在去往河南新野的路途上。 高速路上所见的画面久久停留在他的脑际，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记忆犹新：“麦收时节一到，农民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收割，如果下一场雨，已经成熟的小麦麦粒掉到地上就泡汤了，对农民来讲，一年的收获就是一年的生活。所以在那一个星期里，全家都要出动割麦子。忙不过来就得请收割机帮忙。联合收割机过来，有时约好到什么地方去，当地就把高速公路放开。收割机的速度很慢，每小时二三十公里。高速公路上，一辆辆联合收割机走过来的场景很壮观。更可观的是，农民站在高速公路上拦收割机，手里拿着一沓沓崭新的钞票。如果收割机已经有约在先，就会呼啸而去，农民只能很失落地看着它从眼前走过。” 这一不同寻常的景观，触发刘庆云的好奇，他查阅资料，了解到这些驾驶联合收割机南下、帮助当地农民割小麦的农民群体，被称为“铁麦客”。 刘庆云以前知道“麦客”。在他上学的上世纪80年代，作家邵振国的《麦客》获得全国第七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刘庆云看过小说后印象很深。不过，小说讲述的是陕甘宁一带的“老麦客”—用镰刀收割、以传统方式作业的割麦人。年复一年，每到麦收季节，老麦客从宁夏和甘肃，从黄土高原最穷的地方出来，到南方去替人割麦。因为气候的关系，他们到达南方时正好是小麦成熟的时节，当地农民雇用他们，至少一天要管一顿饭。他们靠出卖劳力挣点钱补贴家用，而回到家时，自家种的麦子刚好成熟。 刘庆云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把镰刀到联合收割机，见证了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同时，仍然手握镰刀的人和先富之人的差距，也映照出中国贫富差距的某一方面。 当时互联网上关于老麦客、铁麦客的资讯都很少。刘庆云觉得应该把麦客记录下来：“初衷是一种震撼，农村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我希望把中国最新的变化表现出来。” 在侯登科的镜头里找到老麦客 再到日本，刘庆云把关于麦客的题材对一位日本导演说起，导演觉得新鲜—麦客，这个连好多中国人都不懂的词儿，在日本就更是从未听说。当然，日本也没有麦客这种人。刘庆云所描述的麦客，激起了导演和制片方的兴趣，不过关键在于：要拍的具体人物是谁？ 在第一稿策划案中，刘庆云没能回答这个问题，无论是老麦客还是铁麦客，都只不过还是一个名词。铁麦客还好说，刘庆云大概知道去哪儿找，但老麦客呢？上哪里去寻找老麦客？那时候，刘庆云主要时间都在日本，回国次数少，要去一趟西北就更难。事情就此搁置下来。 两三年后，终于等到了时机。在回国拍摄一个片子时，刘庆云去到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在这里，他发现了西安摄影家侯登科的摄影集：《麦客》。 摄影集中，老麦客纯朴坚毅的形象直击人心，这个题材得到了佐野导演的青睐。佐野曾经与刘庆云合作过一部反映日本遗留孤儿的纪录片，对中国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麦客，特别是老麦客，首先激起他的同情—同情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老麦客的人生境遇，令导演觉得可以表达出他对人生的思考。
在拍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时，日本导演必定要问两个问题：首先，这个节目反映了中国的什么？无论一件事还是一个人，必须能真实反映出中国某个时代某个方面；第二，日本观众为什么要看？ NHK是日本的公共电视台，经费全部来自国民的收视费，所以它要对国民负责。佐野导演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觉得老麦客为了家庭的幸福，吃苦耐劳，这种精神对日本国民是有影响、有教益的。因为当时的日本，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仅仅追求活得痛快活得舒服。 刘庆云早已成竹在胸。他说：“麦客这个群体，虽然小众，但是透过他们，可以看到中国广大的农村。把老麦客的生活表现出来，当然很重要，但是仅仅表现贫困，不是新东西。因为贫困在中国是一个长久的话题，所以要想通过拍摄麦客表现中国的变化，就需要加入新麦客，也就是铁麦客。” 这是刘庆云在拍摄中国题材纪录片时常用的手法，有了对比，有了反差，故事给人印象更加深刻，所表达的主题也更加全面而客观。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的激流中国系列，其第一部《富人与农民工》就出自刘庆云之手。 立项后，这个片子的投入差不多是人民币150万元。拍摄时间一到两个月，片长50分钟。而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纪事》栏目，每集的经费是4.5万元。 老麦客们也是“候鸟” 到哪里去寻找麦客？ 铁麦客好找：石家庄藁城。藁城的农业主要以蔬菜种植为主，农业机械化发展比较好。这里的农民购买了联合收割机，然后结队到河南帮助收割麦子，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每位拥有联合收割机的铁麦客，每天的收入可以达到两三千元。越来越多先富起来的农民，加入到铁麦客的行列中。 