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光纵论中国企业家
“联想和柳传志,只是中国企业发展史中一个概率极小的事件,绝对不具有普遍性”
“王石主要还是想只做一个职业经理人就算了”
特约撰稿 苏小和 发自北京
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刚从一个醒目的纠缠中站立起来,看上去他的气色不错,思路很开阔。去年冬天,在一个聚会上看到他,他的声音有些虚弱,说话谨慎,脸上明显有些无奈。差不多一年之后,激情和思辨终于回来了。
如何界定刘晓光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的位置,是个难题。如果仅仅把他看成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老板,显然不能进入他的方法论世界。和刘恳谈,你会发现他的视野令人惊异的开阔。他似乎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历史的传承体系中,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刘晓光了解历史的进程,了解当下的幽暗,他对现代企业制度有着非常透彻的认识,他对现代企业的各种工具理性可以说是烂熟于心,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他选择了一方面把握历史,一方面与当下妥协。有些时候,他似乎愿意带着锁链跳舞,即使这样的舞步显得沉重,无奈。
一部中国企业史像浪潮一样涌到我们的脚下,刘晓光显然不看好胡雪岩、盛宣怀的企业形态。他说洋务运动时代的企业家显然不是企业家,他们仅仅是官僚的附庸,或者是官僚们的钱庄。一个不独立的企业家阶层,怎么可以持续发展呢?虽然刘晓光自己的身份也难以界定是官员还是商人,难以厘清独立与否,但他认为,自己幸运地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资本的组合早已越过体制封闭的框架,形成了一种多元格局。这意味着,今天刘晓光操盘的企业,世界观是国有的,计划的,不独立的,产权模糊的,但在方法论上,却呈现出典型的国际化、公众化和资本化。
由此,他愿意把自己和张謇、卢作孚、荣氏家族进行比较。他羡慕张、卢竟然拥有那么清晰的企业产权,更向往他们满腔的产业报国之心,也感叹他们时运不济,遇到了一个战乱的时代,“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928年到1938年,这被称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10年,一方面让刘晓光止不住地叹息,一方面却也给后来的企业家们留下了清晰的参照系。某种意义上,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可能只有这短短的10年才是真正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意义的经济年代。历史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企业发展的高峰,历史也让后来的刘晓光们有了可以追求的范本。
“黄金10年”对后来中国企业发展有着传承意义,只是这样的传承因为时代的原因,不得不分为两个区域。在香港、台湾,甚至在新加坡,华人企业家依靠“黄金10年”的历史积累,渐渐构筑起一座座伟大的企业高峰。比如包玉刚,比如邵逸夫,比如王永庆,还比如年轻的冯国经,以及更加年轻的李泽楷。这些大陆架之外的企业家们,才是张謇、卢作孚的真传,他们的现代企业建设,让世界为之侧目。
在大陆,虽然1949年之后的30年内,企业形态几近消失,但1978年之后,不死的企业家精神开始复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经过30年发展,今天的中国企业家群体里,终于有了柳传志、南存辉等响亮的名字。
刘晓光刚刚从达沃斯夏季高峰会上回来。他用了“震撼”这样的词汇来说明自己的心情。当中国人还在沾沾自喜于“加工大国”、“外汇储备”、“低端产业链”等过气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时候,刘晓光发现,欧洲人和美国人已经开始走上绿色产业之路。全球经济已然步入一个新的标准时代,已经可以听到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大潮声,而中国人却还在陈旧的标准里刚刚抬起脚步。这种差别太大了,大到刘晓光这样的企业家难过,无地自容。
这似乎是刘晓光最近建构起来的企业方法论。我们一直在赚辛苦钱,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我们靠污染换取的企业进步,马上就要遇到发展的瓶颈。许多年前,欧洲人和美国人早就解决了企业发展的制度命题,几百年之间,他们一直在一种确定性的市场里打拼,而中国的企业家们,却还在制度的面前四顾彷徨。
站在这样的视野上,刘晓光似乎不太看好这个时代的企业建设。他甚至认为柳传志和联想的成功,仅仅是中国企业史上硕果仅存的一次“小概率事件”。他不认为柳传志是可以复制的企业家,更不认为联想具有可以复制的经验。就在联想转型越来越成功的同时,整个国家的企业建设却是一种醒目的“国进民退”。
刘晓光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几乎不认为自己掌管的企业能在制度设计上有所进步。一切都举步不前,他的企业信心是一种迟疑的小信。国家的整体经济在扩张,可是却不愿意转型,全球化态势越来越明显,可是中国企业似乎又在走回头路。巨大的经济体和迟疑的企业步伐让刘晓光言辞谨慎,他说经济必然要朝前走,可是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