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些人随波逐流，对既有的东西只讲“变革”，不问它们是否有值得保留和坚持的价值。他们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简单化，片面化地要求社会制度和思想道德围着市场转，让市场和金钱去决定一切。有人提出，市场经济就是“利”字当头，“钱”字第一。他们认为这样的义利观才是开明的、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的。他们还主张用与市场相联系的“利”和“钱”的力量，去调整和改变社会中的一切，包括社会的 制度、组织、运行机制，以及政治法律道德诸观念。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用钱利第一的义利观去影响和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去左右人们的一切思想观念和行为。这种思想和理论，很自然地要否定传统义利观。当前，这种观点与社会上的求利大潮交相推进，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社会中的大事，不外义利二字。对此二字认识不清，处置不当，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要解决好义利观的问题，一方面应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另一方面应该虚心学习古人的智慧，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批判的基础上吸取传统义利观的精华，为我所用。 义利及其关系问题，在中国古代是各家各派都很关注的问题。但说到所谓传统义利观，则主要是指儒家及其继承者所推行的、在中国社会中实行两千年之久的义利观。传统义利观是古人治世和自律的经验总结，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 在传统义利观中，“义”和“利”两个概念是有界定的。一般情况下，“义”是适宜、应当的意思，制事得其宜，处己有其度，得利有其归，也就是义了，具体地说，就是符合具体实际情况的社会礼法和伦理道德标准；“利”是指个人的利益和好处，得之则厚其生，失之则速其死，这就是所谓的利了。人在社会中生活，总是离不开利益的，在取舍利益时又总会同时遇到一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在进行实际的选择时，就有一个以何种义利观为指导的问题。儒家认为，一利当前，先问应不应该得：如果得到它是合乎义的，就是把天大的利益拿过来也不算过分；如果是不合乎义的，即使大富大贵也应像看待天上的一片浮云那样淡漠。儒家主张的义利观是：义第一，个人之利第二；义为重，个人之利为轻；义为先，个人之利为后。在义与个人利益发生对立时，应保持义而牺牲利，不应为得利而牺牲义。个人对待利益，应该是“先难后获”，“先事后得”，“敬事后食”，即只能要通过劳动得来的利益。儒家把如何对待义利看成是区分高贵的人还是卑鄙的人的最后根据，认为以义为上者是“君子”，以利为上者是“小人”。这种义利观，可以用儒家大师荀子的话来概括，这就是“以义制利”。 但是，传统义利观给人造成的印象却是只谈义而不谈利。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儒家祖师孔子是“罕言利”的，那个使儒术在中国封建社会定于一尊的汉儒董仲舒也是讲“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语经班固修改）的。其实，孔子虽一生很少说利，做事只问是否合乎义，而不问对己有利无利，但他并不排斥和鄙视利。孔子在治世方面很强调“足食”、“足兵”、“富民”；在个人行为上，他也说如果富贵可求，即使做一个“执鞭之士”他也愿意。可见他不仅不鄙视利，而且还追求长远的、稳定平和的、既利于我也利于彼的利益。他所鄙视的利，只是那种以败坏道德正义而换取的私利而已。董仲舒虽然说过“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但他非常重视“为天下兴利”。在《春秋繁露。考功名》中，他还特别提出：“不能致功，虽有贤名，不予之赏。”可见董仲舒也是重于公利、怯于私利的。后来宋明诸儒适应开始走向衰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用仁义道德来束缚人们的思想行为，倡导“不谋利”、“不计功”和贵义贱利之说，并造成了一种空谈性命、空谈道德、君子不言钱的风气，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造成两面人格、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宋代功利学派和明清启蒙思想家批判了这种片面的义利观，力辨义寓于利，强调了义的“公天下之利”、“兴天下之利”的内涵，强调了利乃“义之和”、“义之效”，强调君子贵“义中之利”或“合义之利”，恢复并发展了先秦儒家以义制利的传统。由此可见，“不谋利”、“不计功”、“不言钱”而空谈道义，只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一种理论形式，并不能涵盖传统义利观的全部。 传统义利观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概而言之，主要有三：第一，传统义利观（尤其是宋儒的义利观）中，有因鄙视追求个人私利而漠视个人正当利益的倾向；第二，传统义利观（尤其宋儒的义利观）中，有因鄙视追求个人私利而漠视民众利益和经济建设的倾向；第三，传统义利观中所谓的“义”是有阶级性和历史性的，确切地说，它是维护封建阶级利益和秩序的，或者说这个义是封建阶级整体利益的反映。 传统义利观也有相当的合理成分，概括起来，也有三个方面：第一，它确立了正确地解决义利关系的基础原则，强调了以义为准，以义制利；第二，它所崇尚的义之中，也有一定程度上包含了人民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在内；第三，它重视人的精神价值和道德价值，并为人摆脱物的奴役和确立主体地位提供了根据和正确的途径。 传统义利观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是统一的，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有不同的表现。由于它是一个精华和糟粕并存的统一体，所以那种对之进行简单的肯定和简单的否定的态度都是不科学的。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在批判和清除其不讲利，不讲更不研究经济建设、空谈道义的局限性的基础上，充分地吸收其合理的成分，以建设新的义利观。 当前，传统义利观中以义制利的原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讲，还是可以适用的。这种适用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社会总体治理上，需要以义制利。义者，宜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个义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和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它体现着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无论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进行经济利益活动中，都应该不违背这个大义。否则，整个社会必然出现一片混乱。现在社会上不要义只要利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诸如贪污腐败、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抗蒙拐骗等等。如果这样的现象得不到制止，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将是后患无穷的。对于这一点，古人早就有过训诫。墨子说：“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天志下》）荀子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古，也适用于今。其二，就个体行为来说，也需要以义制利。人要生活，就必然需要物质利益。但人总是要在一定社会、国家、家庭和集体生活的，所以，就必须还要尽一定的政治的、职业的和道德的义务。如果一个人只要得利，不问其它，就必定是一个害群之马。以义制利，才是人成为人的基本保证。 在今天，指导人们行为的义利观不仅仅只是传统义利观的继承，还应该是它的变革和发展，这种变革和发展，体现在义和利的内涵、性质和特点以及义制约利的方式与传统义利观有根本的不同，还体现在义对于利的作用上的不同。对于这些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一些人完全置社会正义于不顾，利用各种手段丧心病狂地追逐非法利益。这种人的“利”如果得不到强有力的制止，改革开放的成果将被这些人毁盗一空。所以，吸收传统义利观中合理的内容建立社会主义的正确的义利观，并且使之深入人心，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是非常必要的。
