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80多岁的“昔日烟王”上山下乡(一)



  编者按:

  褚时健,可称得上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具争议”的商界人物。

  他曾是全国最红的企业家,也是当年最大的贪污犯;他曾有过无比的威望和荣耀,后来却成了阶下囚。他曾创造了国企高速成长的“云烟奇迹”,出事后又引出国企高管“59岁现象”和国企领导的激励机制的话题。他作为一个企业家,所享有的荣誉难有人与其匹敌;他成为一个贪污犯,获得的无数同情同样也是前所未有。他风光时,无数人想方设法要接近他;他“落马”后,依然有很多人不远千里前往云南寻找他、拜访他。

  这就是褚时健。一个充满矛盾和传奇色彩的当代商界人物。若干年后,当有人书写中国当代企业史时,他是无法跳过的一章。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说:“‘褚时健现象’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转型时期的中国商界在法制观念和价值评判上的模糊、矛盾和迷茫。”

  但是,无论别人怎么评说,无论历史怎样书写,褚时健对这些早已漠不关心。现在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年过八十了仍然在为他所醉心的“商事”而忙碌。他不在乎穿着有油污的马甲见人,偶尔还会像个孩子一样,为自己还完种橙子欠下的外债而欢欣鼓舞……

  1999年1月,原红塔集团董事长

  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

  自那以后,褚时健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偶尔,媒体的零星报道中会有一些他的消息,或说他减刑了,或说他被保外就医了。尽管有关他的消息很少,但关注他、寻找他的人并不少。但远离商界的褚时健,早已习惯了深居简出。所以,许多记者专程到云南寻访,也难见其人。

  农历牛年前夕,《新财经》记者就有关烟草业大整合的话题前往云南红塔集团采访。采访任务完成之后,记者又多留了三天,想找找褚时健。

  2009年1月7日,记者在费了一番周折之后,终于打听到了褚时健的家。下午3:20,记者按响了褚时健家的门铃,响了三次,开门的正是褚时健。他中等身材,由于午睡刚起,面容有些憔悴,头发花白但还算整齐。他穿着厚厚的保暖内衣,外面套了一件棉马甲,上面还有一些油渍,脚上是一双棉拖鞋。记者有些诧异,很难将眼前这个普通的云南老头与“昔日烟王”联系起来。

  褚时健将记者迎进门,转身去沏茶。在客厅茶几的玻璃板下,记者看到了一张汇款回单——2008年5月15日,褚时健为汶川地震捐款3万元。客厅的墙上,挂着褚时健和老伴马静芬的照片,两人都很精神。想必,这张留影距今已经有些年月了。

  坐定后,褚时健拿出了一盒软包装的“玉溪”烟,递给记者一支,自己也掏出一支,点着后,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深吸一口,再悠悠吐出。记者表示想问几个问题。“你问吧!”褚时健的语气很爽快。

  采访就这样开始。

  “我就信我”

  “您信命吗?”记者直接发问后,也感觉以这样的问话开始,似乎有些唐突。

  褚时健看着记者,从嘴里蹦出四个字:“我就信我!”

  褚时健说,他是家中的老大,由于父亲去世早,很小就帮母亲操持家务,“生活很不容易”。正是生活的艰辛,磨练了他强悍的个性。据褚时健的好友说,褚时健在褚家拥有绝对的权力和威望。

 褚时健:80多岁的“昔日烟王”上山下乡(一)

  弟弟褚时佐对褚时健的评价是,“哥哥很敢”。褚时健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在一次战斗中,与褚时健同去的两个哥哥被打死,他不肯撤退,硬是要冲上去把哥哥的尸体找回来。这就是褚时健的胆识和勇气,也正是这等胆识和勇气主导了他人生的大起大落。

  革命胜利后,二十刚出头的褚时健当上了区长。27岁那年,他被任命为玉溪行署的人事科长。后来,他因与上司行署专员发生冲突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哀牢山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提及往事,褚时健已经不很在乎:“我这种人,脾气牛是牛些,没错就不认错。到哀牢山那一带好,我坐办公室坐不住。”

  女作家先燕云曾在文中写道:“如果没有1958年那场运动,时光造就的,大概是领导干部褚时健,而不是全国闻名的企业家褚时健。”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在哀牢山,褚时健先后做过糖厂、酒厂、农场、畜牧场、造纸厂的负责人。1979年10月,褚时健结束了在哀牢山近二十年的生活,接手玉溪卷烟厂,这一年他51岁。那时的玉溪卷烟厂很是破落,效益也很差,但褚时健还是来到了玉溪:“成功,我没想过。但对管理工厂,自信有七八成把握。”

  1981年,褚时健决定花260万元从英国引进一台设备。在当时,这笔钱可以买60台同样的国产机器。为什么一定要买进口设备?进口设备效率就一定高?如果有问题,谁来承担责任?

  褚时健向领导立下“军令状”:“干砸了我辞职!”

  当然,褚时健没有辞职。而且,他的胃口越来越大。1983年,他又提出贷款2300万美元,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卷烟生产线。这笔钱,几乎是当时云南省的全部外汇。按照当时的相关规定,若不能按期还贷,负责人就要被抓去坐牢。

  “只有褚时健敢”。褚时佐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这样说:“当时,大哥跑来找我,说如果出了问题,叫我帮忙照顾嫂子。”1985年,玉溪卷烟厂成功引进世界最先进的生产设备。

  褚时健没有进大牢,他成功了。短短几年间,他把一个资产只有1000万元的地方小卷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烟草王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褚时健领导的红塔年创利税200多亿元,占云南省财政收入的60%。褚时健掌舵红塔十八年,企业共为国家创利税近1000亿元。

  与此同时,褚时健也获得了诸多荣誉:“中国烟王”、“云烟之王”;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褚时健站上了他人生的最顶峰,他所受到的尊崇,是当代任何一位中国企业家所难以企及的。

  此时的褚时健,除了是云南省最大的“财神”,还成为许多人发财致富的“财神”。在当时,只要褚时健批给谁红塔烟,谁就能成为富翁。据说,在上世纪90年代,褚时健在“红塔帝国”内拥有绝对权力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话就是“圣旨”,身边人都叫他“老爷子”。

  1988年,褚时健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天安门城楼,同行的人问他:“老褚,还准备干几年?”正在兴头上的老褚豪迈地回答道:“人生六十才开始嘛!”

  事业上如日中天的褚时健,已经忘了退休年龄。而他,忘掉的又何止是自己的年龄?据《中国烟王》一书记载,1992年初,一位中央领导到玉溪卷烟厂视察,公司电视台经过精心制作了一盘录像,让正在挥动右手的褚时健遮掉了这位领导的一大半。这组镜头作为片头,播放了长达两年之久。有人看到这个镜头后,直摇头说:“这个褚时健,昏了。完全昏了!”

  褚时健的独断、霸道、唯我独尊见证了他的辉煌,也为他的“落马”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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