在刘庆云的构思里，要让老麦客和铁麦客这两组主人公，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只有这样，对比的效果才会强烈，老麦客的生存空间被联合收割机不断挤压的事实，才能直观地表现出来。因此，一定要找到和铁麦客目的地相同的老麦客。这个目的地就是河南。 一开始，各种资料都指向甘肃，刘庆云一村村、一户户寻访之后发现，这些来自甘肃的老麦客从家乡出来后，一般都去往陕西汉中平原，没有去河南的。摄影家侯登科也带他去找过，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刘庆云于是又一页页翻看摄影集《麦客》，忽然看到其中一张照片说明中提到，照片中人来自宁夏固原的黄花乡马槽村，照片的拍摄地则正是河南。这条重要的线索启发了刘庆云，“既然这个村子以前有去过河南的，说不定现在还会有”。于是在藁城踩点之后，他立即动身去了宁夏，再从银川驱车600公里，到了马槽村。 果然，老麦客找到了。 说到寻找老麦客，有一个发现令刘庆云心动：“以前拍片时，一个动物学家给我讲过候鸟效应。在拍摄鸟类时，发现候鸟迁徙的规律，总是近处的到比较近的地方，远的只好往更远的地方去，因为近处的资源被占了，于是远处的候鸟只能迁徙到更远的地方。这也叫镜面效应。我琢磨，老麦客们也是‘候鸟’，可能也有自然界这种规律。” 找到老麦客的时间是4月底，刘庆云挨家挨户地问：你们家有去河南的吗？回答都是有。看来村子里有这个传统，老麦客们准备扒火车去河南，正做出门前的准备。村里从没来过外国人，这么一群人忽然来到，自然引起不小的轰动，何况导演“个子矮矮的，留着小胡子，说日语”。好在有宁夏外事办公室新闻处的人陪同，刘庆云说，外办的人很开明。和中国官方的良好合作，是NHK多年在中国顺利拍摄的重要前提。当然，NHK有一种审慎的精神，“不允许对他国问题横加指责”，使NHK纪录片对叙事尺度的把握，令观者有一种“接近绝对客观”的感受。 刘庆云在其中选择了几家“有故事”的人。“那边的农民非常好，一点也没有提钱什么的，他们也觉得把自己的生活记录下来是很好的纪念。”刘庆云说。 刘庆云之后带队去了河北，开始拍摄铁麦客的准备和出发。联合收割机的队伍刚进河南界，宁夏老麦客就打来电话，说村里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河南那边麦子黄得早，必须要出门了。 刘庆云只好请他们务必再等两天，同时，赶紧从北京临时调了一个三人摄影组，赶过去拍摄铁麦客到达后开始干活的场景，自己则带队星夜赶往宁夏。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不把机器抢走，就要一直拍完” 为了真实和客观，摄制组和老麦客们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虽一路同行，但不在一起吃饭。一天，拍摄老麦客们吃饭的场面，天很热，同行的广电总局的小贺（音）跑到小卖部去买了两瓶啤酒，拿过来塞给摄像。摄像推开他的手，“他们吃的就是两块钱的面，我们在旁边喝酒他们会怎么想”。对拍摄对象，并不会走得太近，但适度的关心是必要的。老麦客们睡在河南的平顶房上，晚上很冷，刘庆云就拿出旧西装给他们晚上盖一盖。 跟拍摄对象建立信赖关系，是NHK纪录片拍摄的前提。刘庆云把老麦客看做“嘉宾”，对待他们的态度是：适度的平等和尊重。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看，“很多老百姓对老麦客有歧视，说实话，老麦客的生活的确有些像要饭的，睡在露天，或者睡在房顶，不让他们进屋。割完后，到乡镇的临时劳务市场，就睡在地上、路边。那场面很壮观，一大清早，路边一大片全睡满了老麦客，少说也有几百人。我们要拍，当地外办没有同意。那种餐风露宿的场面，令人震撼。有的老百姓也看不起老麦客，反正是雇来的短工嘛。还有人说风凉话，我们这边拍着，那边就有人问：日本人给你们多少钱？” 不惟如此，一出家门，歧视就伴随着老麦客。“他们来时，扒火车被赶下来，只好买票。还洗了一把脸，但也全是煤灰。检票时，检票员就觉得他们脏。” 由于上述种种，一天早上要下地时，老麦客们忽然变卦，非常不友好地对刘庆云他们说：别拍了，别拍了，把人拍得这么糟烂，不能再拍了。这出乎预料的情况，打了刘庆云一个措手不及。但无论如何，不能拍到一半不拍了。当晚，刘庆云和他们聊了四个多小时。 刘庆云说：“如果我说服不了他们，也绝对不会用钱去摆平。”在NHK的制作中，对这一点没有明文规定，但大多数制片人都很自律。最重要的，是建立老麦客的自尊和自信，因为他们心理压力很大，“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大机器对着他们，这种压力是很大的。后来我们也注意到，尽量用小机器拍摄。” 刘庆云始终强调“平等”。在刘庆云看来，好的纪录片就如美国类型片中的“公路电影”，不仅要记录过程，更要拍出“变化”，经过这段旅程，主人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公路电影的精髓。 老麦客们终于回心转意。第二天，摄制组特意从远景开始，慢慢地、逐渐地靠近他们。这天，老麦客们真诚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他们说：“过三五年你们再来我们家乡看看！”这一细节被记录下来，当看到这里的时候，许多观众深受感动。 那天，当老麦客们不停地说“别拍了别拍了”，并伸手试图遮挡摄像机镜头时，摄像师始终没有停机，他知道不能再继续跟着，但仍然一直拍摄到老麦客们走出画面。事后，刘庆云问他为什么没停机，“摄像师说，作为摄像师，以后能拍到什么，不知道，因此只要被拍摄对象不上来阻挡镜头，不把机器抢走，那就要一直拍完整。用不用以后再说，但作为专业人士，能拍到的，一定要尽可能把它记录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