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不是贵族
假如放在二十年前，蒋友柏这样的“记住”方式很有可能会被爸爸打断腿。
那时美国流行穿耳洞，于是友柏跃跃欲试地询问父亲意见：“爸爸，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的耳朵上有一个洞，你会怎样？”
“不会怎么样啊，”蒋孝勇和颜悦色地回答，“只不过隔天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耳朵不见了。”
重视家人，这似乎是蒋家一直以来的传统；严格的纪律，这也是第一家族独有的规矩。
在1988年之前，蒋友柏两兄弟都会陪爷爷蒋经国吃饭，但是用餐礼仪完全是受军事化管理。例如，大人没动筷子前，小孩子不能先动筷子，吃饭时不能讲话，手肘也不能放在餐桌上；吃完后，要把空碗放在盘子上，离开餐桌时一定要说“爸爸、妈妈，我吃好了”，等大人说“可以”之后，才能在说完“大家慢用”后离开座位等等。
对于孩子管教的执行力，蒋孝勇一步也没有放松，“男孩是要用管的，女孩是要用疼的！”是蒋孝勇的名言，所以他相信“不打不成才”，因此两兄弟就是在如此严格的环境下成长。
到了友柏，他认定不愿规划孩子的人生的同时，强调一定要给孩子某种规范，例如几点要睡觉、几点要上课、不能做哪些危险的事情……随着年龄增长，规矩会愈来愈多：你一定不能做坏事……这时小孩会有自律性，进而养成某种习惯，“他才可以去作他的选择，也因而他的选择不会伤害到别人。”
如今，重新审视蒋友柏的“贵族身份”，他已经平静的多，既不反感，也不响应。
“在我12岁以前，我真的享受过‘政治贵族’的待遇，就像拥有一个阿拉丁神灯，心想事必成。之后的我，最大的困扰就是大家以为我手上还有哪个可以呼风唤雨的神灯，但是其实我没有。”蒋友柏在他的博客里倾诉，“假如我的命格里一定有‘贵’这个字的话，那我会说是‘贵人’而不是‘贵族’。要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贵人’相助，我早玩完了，还会有什么人来称我为‘贵族’！”
“是不是贵族无所谓”
B=《商界时尚BIZMODE》 J= 蒋友柏
B：橙果在大陆的公司筹备得如何？
J：一直在按照计划进行。目前是招聘阶段，不过现阶段看起来不是很理想，尤其是设计师方面，还没有很好的人选。
B：你会用一个怎样的标准来考虑设计师的水平？希望什么样的设计师加入到橙果的团队呢？
J：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准，主要是能力和感觉吧。你相不相信，我面试一个设计师只要五分钟就能做决定——就是能感受到他有没有那种感觉。至于标准，还是希望他是熟悉大陆环境的本地人，另外不要有太多的经验。经验太多，会被禁锢住。
B：橙果为进驻大陆做了哪些准备？橙果进入大陆市场，你认为它最大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J：我用了大约五年的时间来熟悉大陆市场，可是仍然觉得了解得太少，大陆实在太大了（笑）。橙果的优势肯定是它的国际化背景和它对品牌设计的专业程度；劣势也是明显的，就是内地太大了，不容易全面去了解。
B：在台湾，橙果设计的客户包括索尼、英特尔、捷安特自行车、雷诺F1、别克……等很多国际级的客户。对于橙果的定位和客户的选择，你怎么看？
J：没有特别的标准，合得来就合作喽。其实目前我们已经有许多内地的客户，比如上海家化、深圳发展银行、安踏，还有联想……我们的合作都非常愉快，并没有因为那是他们的产品就不尊重设计。
B：有品牌，就是有品位。对产品来说是这样，对设计来说也是如此。那么，橙果设计作为一个设计品牌，代表着怎样的品位呢？
J：很简单，直接针对产品，想办法帮客户赚钱（笑）。
B：有人说，艺术可以永存，设计仅在当下。你怎么看？
J：呵呵，我是个生意人，设计可以帮客户赚钱啊。艺术呢？大概50年后才有可能会赚钱吧？我对50年后的东西没兴趣。（笑）
B：你怎么看待时尚？
J：对我来说，时尚就是一种颠覆，然后用设计去诠释它。
B：橙果从创立到现在经历了许多波折，从起初受人质疑，到之后声名鹊起，再到遇到经济压力、设计阻力，以致之后的重组，重上轨道。你是否为橙果规划过它的未来？你的人生会与它的未来在一起吗？
J：呵呵，我常常跟我的员工说，如果有一天，他们中的任何人能够超越我，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帮大家，我会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把公司送给他。
