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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者常有这种笑容：安安静静却隐藏有攻击性，亲和力掩盖着坚定无比的防卫心态。中国最著名的商人之一正坐在桌子的另外一侧，脸上挂着这种笑容，安静地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能机智地回答其中任何一个问题，滴水不露，却又让人愉悦。他可能巧妙地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观点，却又毫不吝啬地让我们欣赏他智力上的杂耍。
郭广昌正在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商业人物之一。以他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商人们，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开始注重商业模式，熟悉自己的榜样公司，善于利用资本市场，对公司管理和团队建设也津津乐道。至于他本人，众人都目睹了他如何率领公司渡过艰难时刻。他和他所创立的公司复星曾经置身于宏观调控带来的巨大阴影之下，媒体一度成了他们的敌人。但是他和创业伙伴们成功地化解了危机，并且将公司复星国际在香港联交所整体上市，以凯旋姿态出现在中国的商业世界。大部分曾经质疑过他们的人后来都成为他们真心实意的赞扬者。
和中国一起成长，他和他的伙伴们宣称这就是自己公司的战略。他们将和黄与GE作为公司的效仿对象，雄心勃勃要在中国大陆复制和黄在香港、GE在美国的商业模式：投资控股公司。至于郭广昌本人，他将李嘉诚和沃伦·巴菲特作为榜样——颇为有趣的是，他智力上的偶像一度是马克思，这个崇拜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哲学系学生后来成了改革后社会主义中国最著名的资本家之一。
你将要读到的是我们谈话的部分内容。你会看到，他对中国信心十足——按照他们的战略，这也是对自己的公司信心十足。同时，作为一名商人和业余哲学家，他也阐述了自己对商业和公司的理解。
“不思考是不可能的，我们都活在当代”
经济观察报：赛珍珠在《大地》中选择的两个主人公分别成为了大地主和大军阀，这在当时都是最让人敬畏和最有权力感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你觉得什么样的职业才会让人成为最受尊敬的人？是商人吗？
郭广昌：我不知道，我对这个没有研究，我也不感兴趣。
经济观察报：那你是如何选择去做商业的？是偶然吗？
郭广昌：因为我做不了别的。我的性格肯定不适合做官，做老师又怕误人子弟。小平南巡之后，（政府）说可以做企业，那时候以为做企业对自己负责就行了，现在看来做企业不仅仅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社会负责。但总的来说就是你做决定，你对结果负责。这种游戏比较简单，比较符合我的个性。
经济观察报：但是随着公司越来越大，和你在商业上的力量越来越大，你必然要考虑商业和这个时代之间的关系吧，包括你的公司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郭广昌：昨天晚上（处理完工作）已经很晚了，正好有点时间，我就看了部片子：《高考1977》，看后感慨蛮多的。可能那批知青比我们的印象更深，但我看了也很有感触，因为我是农村的小孩。1977年，我10岁，小学三年级左右，那之前读书是很松的，基本没怎么读。小平出来后恢复了高考。我父母都是农民，他们很认真地对我说：“现在不需要靠推荐了，读初中、读高中，你可以自己考了。”他们给了我很大的“特权”——不用拔猪草，认真读书就可以。以前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去弄一筐猪草回来，才能吃晚饭。
所以，人的命运跟时代当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是小平南巡，我就不会想到去做商业。你看一看上一代的工商业者，跟我们的经历正好是相反的，他们经历了一个公私合营的过程，其实是把原来的私有资本以公有化的形式消化掉。现在则是逐步放开民营这一块，让民间资本在商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中所占的分量、所拥有的能力起重要的作用。没有时代的整体变迁，可能有这些东西吗？
从人来说，就是活在当代，不可能超越历史，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所以不思考是不可能的，我们都活在当代。
经济观察报：公司和国家的关系呢？
郭广昌：如果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结构很简单，就是两元的结构：家庭和国家，没有中间组织，既没有企业，也没有社会。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任何人，跳出家庭报效国家的唯一途径就是当官，所以孔老夫子的儒家学说核心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决定的。现代社会最核心的变化就是多元结构和多层结构。家庭不再是经济的主体，它只是一个生活主体；经济的主体变成了企业，企业是创造价值的核心体，也是经济生活的核心体；国成为管理国家事物的主体；还有其他的中间机构。整个社会的分工更细化，结构更多元。
从这个层面来理解企业和国家的关系就很清楚了。企业的存在是创造价值的，从表面上来说它是生产的中心，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各个企业都是经济细胞，每个经济细胞能够健康地创造价值，整个经济就会健康；如果这些经济细胞都没有活力、没有创造力，整个社会肯定没有动力。就像三十年以前的国有企业，上海牌手表多少人想买都买不到，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在，却没有人去生产。计划经济下，细胞没有活力，没有把企业变成真正的经济主体，而是让它附属到国家上，还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实际上还是准二元结构，即家庭和国家。改革开放之后才把企业解放出来。企业和社会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