B：真的？那么大方？
J：对啊，不过——目前看起来还是安全啦。（笑）
B：在当今台湾是否还有真正的“贵族”？你作为“悬崖边的贵族”，会怎么描述真正的贵族生活与贵族品格？
J：其实我倒是觉得是不是贵族无所谓，做你自己就好。如果做自己，还能够得到别人认同，那就是最好的状态。
「31」岁的人生观
文/蒋友柏
对于我的“年纪”与“成熟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
我太太说我是50岁的奸商，我妈说我是思想清楚的30岁青年，我小孩的干爹认为我是一个同时集40岁的心智与20岁的叛逆于一身的恶魔；而有认识很久的客户到上星期还不相信我31岁；最妙的是我有员工认为我31岁就已经几乎到达“神”的领域。
但以家族历史为基准点来看：我曾祖父活了88岁，我祖父过世时是78岁，我父亲则只活了48岁。如果再辅以“万事发生都有其原因”的理论，那寿命长短在我的家族里存在某种逻辑关联而延续到我这一代时，可能不妙了，到我儿子那一代，我就更不敢想下去了，而幸运的是我儿子从小就是一个肌肉棒子。
也因为“年龄”这个问题在我的生命周围一直有种奇特的波动轨迹，我便常常刻意地去忽略这个问题。当我老婆提醒我吃维他命时，我自信的declare我还年轻。直到发现以前轻易可以搬动的玩具柜竟然让我的腰痛了3天时，才体会到时间已经用年纪的借口悄悄地把我“年轻的肉体”收回。
这几年，我有时早晨起床刷牙洗脸完毕，“过度理性的自己”会望着镜子中“感性的自己”然后问我自己“你还有几年可以活？”“接下来的生命，你要做什么？要完成什么？”我父亲曾对我说过：“人生的长度是神定的，但宽度是人定的。”当死亡的概念已不是遥不可及时，我发现好多事是现在不做以后就不会再有机会做了。
我曾祖父、我祖父、我父亲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在做什么？
假如寿命长短果真在我的家族里存在某种逻辑关联的话，那我现在可以做哪些事情来阻断这个数字的逻辑关联性呢？或至少把这个关连性在我这一代就把它截断下来。
理性的自己也会告诉自己，那三个数字也只不过是一个凑巧。但在思考“年龄”与“成熟度”的时候，我不禁想问，为什么我曾祖父、我祖父、我父亲是蒋家1，2，3代？表面上来看，这数字123是界定在“蒋”与台湾的互动起始。如果是这样，他们在我这个年纪时是否也在考虑要不要成为上一代的下一代？还是要做自己的第一代？不可否认地，这个思考逻辑是回答“年龄”与“成熟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与面向；我不喜欢人家称我是“蒋家第四代”，我喜欢当我自己的“蒋家第一代”。为了我自己和我的下一代，我宁愿抛弃那“第四代”残留的政治贵族利益，从零开始去开创属于我自己的新天地。
将来不管我的事业有成，还是终我一生一事无成，以后我儿子问我希不希望他是“蒋家第二代”，我会毫不迟疑地回他说：“我希望你自己做你自己的蒋家第一代。”
不过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个人对“年龄”的看法，通常不是从“几岁”这个角度来看，而是从“还有几年可活”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说我病态、悲观、庸人自扰，但这就是我。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全家去海边（好像是野柳）游玩，父亲对我指着海边岩岸的海浪告诉我：“想要浪花美丽，必须用力地冲击岩石，虽然痛，但是值得。”那一天的情景，我是全忘了，但是父亲留给我的这一句话我却牢牢记住。
这些忘不掉的沿途风景将我的瞳孔染色，让我不断地以新的色彩看一样的事与物。如果你问我，我的人生观是什么？友柏是什么？我答不上来也讲不清楚。就像我用四种食用粉，面粉、稻米粉、芋头粉和蕃薯粉搅在一起，再搀入我独家的“蒋氏酵母”，放在不见天日摄氏四度的冷藏室里31个小时后，拿出来的那一块类似生面团的东西，你说它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无从命名，好像也不需要命名。
我记忆深刻的这几个故事，加上我对“年龄”的看法，就构成我目前的“人生观”。
这一块“生面团”接下来要用什么样的烹煮法来呈现，我自己现在也还不知道，就请各位朋友耐心等着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